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边、外边和内边是明朝都城北京的西北屏障。次边居于前，外边位于中，内边处于后，它们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结为一体，构成了拱卫京城西北的最坚固的军事防线。[⑥]
二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从大都（今北京)退出后，先至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当时，汗权衰微，群雄四起。东起呼伦贝尔草原和额尔古纳河，西至天山山脉和准噶尔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均为蒙古各部分别占据。在辽东方面，有属于故元太尉纳哈出的势力，他拥兵20余万。在陕西、甘肃方面，则属于故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势力，他拥兵10余万。在云南方面，则属于故元宗室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势力，其治下有10余万军队。
元顺帝为了重新恢复元朝的政治统治，在军事上进行了部署：他居中指挥，以辽东为左臂，陕甘为右臂，云南为犄角，联络高丽，图谋开展全面反击。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朱元璋想要一举彻底“肃清”草原上的残元势力，尚有难度。客观的形势迫使朱元璋对蒙古诸部只能采取积极防御、间或出击的策略，这就是明朝修建长城的缘起。明人魏焕《皇明九边考》记载，自妥懽帖睦尔退出大都后，明朝“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天险以制诸夷”[⑦]，这说的就是明初修建长城的基本情况。
1370年（洪武三年），妥欢帖睦尔去世于应昌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称毕里克图汗，年号宣光，仍称国号大元，史称“北元”。蒙古骑兵经常进击黄河以北区域，致使明廷防不胜防，成为困扰明廷北边安全的重大问题。当时的情况正如章潢《图书编·论北龙帝都垣》所说：“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⑧]远在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1357年，朱元璋便接受了安徽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所谓“高筑墙”，就是筑城墙防守的意思。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进攻战固然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是防御战则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重要手段。明代修建“边墙”的实际效应，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防御措施，对于“倏来倏去”的蒙古部族进扰来说，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正如洪亮吉《历代史案》所云：“壮夫登高御寇，以一当百，以逸待劳。外防抄掠，内勤耕牧。罢游骑而减戍卒，开屯田以裕边储，省转运以宽民力。五年间不特省军需四千余万，而屯种所积亦可三十万石。若役军十万，半载可城万里。万里之内，详加开垦，十年生聚之，军民殷富，比户可封。筹边之策，最无善于此者。”[⑨]
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的当年（1368年），就着手长城的修建工程。[⑩]此后，在明朝统治的270多年中，几乎从未停止过修建长城和经营边防。史载，从洪武至万历年间，明朝先后十八次修建长城，最后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14600多里的万里长城。[11]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文物工作者曾对明朝长城作过局部调查，在丰镇隆盛庄东山角上发现一块石碑，其上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建筑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长贰千捌拾捌丈□□壹拾壹里陆□，烟墩三座。”按此碑文所载，内蒙古境内的“边墙”（简称“次边”）似建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继之，明朝又于建文帝年间(1399——1402年)修建了“边墙”(简称“大边”或“主边”)，即《明史·兵制三》记载的“建文中，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12]明朝的“次边”建于明初，它西据黄河东，北扼阴山，东面和南面与“大边”隔山相望，相互拱卫，是防御蒙古诸部骑兵南下的第一道防御线。《绥乘·要隘考》记载：“古长城其南境城址与明代外边，分山前山后，俗称二道边墙；其在清水河之南、偏关之北者，为明代大边。”[13]这条西起清水河，东到兴和县的明代次边，护卫着明代外长城，又是东胜卫(今托克托县)、镇虏卫(今和林格尔县大红城)、玉林卫(今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宣德卫(今凉城县岱海东)的前哨依托，也是保卫明京城西北部的第一道防线。明代“大边”即万里长城的主边墙，从永乐、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年间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都曾修建增筑，前后延续200余年方才完成。
关于晋蒙交界地段的明长城，《皇明九边考》有所记载：“北去镇城（大同）九十里为二边，又九十里为大边。各墙堡连络，以限边夷。后两边俱环，嘉靖十八年复筑五堡与二边。”《内蒙古和山西省交界处的明代长城》一文中对《皇明九边考》的说法作了补充，作者认为“此所谓‘大边’，是丰镇隆盛庄长城遗迹，俗称‘次边’。而所谓‘二边’，是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到崇祯九年都曾增筑或修筑过的主体城墙，俗称‘次边’。”这里所说的在丰镇县隆盛庄的“次边”遗迹，位于隆盛庄北，西经西沟、台子山、红沙坝，插入凉城，东经二道沟、双台山进入兴和县。[14]
根据《明史》记载，明代修建外长城当在建文帝年间。在内蒙古境内的外长城是明代大边的一部分，它东起兴和县，中经丰镇、凉城、和林格尔县，西抵清水河县的黄河岸边。因长城界于内蒙古与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右玉、平鲁、偏关县的交界处，故学术界又称山西长城。
三
明朝除了大规模修建长城，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防守区，把长城划分成九段管辖，当时称为“九镇”，各镇由总兵官率军驻守，驻防兵丁平时屯田和修缮长城，战时则依托长城作战。
九镇分别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内蒙古境内的明代长城属于九镇中的大同、山西、宁夏三镇管辖。《明史》记载：“自偏头(今偏关)、宁武、雁门，东抵平型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墩至东洋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紧，山西差缓；论短边则均为最急。此皆迩河套，譬之门阖。”[15]《明史·地理志》还谈到：“九镇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16]
上文中所言的“卫所”，是明朝特有的一种军政一体型的政治制度。卫所制度最初是一种军事性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余年，多所增改。”又云：“天下初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17]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卫所之上统以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据《明史》记载，卫所的设置先于都卫的设置，而都卫又先于都司的设置。卫所制度在于统制当地军马，修葺城池，它与府县的权限不同，府县则综理民刑钱谷。明朝初年定制，卫所与府县并设，意在军民分治，但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尽罢府县之制，统一改置卫所，以卫所统领民政与军事。惟独永乐七年（1409年）于辽阳、开元两地设自在、安乐二州而已，并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官以治理之。
明初，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统治者意欲恢复元朝的统治，屡次出兵进击明境，明朝也频频出兵回击。明朝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兀良哈部设置卫所，以共同联防抵御蒙古诸部。初期设福余外卫，以元裔兀良哈为都指挥使，掌管卫所事务。洪武四年（1371年）在河套东设东胜卫（今托克托县），其下属有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剌等五个千户所。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故元宗室辽王阿礼失里、会宁王、朵颜元帅府元帅归附明朝。明廷在潢水之北的临潢(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庆州(内蒙古巴林旗白塔子)一带，设置了兀良哈三卫，即泰宁卫(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朵颜卫(辽宁省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和福余卫(辽宁省彰武、康平县境)。以阿礼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以塔宾帖木儿为同知，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以海撒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又设置全宁卫，封故元知院捏怯来为全宁卫指挥使；又于达里淖尔附近设置应昌卫，封故元丞相失烈门为应昌卫指挥使。
1403年，明成祖朱棣利用兀良哈部参加“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就把宁王朱权徙封于江西，移大宁都司于保定，而把大宁卫(辖境约在今平泉、赤峰、朝阳等地)分给兀良哈三卫作酬报。当时兀良哈三卫所统辖的地界：自广宁前屯卫抵喜峰口，达宣化者曰朵颜卫；自锦州、义县历广宁至辽河者曰泰宁卫(或作太宁)；由黄泥凹逾沈阳、铁岭至开原者曰福余卫(或作伏余)。三卫各置都督二人，官为世袭；其下分置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与明廷互市通贡。每年给兀良哈等卫耕牛、农具、种籽和布帛等，让他们做明廷的“藩臣”。明制规定，每岁朝贡二次，以六百人为额。兀良哈三卫所在地，东西长千里，南北阔倍之。这块土地介于明代军事防御外线之内、内线之外的战略要地。明廷从立兀良哈三卫之后，自辽东的开元，历兴中、大宁、抱红螺、跨独石，直达宣府；再经宣府、大同迤西，直抵甘肃。沿线地势险要，首尾相援，设险修关、严烽墩、修墙堡，形成了巩固的军事防御线。
当时外线是山河并险，内线山河虽断断续续，但险处亦多。正统以前，兀良哈部和明王朝关系保持了稳定，明廷只不过是派遣都指挥或都督官于喜峰口、密云等处镇守，仅负责验放进出人员，无须多派其他官员。史载，明朝初期，由于疆域扩大和军力的强盛，可以和汉、唐盛世相媲美。明太祖驱逐元顺帝于漠北，统一了中原，通好女真，并于其地广设卫所。明成祖继承了太祖遗志，扬兵威于东北，置奴儿干都司于混同江东岸的特林，并立碑以记其武功；又“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18]当时明朝幅员之辽阔，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强盛是可以想象的。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军事上不谋远略，无安边通好四方之志，徒存老成持重之空名。此后，明代诸帝亦无雄才大略者。自成祖自动放弃大宁卫，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之后，继之兴和千户所沦失，致使开平卫孤立无援，明宣宗只好派阳武侯薛禄筑永宁卫五堡（团山、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廷徙开平卫于独石（在今河北独石口镇一带）。从此，明朝在塞北三百多里的地面成为蒙古族的牧场。因边镇的空虚，昔日军事防守第二线的宣府、大同等地成为前线要塞，蒙古游骑可直逼明朝边塞，首都北京也经常三面受敌。至此，辽东诸卫与宣府、怀来等地声息难通。随着蒙古族瓦剌部势力的膨胀，西边诸卫已名存实亡，明廷已无力抵挡蒙古兵的南下，致使发生了“土木之变”。因东胜卫孤悬难守，故正统时弃之，使蒙古骑兵南进的步伐基本无停顿，大同、宣府、雁门、延绥、固原、宁夏诸卫烽烟频起、关门洞开。
卫所兵丁的屯田在宣德年间已被官吏强取豪夺，尤其是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军官们，每每侵吞军土屯田，并驱使其为已代耕。更因管理屯粮的官吏不问年之丰歉，逼勒屯军按额纳课，军士不堪其虐，相继逃亡，致使卫所军力日益虚弱。
成化、弘治、嘉靖年间，明廷“复套”（收复河套地）与“弃套”（放弃河套地）两派的党争愈演愈烈，其结局则以“复套”派首领大学士夏言、兵部侍郎曾铣就戮于西市而告终。在此期间，还伴随着“筑墙”（修筑边墙）和“修堡”的浩大工程，每年糜费国家亿万两银，仅能收苟安一时之功。此时，明朝开始由盛转衰，且衰落情形日益加深。自明仁宗以后的诸帝，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个个都是萎蘼不振之辈，使明朝的统治进一步衰落，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残局，正如《明史·鞑靼传》云：“正统后，边备废驰，声威不振，诸部长多比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于中夏抗争，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19]最后，明王朝被农民战争所推翻，卫所制度和宏大的长城防御工事也消亡于硝烟弥漫之中。万斯同在其《明史乐府》中写道：“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板筑纷纷无时息，东方被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人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板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我闻汉人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万里筑垣墙。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20]
万斯同这首描写明朝修筑长城的诗，正是明仁宗以后“板筑”的真实写照；其中“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两句，真可谓入木三分，刻划出这一时期明廷“朝筑暮筑竟何利”的政治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长城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已变成名胜古迹，它装点着祖国的锦绣山河，使其更添风采和秀美，以饱中外游人之眼福。
【作者简介】洪昌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馆员。刘蒙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