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建共产党到
成立新中国
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逐渐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如同火种被点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迎来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的党员994人，陈独秀作工作报告。会址在上海东宝兴路，是租来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
中共四大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中共四大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四大对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等作了具体部署。中共四大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求重视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中共四大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作为“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还决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大会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规定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这是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做的重要组织准备。中共四大之后，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中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尤为出色，中共中央称之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
与此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共四大结束不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大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二）
中共四大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加强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6月1日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五卅惨案后，一些报纸强调宣传“公理”，瞿秋白指出：“哪有公理？只有热血！”报名即由此而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创办的一份日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对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并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万人，增加了10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团的组织和团员队伍也快速发展。
（三）
国共合作以来，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特别是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广东战争，完成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陈炯明乘机举兵进犯广州。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部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于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6月初，平息了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分别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5年9月，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会师广州之机，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东征，由于得到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部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东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也给革命战争以极大的支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战争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东征军到达海丰、陆丰时，农民自愿备送酒肉，慰劳将士。一份《东征参战报告》记载：“军队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充分表明了群众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
与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不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也很大。但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民众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25年，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各业工会陆续恢复和建立，逐渐掀起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0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担任北方区委书记，有力推动了北方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在李大钊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同时，根据李大钊意见，建立了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11月，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支。12月，建立了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为了解决干部匮乏问题，在李大钊提议下，党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区委党校，对北方党团干部进行正规训练。毕业学员对北方党组织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共北方地区党、团组织有力推动下，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其中，争取关税自主运动是影响很大的一场爱国运动。“关税自主”，意指夺回由帝国主义势力把持下的中国关税税率决定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争取关税自主，是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增加附加税、裁废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等问题。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争取实现关税自主。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运动显示了北方地区人民反帝的决心，并成为北京反奉驱段运动的先导。
（五）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火种也被逐渐点燃。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刘郁芬到达兰州。他们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作为重点工作开展斗争。
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壮族青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选派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海南岛也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
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六）
就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
1925年6月至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对国共合作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廖案”后在广东开展了肃清内奸运动，虽然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但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案件，夺取了粤军军权，扩大了势力。
同年11月，国民党内老右派邹鲁、谢持等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提出了“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和“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右派公开的反共活动。
五卅运动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革命高潮中也潜伏着巨大危险。
（七）
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么样的？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瞿秋白都发表了重要文章进行探讨。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为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条件。
关于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更说明农民斗争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该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认识水平。
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这种认识，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提升到通过何种方式在斗争中取得政治指导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中共中央总结了工人群众在五卅运动中遭受军阀武力镇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组织青年工人武装队，“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此后，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这些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来自于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反过来又对推动革命事业继续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当然，这种提升仍然是初步的和探索中的。正如毛泽东在1925年秋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所描绘的那样，既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也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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