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如今，若寻根问祖，许多中国人都把洪洞大槐树所在地作为自己的故乡。
走近洪洞大槐树下，令千万人向往的那棵大槐树却远无想象中的那么虬干繁枝，甚至连应有的沧桑感也找不到，与常见的汉槐并无区别。驻足细看，会发现它已然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是植根于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宗族观念。
在大槐树下，我还想到了庇荫这个词。自唐代以后，较之中原人、江南人甚至河对岸的陕西人，山西人好像特别幸运，先是晚唐时期涤荡南北的黄巢军绕过了山西，使百姓免遭一场洗劫。元末，遍布各地的红巾军，即使全盛时期，也只是“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除大同等少数地方外，山西再次幸运地免遭劫难，在一个叫察罕贴木儿的蒙古人统治下，竟然躲过了元末的战争蹂躏，在相对安定、风调雨顺的环境中走进明朝。当时的情形是“河南全省三干余里，仅存封丘、延津、偃师、登封等三四县；两淮南北，大河（黄河）内外，燕、赵、齐、鲁旧境，一望荒凉，人烟断绝；关陕地区，保全无几”（《中国通史简编》），“唯我河东，蕞尔而一方如故……察罕贴木儿公之为蒲也（为元贼守此）……耆老相聚而语之曰：‘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元·钟迪《河中府修城记》）。莫非这表里山河真的能庇荫山西百姓？
山西百姓的灾难是在新王朝初创之时，以一种流离失所、远离故土的方式开始的，而他们遭遇灾难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繁衍了相对稠密的人口。当他们聚集在大槐树下，步步回首、离开家乡时，就注定了要成为异乡人。
其实，山陕两地隔河相望，地脉相连，人气相通，遇到天灾人祸，最容易去的就是河对岸，根本不需要官方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与顾炎武齐名的清代大学者李因笃，先祖就是明代初年由洪洞移民到陕西富平的；陕西三原清代巨富李凤翅，其先祖也是明初洪洞移民；渭南孝义镇富商赵家、柳家、展家原籍都是洪洞县；渭北的板桥常家、大荔的八女井李家原籍也是山西。
陕北，尤其是沿黄河一带，民间普遍流传着祖先来自山西的说法，陕北各地方志、村志、家谱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吴堡县就把明以前的当地住户称为老户、明以后的移民称为新户。《吴堡县志》列出了该县主要姓氏的来源，其中1000口人以上的大姓薛、张、王、李、慕、宋、霍、冯、刘、丁、高，除慕、宋两姓来自河南，丁姓明代以前世居吴堡外，其余大姓都是明代以后从山西迁来的，光薛家就有一万人以上（《陕西历史人口地理》）。
后来我又去过陕西的两个著名景点，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党家村，一个坐落在厚重的渭北高原、舟船一样浮在黄土之上的古老村落，是令所有陕西人都为之骄傲的民居瑰宝。不等走进去，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鳞次栉比的村舍、精美古朴的四合院、磨光棱角的石板道，还有那祠堂、牌楼、文昌阁，无不让人想起山西、想起晋商大院。回去查看资料，果然，党家村三姓人家全部来自河对岸的山西。据《党二门家谱》记载：公元1331年，党族始祖党恕轩由陕西朝邑县逃荒播迁至此定居。再深入翻检会发现，原来，党氏祖宗原籍山西永济县陈村，南宋初年来到陕西朝邑。
党家村的第二个大姓贾家也来自山西，凑巧的是，贾氏始族就来自洪洞县。《贾族家谱》记载，贾族始祖元代末年来韩城经商。也就是说，贾氏始祖赶在大槐树移民的前几年就来到了陕西，要不然他可能会流落到河南、两湖或者其它地方。党家村除了党、贾两大姓之外，仅有一户杂姓，这户人家姓耿，也从山西移民至此，原籍山西绛州。
知道了党家村三姓人家的来历，就明白为什么这里与山西似曾相识，也会明白为什么两地的风俗是那么相似。
明清两朝的山西人以精明善断、会做生意著称，从河东往河西、从山西到陕西，带去的首先是民俗风情和生活方式，且不说都喜欢穿黑棉袄、包羊肚子手巾、住土窑洞、吃黄米糕，去过陕北绥德的人，都会觉得绥德话与太原话有几分相似，查过《绥德直隶州志》就会发现这种感觉没错，“绥德语言类太原、代州等处，与汾阳（今山西汾阳）、永宁（今山西离石）虽接壤，却不相唯也”。简单的记载，说明来自太原、代州的移民已经影响了当地语言。山西人为陕西带去的还有精明和生意经。渭北、陕北之民多矣，唯党家村党、贾两家，杨家沟村马家之富能彰显至今，就连以陕商为自豪的李刚教授所列的关中富商中，也有多人是山西移民。这些足以说明，即使在大河对岸，山西人不光能扎下根，还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