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陕西行，因行程安排之故，只及凭吊汉唐遗迹，未履周原故地，所幸这次采风活动使我了却遗憾。
《史记·周本纪》首句以“周后稷，名弃”开篇，《史记正义》注曰：“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即周代称“周”，系以地名。狭义周原，在宝鸡岐山一带；宽泛些，可将以岐山为核心的数百平方公里包括在内。中国王朝史开端期的夏、商、周，在儒家眼里具有典范意义，统名之曰“三代”。只不过，夏代至今从文献和考古上尚未完全落实；商代虽然确定无疑，但对后世的影响，实已寥寥；唯独周人所创周代，无论文化或制度，咸泽被至今，与三千余年之后的我们息息相通。某种意义上，我们若谓周代为中国文明的基石，谅无不妥。
这正是三年前陕西之行止步于汉唐的遗憾处。汉唐，固我华夏鼎盛夺目的时刻，然而从饮水思源的角度说，作为中国人，更难抑制的思念应在周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圣人此语，深烙心田，每每呼之欲出。《诗》《书》《礼》《乐》《易》，再加上《春秋》，中国这些基本典籍，全是周代的制作。然而，不论我们于书中所得周代文化触染，如何盈人眼目，终究都限于纸上，只是无声无臭、缺少温度的文字，难以予人切身之感。
记得那次在汉长安城故迹，直面浑厚的未央宫夯土墙基，瞬间竟将心中一个存乎多年的中西文明“土”与“石”之惑释放开来。西方早至古希腊晚抵中世纪，有诸多千年以上建造留诸今世。反观中国，开化较彼实早，但逾乎千年的地上筑构凤毛麟角，即有所存，往往亦是由欧洲经印度“二传”中国之佛教石刻。所以如此，直观而言即因中国惟擅土木、西方则长于巨石之作。对此我一直思之难解。虽然技不如人或工具不利，是最易想到、也最懒惰的解释，但稍有历史常识及理性，皆知断非因此。此困惑，当我伫足未央宫遗址，细睇足足经历了两千二百年以上风雨吹打的逐层夯实的土基层数时，终于涣然全消。过后我记其感受曰：“心灵忽有悸动，蓦地觉着，中国许多事情，根源或都在于对‘土壤’一物有着本质的眷迷。”换言之，土作而非石作，根本是发乎文化天性的主动选择，是中国情怀的体现。若非亲临未央宫夯土实迹，困惑大概仍无缘开解。
我欲从周原找寻的灵感，便类似于在汉长安城之所得。顾颉刚先生谈王朝五德始终说，讲到汉人曾为本朝属水德还是土德彼此争执，一度定为水德，后又改为土德。我在未央宫遗址想起此事，暗暗赞同了土德派。无独有偶，此番踏访周原，又油然地唤起了五德说的联想。本来，阴阳家们认定，“汤以金德而克夏木，文王以火德而克商金”。此时此刻，我却以一己之念固执地认为，周并非居于火德而当属金德。为什么呢？实在是受到了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太强烈的刺激！宝鸡市有一座青铜器博物馆，规制宏伟，我走近它时，恍然想起昔年在比勒陀利亚参观的先民博物馆，两者气象颇有其相似处。入内，整个大厅环抱式延展，高达数米的环壁铺满图案古朴的古铜色饰板，起初我们都以为那些饰板只是塑料或别的什么现代装修材料，岂知女讲解员告知，所有饰板俱系纯铜质地，由浙江匠人一锤一锤手工打成，共万余片。我们不由为之咋舌、愕然。然一入展厅内部，这点咋舌与愕然又不算什么了。此地的确有如一场青铜器盛宴，绝品名器接踵呈现、扑面而来，举如逨鼎、逨盘、伯格卣、秦公镈、何尊、墙盘、胡簋、折觥，其中经国家公布禁止出境的展览文物，便有好几件。这时，旁边陕西作家吴克敬对我说：彼乡扶风县，从前农民经常一锹下去，就能挖到青铜残片，他自己亦曾有此经历。步出博物馆，回味所睹所闻，真有如梦中。大美青铜，不单淹没了我，也淹没了我对周原的全部感知。正如访未央宫遗址后，曾拈出一个“土”字，来认定以对大汉气象的体悟；此时，我毫不迟疑地以一个“金”字构建了心中关于周代的核心印象。
周原史脉之悠、文物之盛，令生为皖人之我愧汗不已，我特意查过古地图，西周初创，江淮仍是“化外之地”，连个国名亦无。此行还曾遇一奇人——禧福祥董事长王延安先生，雅嗜文墨，且擅馔炙，亲自做油泼面以飨我等，专业程度不输大厨，更奇的是他还身兼西安市乒协主席。行路也如读书，广见可以博闻，信然。
李洁非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1月18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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