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青瓦，翘角飞檐；木门石柱，抱厦一圈。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区子尹路96号，一幢二层小楼沿街而立。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黑底阴刻贴金木匾，熠熠生辉，庄严肃穆。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位于时间轴中点的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调研，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党史学习教育即将在全党开展之际，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贵州考察调研，进一步强调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遵义会议而建立、以遵义会议会址建筑为依托的纪念性博物馆，是集中展示遵义会议召开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场馆。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专员公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1957年7月1日，正式定名为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深情回忆了会议的许多细节，叮嘱有关部门好好保管馆中的文物和资料，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历史财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历史性发展契机。在中央、省、市领导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遵义会议陈列馆进行了改扩建，陈列馆面积由6400平方米扩大到19054平方米，展陈面积由2000多平方米扩大到8000多平方米，展线长度由500多米扩大到1200多米，展陈内容重点突出遵义会议的鲜明主题及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的光辉史迹。同时，陈列馆充分利用室内空间布局以及平面展示、模型展示、实物展示、多媒体展示、灯光设计辅助等展示手段，努力实现文物在展陈中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历史虽已远去，但走进这里，一件件文献实物、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个个逼真布景……时光闸门仿佛徐徐打开，86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人们在穿越时空的红色之旅中，可以感悟伟大转折的历史回响。
——这里，见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登上遵义会议会址二楼，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保留着一张褐色长方桌，桌子四周围着20张木架藤条折叠靠背椅。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战事等原因，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经过激烈讨论，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党心归一、军心归一，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伟大的领航者！
——这里，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开始确立。1935年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红军二渡赤水前发布《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指战员书》，号召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策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指挥下，2月24日占领贵州桐梓，26日攻克险要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如今，这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指战员书》静静地躺在遵义会议陈列馆，把人们带回到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理论上还是在斗争实践中，都尚未成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路线和策略，遭到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右倾错误的反对、排斥和打击。这些错误，特别是统治中央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使我们党损失了90%的根据地、几乎100%的白区。遵义会议之后，主张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开始领导我们党，使我们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避免了更大的挫折。2015年6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这里，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形成。遵义会议的会议室东墙上有个挂钟，长50厘米、宽22厘米、厚11厘米，是一架自鸣木壳机械摆钟，刻度为罗马数字，钟顶饰有变形植物图案木雕，底部为倒梯形木座，钟面有玻璃门，门的四周有木质雕花边框。遵义会议期间，与会人员3天的激烈讨论，始终伴随着墙上挂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如今，这个老式挂钟早已停止了摇摆，仿佛将时针停驻在那一刻。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焕然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这是党的事业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从遵义会议开始，我们党逐步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有能力的领导集体，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从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继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与遵义会议息息相关。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这里，见证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征程的开启。遵义会议陈列馆展示着张闻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是张闻天同志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发言的内容起草的，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馆内展陈史料铭记了这样一刻：决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各级指挥员、战士们都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迸流。这份决议，肯定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认为党“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这些深刻的认识，这些自我的纠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的必然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铿锵有力地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青史如鉴耀千秋。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努力讲好遵义会议的故事，弘扬好伟大遵义会议精神上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2019年全馆接待参观者520万余人次，2021年上半年全馆参观人次已逾300万。我们将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和运用工作，为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好服务。
《求是》202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