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泽中学（今泽州县委党校所在地）是晋城党团组织的诞生地。
“大家知道晋城‘红色三杰’分别是谁吗？大家了解他们的革命事迹吗？”4月20日下午，晋城新时代理论宣讲快车开进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村，走上舞台的宣讲员宋喜俊向观众抛出一连串问题。“‘红色三杰’分别是晋城籍第一个共产党员周玉麟，晋城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者陈立志，晋城本土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孔祥桢！”台下观众异口同声地说。“大伙儿说对了！咱们晋城是山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5个地区之一，巴公则是晋城革命的发祥地。‘红色三杰’就是从巴公走出去的杰出共产党人。他们为晋城乃至晋东南党组织的创建及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红色三杰’是晋城最初始的红色基因，他们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材，必将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一问一答中，宋喜俊满怀深情地向大家讲述了“红色三杰”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
晋城新时代理论宣讲快车开进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村，宣讲员宋喜俊向大家讲述了“红色三杰”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
“红色三杰”是晋城最初始的红色基因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乡村山耳东，欢迎来到泽州县党史党魂教育基地。”面对参观者，讲解员认真仔细地为大家讲解：“这个地方是山耳东村的农民文化宫，党史党魂教育基地就是巴公镇党委、政府在文化宫内设立的，共两层1400多平方米。”
教育基地由“序厅”“晋城早期党史展”“周玉麟陈立志事迹展览”“思想客厅”“孔祥桢事迹展览”“多功能厅”6部分组成。对于当地人来说，教育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晋城“红色三杰”纪念馆。
为何称之为晋城“红色三杰”纪念馆？
进入“序厅”，从正面映入眼帘的是一组三人雕塑，右边是周玉麟；居中者是陈立志；左边是孔祥桢。
周玉麟是山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陈立志和周玉麟一样，是在太原上学时入的党，是山西早期的共产党员。周玉麟、陈立志是巴公镇山耳东村人，孔祥桢则是巴公镇北堆村人。从巴公走出的“红色三杰”，为晋城乃至晋东南党组织的创建及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晋城最初始的红色基因，是晋城革命的播火者，晋城党组织的开创者。
孔祥桢故居。
巴公是晋东南地区革命的发祥地
晋城党组织的成立，是“五卅运动”的直接结果。1925年，太原市民声援“五卅运动”，晋城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当时，已入党的陈立志组织“留并学生会”募集2000块银元，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五卅运动”后，晋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晋城开始有了党的活动。
山西省立一中是山西党组织的诞生地，彭真、贺昌、高君宇等均在此入党。晋城的周玉麟、陈立志等山西早期党组织成员都是在省立一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玉麟、陈立志利用假期返乡机会，将马克思主义带回到晋东南，成为晋东南地区革命的播火者、党组织的创建者。很快，继太原之后，晋城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晋东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晋城也成为山西最早建立地方党组织的5个地区之一。
作为山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周玉麟、陈立志等人对晋城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巧的是，长治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者孙新，也是巴公人。原来，他是从晋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去长治创建了党组织。从这点上来看，巴公在晋城党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晋东南地区革命的发祥地。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在回忆山西建党初期时谈到了自己的同学周玉麟、陈立志，称二人是晋东南党组织的领导人。
经过对大量权威的党史资料进行梳理，晋城最早的部分党员都是在1927年之前入党，许多党员都是经周玉麟、陈立志直接和间接发展起来的。
陈立志被捕后的关押地。孔三保（右下）曾给陈立志送水、喂饭、抬脚镣。
由陈立志介绍入党的时逸之，是继陈立志之后，晋城党组织的第二个核心人物，晋城早期党史都是根据时逸之的回忆来写的。
晋城的革命中心在获泽中学
在晋城市区北大街临街西侧，是泽州县委党校所在地，该校是在获泽中学原址上修建的。
1902年，官办的泽州府中学堂设立，这是晋城最早的中学，也是山西最早的中学之一。1913年，泽州府中学堂改名获泽中学。
当年，晋城的革命中心就在获泽中学。这个地方当时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成为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的一个据点。在获泽中学读书的孔祥桢也是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泽州县党魂党史教育基地，有陈立志的一张头像照片，这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照片，是在省立一中求学时照的。
1927年1月，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在获泽中学成立，陈立志任书记。
根据史料，晋东南党员代表大会以及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就是在获泽中学教室里成立的。
晋城地执委成立后，领导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大德针厂罢工斗争，这是晋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第一次斗争。最后，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条件，提高了日工资，缩短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工作条件，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除工人斗争，阳城郭峪、泽州东常村、南马匠、巴公也发动了农民斗争。在东常村，开展了晋城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次农民运动——正月十五“提灯会”游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晋城党组织遭到破坏。1927年秋，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派时逸之到晋东南各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并开展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当年11月，组建中共晋城特别委员会，时逸之为书记。中共晋城特别委员会（后简称“特委”）同时也是晋东南特委，长治的党组织比较薄弱，一直受晋城党组织领导。
特委成立之后，吸取了地执委被破坏的教训，转入隐蔽工作，每位领导成员都规定了化名，当时特委同临时省委的联络代号为“唐僧伟”。（“唐”指山西，“僧伟”是“省委”的谐音，因为山西是唐朝的发祥地）。
1928年4月，时逸之召集党员在家中秘密开会时，被国民党抓捕。经受严刑拷打，被捕党员宁死不屈，后被关在山西省第一监狱。此后，晋城的党组织活动一度陷入停顿状态，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恢复。
1937年，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给晋城的党员、群众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首任晋城中心县委书记是赖若愚。
周玉麟：首位晋城籍共产党员
纵观晋城早期党组织的历史，“红色三杰”的地位举足轻重。
1924年，周玉麟在山西省立一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位晋城籍共产党员。1930年，他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不仅是山西党团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还是马克思主义在晋东南的播火者。
1906年，周玉麟出生在巴公山耳东村的一个商贾之家，父亲去世后，靠母亲和兄长抚养长大。
个子不高的周玉麟，比陈立志、孔祥桢小两岁，但却是3人中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周玉麟16岁考入山西省立一中，结识了彭真、贺昌等人，并加入了高君宇创立的“青年学会”。从此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太原，周玉麟参与领导了很多革命斗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25年的“反房税”运动。作为组织策划者，周玉麟走在反房税运动的最前列。这场斗争最后以胜利告终，但他也受了伤。回到学校后，同学们询问他的伤情时，周玉麟说：“革命不能怕流血。”
周玉麟还参与了太原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后来，他被山西党组织选送到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开办的党校训练班参加学习。而他们的老师就是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
1926年，周玉麟考入山西大学继续学习。当时，山西的国民革命运动已开展得轰轰烈烈，于是他离开学校，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中共太原地委是山西省委的前身，担任中共太原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时，周玉麟将发展党组织作为中心工作，并与陈立志利用假期返回晋东南开展建党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带回了晋城。
作为晋城最早的共产党员，周玉麟又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这些晋城的早期党员后来都为晋东南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玉麟故居。
周玉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太原以南的大片区域。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他始终坚守信仰，不顾个人安危，奔波在山西各地开展革命工作，恢复重建党团组织。
1928年2月，山西省委在霍县城外北顶庙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周玉麟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会后，他又根据省委指示，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晋南传达霍州会议精神。4月，在新绛传达霍州会议精神时，他被叛徒诱骗至城内的火神庙，遭到逮捕。
敌人期望从他身上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