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者的疆域——邯郸峰峰响堂山石窟访“赵响堂”
文/宁雨
（一）
“是响堂石窟成就了你，你也成就了响堂石窟。对吗？”
赵立春含笑点头称诺。
——当时，我从自己采访对象眼神里判断，他完全明了我问话的意味。这个细节，我郑重地写到了采访本上。
赵立春与响堂石窟结缘，如有神谕。
作为当红高考体系中的逆子，赵立春连考场的门也没碰过，就直接飘到了社会上。1988年，他21岁。那年，他的家乡邯郸峰峰和村镇，突然来了一队神秘的北京人。他们的目标是与和村毗邻的北响堂山——一座当地人烧香礼佛、求子求福、祭祖、还愿才去上一趟的荒山。那些人看起来既不是香客，也不像是随便的旅行者，每天早出晚归，对着山上石头洞子里的“爷爷”“奶奶”像又量又写又画，时而用奇奇怪怪的词语交流着，语调和眼神充满愉悦。
就是这些神秘客人、中国石窟考古界重量级人物——北京大学宿白、马世长教授带领的石窟考古队，影响了一个毛头小子的人生方向。那些天，赵立春像着了魔。他跟在教授们屁股后头，看着，听着，用心记着。一切都是懵懂的，一切皆是神圣的。相守了21年的响堂山、石洞子、还有那些石头刻的神们，突然之间陌生起来、迷离起来，而后又亲近起来。
朦朦胧胧地，赵立春感到，他的心正奔向一扇若有若无的门。似乎他对学校生活的背叛，他的东奔西突，都是为了寻找这扇门。而这扇门，也在悄悄等待他的到来。
这一年，没上完高中的赵立春，却被中国石窟研究的奠基人宿白教授相中，召到北京大学石窟专业研修班学习。那个班，学员12人，老师也是12人。除赵立春外，其他11名学员都有副教授以上头衔儿。研修班为期3个月，主要学习内容是，把考古学方法移植过来，进行石窟类型学的断代、分期等等，宿白亲自授课。
今天，站在中国北方石窟研究的一个高点上回眸往事，作为学者的赵立春很坦白地对我说，其实当初的研究方法，只适于起步阶段。但正如所有能够影响人类的思想、方法，都易于认识，却难于发现一样，宿氏方法对中国石窟研究、对赵立春个人，都有着开蒙的重要意义。
赵立春永远也忘不了宿白那句话：“你回去后，能把响堂山石窟研究了，你这一辈子就没白来！”
一辈子是多久，没有答案。从1988到2009，是赵立春人生的又一个21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开放、最繁荣，最多机会、也最多诱惑的21年。凭赵立春的天资颖慧，他完全可以依托家乡丰富的资源经商下海，成为一方巨富；或者下点小功夫，混个把文凭，转干，升迁，走走终南捷径。但他偏偏是八杆子打不回头的犟羊（赵立春属羊，所以我称他犟羊），盯上了石窟研究这片草，别的草再香再美，他似乎也视若无睹。
21年，从青葱到不惑，赵立春把一颗赤子之心交付响堂石窟，响堂石窟也为他洞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门。
（二）
响堂石窟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曾对其进行为期7天的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书，那是有关响堂山石窟最早的著作。50年代，响堂山石窟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学者的学术性调查也开始起步，可惜所有资料在文革期间全部散失。一直到80年代后，随着国内石窟研究的崛起，响堂才再度进入学者的视野。没有专业知识、没有研究使命的乡村少年赵立春，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一头扎进一个与现实生活很遥远的领域。
“那时候，一篇学术文章要花几年、十几年的功夫。单位连《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都没有哇。我之前的老文保人，称呼那些石刻造像，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就是‘某某爷爷’‘某某奶奶’。”谈起往事，赵立春的嘴角总是浮着淡淡的、有点诡谲的笑，像是讲别人的故事。然而，透过那些平淡的、诡谲的叙述，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艰辛，一种孤寂。
赵立春的朋友、峰峰籍作家城市更夫曾带我参观南响堂石窟——一座距北响堂山石窟15公里的石窟寺院，坐落于峰峰彭城镇滏阳河畔。它与北响堂山石窟以及小响堂石窟共同组成响堂石窟群落。远远地，指着一座古旧的殿宇，更夫对我说：“立春年轻时就在那儿住过，那时，他以庙为家。”
我了解，任何一门基础性研究成果，都是几年几十年冷板凳儿换的。而石窟考古，就是一天又一天去跟那些冰冷的石刻打交道，去跟那些幽暗潮湿的洞穴相守，然后到那些多少年没人翻过的故纸堆里找寻蛛丝马迹的研究线索或依据……这该是冷之又冷的！我佩服年轻的赵立春能够坚守这份冷，然而一个青春少年为了自己选定的人生方向，去住在庙里，我还是十分震惊。
但赵立春应该感谢那段住庙的清净时光。或许就是那日夜交替的清净、纯粹，帮他完成了对一门学科、一种文化的皈依，甚至帮他确立了一个当代新文人的精神维度。
不知道经过多少日子，赵立春在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迎洞、嘉靖洞、无名洞、大佛洞、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加洞、力士洞、千佛洞等16座石窟进进出出几多回，才探寻完每一个隐秘的角落，对450余龛摩崖造像、大小5000余尊造像，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熟谙于心。这期间，他完成了石刻造像的剥离断代、洞窟形制及开凿年代、石窟造像风格、大面积刻经等多个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发表多篇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令赵立春颇为自豪的是，当今响堂石窟研究的原始资料，基本都是从他手里出来的，而他关于石窟开凿的“东魏说”战胜“北齐说”，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他关于石窟刻经与北齐地论学派的关系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
因了这21年，而今他在常人眼里，可谓硕果满枝，荣耀满身。什么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北方散点石窟编委，青年学者，文化散文家，峰峰磁州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峰峰矿区政协常委，邯郸市政协委员……石窟研究界干脆叫他“赵响堂”，而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采访写作的女作家梅洁则说，“赵立春，是峰峰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这21年，赵立春完成了一个中国新文人内心世界的重构，完成了一次灵魂的皈依。对，“中国新文人”，这是赵立春为当下一种新社会角色的命名，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他解释说，“新文人，区别于一般文人的感念，要有责任感、有担当精神”。
（三）
“板凳甘坐十年冷”，是赵立春当初研究响堂山石窟艺术的真实写照，而现在，赵立春的身边不再冷清。
“学而优则仕”，历来是我们国家对学者的一种奖励方式。赵立春现在的行政职务是峰峰矿区文化馆响堂山风景管理处副处长。管理处，不仅负责南北响堂两处石窟群的日常保护，还有经营旅游产业创收的责任。旅游接待、票务管理、园林安全，50多名职工的工作安排、学习进修、经济收入，都要赵立春操心（一把手年龄大了）。
我们去响堂山采访那天，正值庙会文化节，上山的香客、游人摩肩接踵，从山下的景区停车场开始，就“堵”得厉害。据说，每逢庙会从半夜12点就有信众在景区门口叫门，还有信徒干脆在山上一住半个月，就睡在洞窟中。人一多，2000多公顷的山林就成了大问题。赵立春通过做工作请来了民警帮忙维持秩序。一天中，他左手拿步话机指挥调度，右手则不断接着座机电话，桌上的手机也不时打进来。
处理林火、熟练地开“白条票”或者拉下脸很不讲情面地把一些来访者逐出门……对于这一切，赵立春应对从容，甚至给人感觉有些官场的油滑劲儿。这让我很难把作为“处长”的赵立春与作为学者的赵立春联系在一起。然而，与人情、琐事天天搅和在一起，是任何一个行政管理者无可逃避的，赵立春也不例外。
工作之外，赵立春是个很好交往的人，日日胜友如云、高朋满座是假，与文人雅士的“哥们儿”街头小酌、不醉不归倒是常事。
采访中间，我曾暗暗猜测，“功成名就”的赵立春已不复是那个甘坐冷板凳的特立独行者，他已经习惯于热闹、习惯于在一些圈子一些场合充当“意见领袖”。
但那天晚上，酒酣耳热之后，赵立春当着我和我的同事，也当着他的文友们，很郑重地说，他依然是孤独的，没人懂得他的内心。他说，他一直是一个文化行者，从响堂山石窟到磁州窑文化研究，再到邯郸古村落考察，甚至走得更远，包括河北古定窑文化研究等等，没有停歇过。
赵立春，已经不满足于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这片领地，他的涉猎越来越广博。我不知道，这对他个人，是喜是忧；对亟待深化的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又是喜是忧。一个文化行者的疆域，由他自己选择；一种石窟艺术，不能只寄托于一个人身上。作为一个同代人，我只希望赵立春一路顺利，不辜负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