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左权（右一）
“此时，我姥爷可以说是一人承担起了指挥队伍突围的重任。因为只有他知道正确的突围方向。他就像一面旗帜一样指引着大家前进的方向。”
据沙峰讲述，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护送彭德怀突围后，又返回来找到左权。他拉着左权的手，要求左权立刻跟着他先突围出去。但是左权坚决不答应，他用枪顶着唐万成的头说：“我有我的职责，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并要求唐万成立刻追赶彭总，保护彭德怀的安全。左权再次放弃了保护自己的机会。
转移过程中，左权在检查队伍时发现一机密文件箱不见了。如果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日军手中，对八路军将是致命的威胁。于是，左权赶紧叫他的警卫员郭树宝回去找。郭树宝觉得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他绝不能离开首长，提出让另一名新派来的警卫战士小张去找。但左权坚定地说：“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你熟悉情况，他还是新战士。不要为我担心，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郭树宝只好服从命令了。
沙峰记得，郭树宝后来每每回忆起此事都遗憾不已。如果当时他这样有经验的警卫员留在左权身边，炮弹炸响时，他或许第一时间就能保护左权的安全。
在向十字岭前进的路上，左权还一直拉着当时身为机要科的机要员罗健，同时跟随的还有6位机要科的女同志。她们都是不到20岁，没有战斗经验，遇到敌人的炮火就趴在地上不敢起来了。左权之所以要亲自带着她们就是要保证她们的绝对安全，不能让她们任何一个人落入敌人的手中。因为她们都掌握着部队的密电码，一旦落入敌手，对部队来说将是致命的。也正是左权这样的保护，突出敌人的包围后，机要科无一人伤亡。
罗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罗健奶奶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上连续几日的突围转移，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姥爷一直拉着她前进。路上罗健奶奶还不小心滑进了沟里。姥爷赶紧叫上警卫员一起把她拉上来，但她还是受伤了。这时罗健奶奶跟姥爷说：‘14号（红船编辑部注：当时左权的代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
考虑到还要指挥大部队，不能耽搁。无奈下，左权对罗健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儿派人来接你。”便先往十字岭前进了。到了十字岭下，左权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红军战士来帮助罗健。那位老战士连拉带拽地把罗健带到了十字岭上，只要再通过一座小小的山头就可以冲出包围了。眼看前面30多米远左权正在指挥大家翻过山头，罗健准备上去报到，敌人的炮弹袭来了。这时左权做出了最后一个决定，他大喊：“卧倒！”叫身边的人赶紧趴下躲避炮火，他还趁势去扑倒了一旁的警卫员小张。因为这一系列的举动，左权的动作慢了，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左权当场牺牲，而被他扑倒的警卫员小张安然无恙。
当沙峰向红船编辑部讲述上述左权的牺牲经过时，他的眼眶不知何时已经泛起了泪花。
“这一个个决定，姥爷时时刻刻考虑的都是别人的安危，都是自己的职责。在他心中这一切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每次选择的都是把危险留给自己。”
牺牲的过程，40年后才被公开
左权牺牲后，其遗体由当时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小张和北方局党校三名党校学员李锡周、李克林和穰明德掩埋。第二天，他们四人找到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把左权的配枪和遗物一起交给了彭德怀。彭德怀面对窗户、背对大家，一向性情刚烈的他潸然泪下。当王政柱把左权的配枪递给彭德怀时，彭德怀把枪推了回去，让王政柱保存。解放后，王政柱将这把手枪交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现在仍作为一级文物展出。
左权配枪（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实际上，作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左权牺牲的消息直到一周后才被公布，并且组织规定知情人要严格保密。因此，左权牺牲的过程，一直到1982年，才由当年身为机要科机要员的罗健（红船编辑部注：罗健后成为王政柱的夫人）讲述了出来。
“日军当时以为1942年5月25日合击的是一二九师的师部，并在战报上大肆吹嘘。为了对敌人斗争的需要，不助长日军的嚣张气焰，最开始公布姥爷牺牲是在他真正牺牲时间的一个礼拜后，也就是1942年6月2日的一次对敌伏击中。罗健奶奶和所有当时知道姥爷牺牲的人都得到命令不许提及此事，于是罗健奶奶把这件事埋藏在心里几十年。”
1982年5月，为纪念左权牺牲40周年，报社记者采访到了王政柱，王政柱说他当时掩护彭德怀先行突围了，而罗健当时在左权身边，罗健这才讲出了这个隐藏了40年的秘密。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左权牺牲的过程，近几年在网上出现了很多“亲历者”、“见证者”的报道，纷纷指出自己或自己的父辈曾见证了左权的牺牲。孰真孰假，曾引发了诸多争议，沙峰对此颇为无奈。他认为，一些后代在听父辈讲述时，或许是时间久了出现记忆偏差，理解错了历史事实，情有可原，但对于毫无底线杜撰的“现身说法”，他坚决抵制。
“这是在误导大众，更是对英雄的不尊重，对历史的不尊重。”沙峰说道。
在红船编辑部镜头前，沙峰讲述姥爷左权的事迹
“1982年，我和母亲真正走近了左权”
左权牺牲时，沙峰的母亲左太北仅仅两岁。就在牺牲前不久，左权还在家书中让夫人刘志兰教左太北学叫爸爸。遗憾的是，这声“爸爸”，左权再也没有听到的机会了。
“她对自己的父亲也是完全没有印象，小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父亲长什么样。”沙峰说，直到母亲上幼儿园，才对左权有了初步印象。“母亲说她从小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大些了，懂些事情了。她身边的长辈都会跟她说：你的爸爸是为掩护别人牺牲的，是个伟大的英雄。所以母亲看到别人有爸爸、妈妈，也不觉得有什么。她觉得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很开心了。这就是母亲年幼时对自己父亲的记忆，跟我小时候对姥爷的印象差不多。”
中学时期，左太北曾在彭德怀家中住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彭德怀也常常和左太北讲起左权的牺牲：
“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这段话对左太北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这也是她对自己父亲认识转变的开始，母亲将这段话记了一辈子。”沙峰说。
而在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左太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那年5月，刘志兰把左权亲笔写的十几封家书寄给了左太北，让其保存。其中有11封是在刘志兰带着左太北回到延安后，左权写给刘志兰的。
沙峰回忆道：“这些家书中，每一封都饱含了姥爷对她们母女俩的想念和关心。小北北、小宝贝、小天使等等称呼，姥爷把他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最可爱的词都用到了母亲身上。母亲看了家书后，痛哭流涕。在这些家书里，母亲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父亲的爱。”
也是在1982年，那一年暑假，走近了父亲世界的左太北带着一双儿女一起去了太行山。在姥爷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和牺牲的地方，沙峰真实地感受到，姥爷不再只是别人口中的英雄形象，他仿佛就在眼前，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1982年，沙峰和姐姐与母亲一起来到了左权牺牲的地方
“1982年，母亲和我都对姥爷有了新的认识。但回家后一切又像没有变化一样，母亲只是告诉我和姐姐，不要到处去说自己是左权的后代。此后，这就成了我们家的家规，姥爷是在心里纪念的，不是挂在嘴边的。”
沙峰明白，这是母亲不希望孩子们用这种身份去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