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一指是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既是山西地理坐标的形象指称，又是山西战略地位的精辟表述，更暗含了太行山和吕梁山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中共华北革命根据地史上的独特意义。尤其太行山作为华北的重要战略支点，在八年全国抗战中既是“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互呼应的支撑平台，又是“三种政权”（即中共根据地抗日政权、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交互渗透、激烈争夺的主要场域，亦是“四方力量”（即国民党中央系、阎锡山地方系、中共、日伪）犬牙交错、彼此博弈的展演舞台，这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态能够很好地诠释当时的各种权力关系并能整体地呈现中国的全国抗战史和全国抗战时期的中国史，更能彰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八路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国共两党再度携手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恪守承诺，随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改编并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年9月，八路军3个师主力相继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抵抗日军强大的正面攻势。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逐步进入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到1938年3月，山西主要地区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山西境内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干线，广大农村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吕梁山、太行山等山系为依托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并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抵抗遥相呼应，共同支撑了华北乃至全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而以太行山系为战略支点的各抗日根据地则是八路军的中枢根据地，八路军虽经发展壮大并向整个华北乃至华中地区迅速扩展，但以之为依托的各抗日根据地担当的基本角色及其领导地位未曾改变。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抗战期间始终转战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山地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均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因之被侵华日军视为建立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碍，日本华北方面军长期将之作为主要作战地区，企图从根本上捣毁八路军中枢指挥系统和消灭八路军主力。然而，太行山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八路军不仅未被消灭，相反越来越强，最终将日军赶出了太行山，赶出了全中国。
八路军与太行山人民“鱼水情”。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太行山各根据地抗日政权高度关切群众利益、密切关心民众生存和发展。1941年至1943年日军数次大规模入侵太行山腹地，许多村庄被摧毁，无数农田被破坏，大量牲畜、粮食被抢被烧，数以万计的百姓惨遭杀戮，但太行山每一个山头均使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被逐出太行山之后，边区政府即领导人民重建家园，将敌人破坏活动转化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先，所有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均实行低额津贴制，其中行政人员生活费和津贴比雇农工资还要低，彻底打破了“官贵民贱”的封建官僚制度。1943年7月，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专门强调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富民思想。9月，在晋冀鲁豫边区生产动员大会上，邓小平又阐述了开展大生产的意义，即“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我们不帮助群众搞生产，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我们就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的地步”。太行区政府根据会议精神提出每人开荒两亩的任务，并在劳动力组织和生产制度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调动部队和机关人员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深入基层，既改善了民生又改进了作风。据统计，1944年仅太行军区就开荒120042亩，所产杂粮、土豆、蔬菜及手工业和商业收入折合小米9709276斤，部队办公和杂支费全部实现自给。
中国共产党在激烈的战争状态下积极推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社会改革，边区政府将改善民生、珍惜民力与爱护民力作为政策制定的立足点，各项政策均以战争需求和根据地自身特点为依据，因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针对根据地农民负担过重、民众生活贫苦及商品经济落后的情势，边区政府领导人民进行合理减轻负担、实行减租减息、厉行节约、整理村财政、整肃贪污浪费、发展集市贸易等运动和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积极性。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先的信念坚如磐石。1942年到1943年，冀西、豫北、晋东南先后发生持续旱灾，疾病蔓延，蝗虫肆虐，人口亡失，耕畜减少，日伪军的疯狂抢掠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地群众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形势下，边区政府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领导群众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通过减免灾区负担、对敌粮食斗争、安置灾民移垦、实行以工代赈、开展社会救济等工作，根据地人民度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各根据地抗日政权又号召群众大力开展生产度荒，千方百计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在战胜自然灾害过程中，边区政府想人民所想，为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如1942年太行区减免受灾严重的六专区公粮675万斤，1943年又减232万斤。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拨款235万元、小米20万斤，组织灾民开渠修坝，在漳河两岸修筑了固新、清泉等大堤十几条，开辟滩地万余亩，开通22里长的黎城漳北大渠、26里长的涉县漳南大渠，增加水地6783亩。八路军总部在左权麻田修筑水库，将480亩旱田变成水田。这些水利设施既对太行山区战胜自然灾害发挥了非凡作用，又为之后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此外，太行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普遍开展节约运动，部队每人每天节约小米2两，地方干部节约4两，将省下的粮食全部救济灾民。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兵民是胜利之本”，根据地人民的人力支持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先后进行“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等数以百次的“扫荡”或报复性进攻，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残酷杀戮，“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成千上万群众投身抗日队伍。太行山上的人民群众将多年不用的矛枪、大刀、土枪、土炮搜罗出来武装自己，组织自卫队，打击日军，并踊跃从事诸如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运输等战勤服务。各地群众在山头之间、村庄之间设置诸如消息树和鸡毛信等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以使我方指挥机关及时了解敌人动向。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以破路拆墙为内容的改造地形运动，甚至将狗打死，造成“行军百里无狗叫”，以便八路军夜间活动。各地普遍建立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至1939年春全区参加这些团体的群众则在140万人以上。
民兵组织是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人力方面最重要的支持之一。太行根据地民兵是一支力量雄厚的群众武装，他们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以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是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各村群众在民兵保卫下，能够有计划地转移，能够在战争中坚持生产，而正规军则在民兵配合下进一步扩大了战斗的群众基础。太行区民兵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9月在八路军创建太行根据地时，太行民兵率先参加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和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等战役。在与日军进行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中，太行民兵全力以赴，他们在敌腹地攻据点、断公路、割电线、炸桥梁、袭运输，断给养，捕捉敌特汉奸，摧毁“维持会”，开展“双减”运动，囤积抗日公粮，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以无私奉献保卫根据地。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太行民兵一面利用手中原始武器抵御来犯之敌，一面利用当地地形地貌创造出诸如伏击战、围困战、窑洞战、麻雀战、地雷战等种种奇异战法，使日军屡屡受挫。据统计，北岳区民兵仅1943年就单独作战8165次，毙、伤、俘日伪军9832人；太行区民兵和自卫队八年间作战33716次，参战746716人，毙、伤、俘日伪军11409人。八年全国抗战中，太行区先后有117573人参加八路军。仅14万人口的武乡即有9万人参加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有1.4万名青壮年参加八路军等抗日部队，又有5300名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八路军第129师由进入太行山时的9000余人壮大到1945年9月的近30万人。
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太行根据地群众在自身财力物力十分困难情况下仍源源不断地供应抗战所需的大量粮食、被服和军需物资，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繁重的战勤服务。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使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充分保障。百团大战期间，晋中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储备干粮熟食、破路工具，肩挑人扛、牲口驮，支援过往部队或送往前方。据统计，仅战役第一、第二阶段晋中地区就出动民兵2万人，参加破击、运输、抬担架、当向导、送情报等任务；动员群众7万余人，征调牲口4500头，参加破路斗争；供应军粮1.4万石、电线杆1800根、柴草100余万斤、军鞋3万双、蔬菜2万斤、羊1000多只。在晋东南地区，民兵和群众参战支前工作同样十分活跃。如武乡民兵和群众万余人分赴白晋、正太、榆社等地参加支前活动，三专区提供战争用工767801个、米90040斤、白面197.8万斤、食盐48945斤、柴炭400万斤、饲料35万斤。
由此可见，太行山人民为坚持华北抗战所做出的奉献十分感人，为中国抗日战争所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走在了全国前列。太行山抗日军民在这里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难以估量。
（三）“太行浩气传千古”。“巍巍太行山，滔滔漳河水。”太行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奠基石，漳河之水则抚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期间，无论太行山上抑或漳河岸边，广大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大力发展生产，使整个太行山区变成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兵站基地”。同时，太行山人民亦因日军大规模进攻和报复性“扫荡”付出了惨重代价。
根据地人口资源损失。由于日军疯狂扫荡，太行山人民丧失基本生存条件，或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加入难民大潮；或因生活拮据病饿而死；或因之患上难以愈治的疾病，凡此种种，导致大量人口消耗。据统计，太行太岳区有8.49万人冻馁死、128.7万人沦为难民；黎城等25县有103949人死亡，67215人下落不明，294472人沦为难民，40502人成为鳏寡孤独，417805人因战争破坏患各种疾病。
战争中，日军对无辜平民进行杀戮与摧残，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据统计，太行太岳区惨遭日军杀害25.6万人，被拷打163.6万人，致残9.26万人。日军除直接杀戮与摧残外还为供其所需大肆掠夺根据地人口，其中太行区被掳壮丁48.8万人，太岳区被掳9.3万人。
日军大规模构筑各种军事工程和强征民夫从事各种服务及因战事误工消耗劳力更惊人。据统计，上党区日军修建军事设施耗去民工533129511个，战后平毁消耗63805037个。日军每次“扫荡”都强征大批民夫服务，特别1941年后每次出发所带兵力与民力几乎相等，甚至民力超过兵力数倍。据太行区统计，日军历次大“扫荡”消耗劳力2636400个，而善后整复消耗15454万个；1938年至1945年，民兵自卫队反“扫荡”消耗劳力13563469个，战勤服务消耗2.4亿个。
根据地物质财产损失。日军为巩固在占领区内的殖民统治，修筑了无数军事设施，这些设施占用大量良田沃土，又因大面积土地被分割破坏或荒芜或肥力下降，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民失去衣食之源。据统计，上党区日军修筑军事设施占地113889.6亩，估计产粮1979032.41石，其余土地因战争影响亩均减产0.31石，每年减收粮食222050509.6石。个别县份因战争荒芜土地惊人，如榆社3400亩、昔阳18900亩、和顺151700亩、榆次52600亩、武乡3200亩。八年间太行区日军修据点侵占土地6350亩，修碉堡侵占7260亩，修炮楼侵占6477亩，仅此即达20087亩。
日军一方面大量占用或毁坏土地使粮食生产受损，另一方面则对粮食进行直接抢掠。战争初始日军气焰嚣张，见粮即焚毁，民间数十年积蓄化为灰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战局扩大，日军军需供给紧张，粮食日感紧缺，极力贯彻“以战养战”政策。据统计，八年间日军在太行区烧抢粮食12056100石，征派49387962石；在上党区烧抢280801808.7斤，征派381048478.6斤。
日军每次扫荡必大肆掠杀牲畜。据统计，八年间太行区损失牲畜279774头，上党区损失147750头。焚烧和毁坏民房亦是日军报复根据地人民的主要手段。1939年，日军发动“九路围攻”，辽武公路沿线民房被烧毁者十之八九。据美国人白修德等描述:“日本人刚过去，他们在乡下留下了到处焦黑的破坏的痕迹，有时骑马走过许多烧光了的乡村，走了一整天，只见一堆堆的废墟。”“荒山野地之间，有时忽然站着一所孤立的茅屋，屋顶已经倒下了，木头烧焦了，在无人地带站立着，成为荒凉的象征。”八年间，太行区损失房屋2262688间，上党区损失531747间。其他财产损失亦莫不如此，八年间太行区人民损失被服30275145件、家具等财物17990079603元、工矿业109624538000元、商业8544662864元。
太行儿女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牺牲，但这些牺牲并未摧毁其民族自信心，相反却演绎成一部同仇敌忾、愈战愈勇、愈战愈强的英雄史诗。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顽强拼搏，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赢得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原载：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