尉迟寺遗址位于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上世纪80年代前是个崮堆，崮堆上曾建有一座纪念唐代大将尉迟敬德的寺庙，故称尉迟寺。 1985年蒙城县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1989年秋季，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试发掘，经过1989-1995年和2001-2003年两阶段先后13次考古发掘，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烧土房址14排73间，墓葬300余座以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遗迹，出土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
“尉迟寺遗址在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凌凯介绍，尉迟寺遗址考古资料，不但填补了大汶口文化无完整聚落遗址的空白，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尉迟寺遗址由此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博物馆用整个二楼，基本还原了遗址挖掘后的场景。红烧土排房，是先民在遗址上留下的建筑。 “它既与前期的半地穴建筑有源的继承，又与后期的"宫室"建筑有承前启后的关系。 ”蒙城县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蔡宏光说，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房成排成组，每排每组的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柱、房顶、地面、灶址等部分组成。房子的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建筑结构以浅穴木骨墙为特点，采用挖穴、立柱、抹泥、烧烤四道工序建设而成。经烧烤过的土房，坚固、耐用、防潮湿，后来当地人模仿烧烤土房，却不能成型，可见先民之智慧。中国史前建筑研究泰斗杨鸿勋认为，这个近5000年前人类文明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
收藏轶事仿品也有不凡的“出身”
“蒙城历史沿革久远，加上期间行政区划变动等原因，有些文物虽不在蒙城，但只要对展现蒙城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哪怕是仿品也要请回来。 ”蔡凌凯说，只要能说清楚来源，能够证明蒙城的历史，文物在不在蒙城都一样，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除本地出土文物外，蒙城县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全国打听、收集与蒙城有关的文物线索、资料，以充实博物馆。
博物馆三楼独立展柜内有一特殊的展品——战国“蒙”字戈。戈长援，上翘，呈弧形，内平直无刃，尾圆，内中一长方穿；阑长过胡，阑侧三长方穿。 “蒙”字在胡部，为鸟虫书，字体狭长，作虎头鸟尾装饰。蔡凌凯介绍，亳州博物馆老馆长李灿撰写的《庄周故里考正》里，提到了“蒙”字戈与古蒙城的关系，蒙城的博物馆，非常需要这样一件展品。经多方联系，蒙城县文物局查到“蒙”字戈，现藏临泉县博物馆。经与临泉县联系，对方提供了一张“蒙”字戈的照片，下一步就是如何复制。
“蒙”字戈关键在铭文，不能用机器刻，要用商周时制作青铜器的模范法和失蜡法，同时要考虑热胀冷缩时铜与锡的比例，否则易断。联系河南省一家仿古工艺公司用模范法制作，纹饰简单粗犷，与原件相差甚远。后蚌埠一位制作匠人经过数次失败，终于成功复制铭文鸟书的“蒙”字戈。
2013年8月，皖台文化交流周在合肥举办期间，一位台胞表示其捐赠回大陆暂存于天津市武清区的32尊佛像、佛塔中，有一尊石佛塔塔身可能出自安徽。不久，武清区人民政府组织海峡两岸佛教文物专家对此石佛塔进行论证，认为石佛塔为盛唐时期亳州山桑县(今亳州市蒙城县)刘氏家族所建。
2014年3月23日，刘氏家族造石佛塔回归原乡，原件珍藏于安徽省博物院。经县文物局多方努力，省博物院同意提供一件原尺寸的复制品，用于蒙城县博物馆展示。由于文物体量较大，且表面有较为精细的浮雕及纹饰，蒙城县请专业团队对文物进行两次三维扫描，扫描完成后，根据扫描获得的STL点云文件，进行文物的虚拟的重建，获得完整的文物3D模型，作为造型仿复制基础数据。 2014年4月26日，蒙城博物馆开馆前，仿刘氏家族造石佛塔如期出现在蒙城，虽是仿品，却也成为蒙城元素的重要展品接受观众参观。
馆长说：
蒙城县文物局副局长蔡凌凯：对一个县来说，不建博物馆的理由有一万个，建的理由只有一个就足够了。近亿元的一次性投入，连同每年的维护运转费用，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再加上免费开放，如此规模的公益性质的县级博物馆并不多见，但博物馆的建成让厚重的蒙城文化有了载体，让观众们对于本地的文化可见、可听、可感受，这显然是建设博物馆的最大目标和成就。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文化工作者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与思想沃土。作为县级博物馆，蒙城县博物馆硬件上的巨大投入在同类型博物馆中相对领先，今后更要在提升软件上下功夫，在内涵丰富中动脑筋，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更好地展示蒙城的历史文化。同时，把博物馆办成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好地传承文化、弘扬文化，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最强音。
镇馆之宝：
“鸟形神器”
该神器通高59.5厘米，中部直径22厘米，底径14.4厘米。 “鸟形神器”是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最特殊的器物。器物匀称、端庄、稳重，主体造型的象形鸟形体和附加造型的抽象鸟冠饰合为一体，整个器物具有一种神秘感。据介绍，它可能反映了大汶口人的鸟图腾崇拜现象，或者是一件权力象征物，为氏族的首领所拥有，在重大的场合出现，供氏族成员膜拜。 “鸟形神器”的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图腾和祭祀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足镂孔器”
尉迟寺遗址继“鸟形神器”出土以后又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陶器。2003年11月出土于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的房基中。共出土7件，器物造型一致。该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12厘米、足长18厘米。为夹砂红陶，圆唇，长颈，球形腹，腹中部饰三个等距离镂孔，圜底部位附加七个锥形长足，腹部饰竖向细绳纹。从器物形状特征分析，七足镂孔器并非一种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虽然7个锥形足的长度大致相等，但由于附加在圜底部位，足的长度高低有错，可见不是一件平地放置的器物，应该与宗教有一定关系。七足镂孔器究竟如何摆放和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7个高低有错的锥状足和3个间距相等的镂孔究竟寓意着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葛新爱)
作者：武长鹏 葛新爱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