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海南岛，我们会想到温暖的沙滩和一望无际的大海，但海南岛作为一个“岛”，它究竟是怎样被人发现的呢？它的发展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说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海南岛刚开始甚至可以被称为“蛮荒之地”，在宋朝时期，它才得到一些发展。
宋朝西南边界的大变动始于交趾事实上的独立，此后广南西路西部的特磨道、右州一线成为新的边疆。
由于北宋初年宋王朝面临的北方边境压力过大，往往疏于对这些地区的治理，加之各“蛮族”生存条件艰苦，冲突便在所难免。
广南西路位于宋朝西南边陲，宋初其建制多变，北宋至道年间逐渐固定。广南西路包括今广西全境和海南岛，这一地区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且常有相互攻伐之举。
那么，当时的海南岛到底是怎么样的？
广南西路“蛮乱”概述
宋代，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治理难度颇大。“宋承唐制，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以缓解民族矛盾，实现区域稳定和发展。”
但事与愿违，两宋时期，广南西路的冲突几乎从未停止，虽小规模者居多，但大规模的冲突亦不在少数。具体说来，抚水州(安化州)地区最为频繁，从北宋太宗朝至南宋宁宗朝时常发生冲突，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声势最为浩大。
广源州侬智高在仁宗皇祐四年(1052)起兵反宋，后建国称帝，是为广南西路诸少数民族反宋的高潮，仁宗庆历四年(1044)环州区希范反宋也建立过政权，但其政权持续时间不及侬智高。此外，南丹州的莫淮阆以及海南的黎族都曾与广南西路地方政权发生武力冲突。
北宋时期大大小小的“蛮乱”多达24次，尤其以宋仁宗时最多。北宋的“蛮乱”多发生在安化州、南丹州、观州等广南西路的北部地区和邕州等广南西路的西部沿边地区，此外海南岛等地也有零星的冲突事件。南宋时“蛮乱”次数虽有所减少，但也有18次，以宋高宗绍兴年间最多。
南宋时“蛮乱”的高发区已经转移到广南西路南部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但难以治理的安化州也时有发生。北宋初期宋王朝的军事部署重心在于防范北方的边患，对西南边陲的广南西路没有足够的重视，而南宋偏安江南，进一步加强对广南西路的治理，因此出现了两宋“蛮乱”次数的差异。
海南的“黎乱”
海南岛隔琼州海峡与大陆相望，“唐代在海南岛上设置崖、振等五州，其官员为当地酋帅，彼此之间相互攻伐”，宋朝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黎族是海南岛的原著居民，至宋代已有大批汉人来到海南。
汉人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成熟的耕种技术促进了海南的开发，同时黎族社会不断发展。“黎人”这个称呼的出现是因为当地人把“山”叫做“黎”，所以“居其间者号曰黎人”。宋代黎族被划分为生、熟两大类，“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这种划分隐含着黎族族群内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现实情况，更暗含了宋朝统治阶级的文化歧视。
北宋初期，黎族人与汉族人各安其业，宋真宗时出现黎族人与官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黎族人内部发生争斗，巡检使派兵干预，结果导致士兵受伤。真宗皇帝对此不满，“朕累有宣谕，蛮夷相杀伤，止令和断，不得擅发兵甲，致其不灵。可令本路转运使察举以闻”。关于宋初对黎族人因俗而治的策略，宋真宗在批复琼崖等州同巡检王钊的上书时曾言:“朕常诫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于此。”
然而，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无法应对黎族人群体接二连三的反抗。哲宗元祐三年(1088)正月又发生黎人伤害官兵的事件，徽宗政和八年(1118)黎族人王居想起义，被李忠将和郭晔率军打败。南宋初期最大的黎族人起义由王文满领导，最后被武力镇压，随后中央政府又采取了笼络黎族上层的安抚政策。史载:“乐昌县黎贼劫省民，焚县治为乱，黎人王日存、王存福、陈颜招降之。琼管安抚司上其功，得借补承节郎。”又有南宋“绍兴间，琼山民许益为乱，王母黄氏抚谕诸峒，无敢从乱者，以功封宜人”。可见，宋朝将有功于政府的黎族人任命为土官，在此政策的影响下，海南岛的冲突事件才逐渐消失。
那么这些冲突发生的缘由何在？由于史书大都站在封建中央王朝的角度撰写，即便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也是为了展现王朝的治边政策，因此对于冲突事件只作简单描述，至于原因往往疏于记载。就海南黎族人的情况而言，只有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王文满起义的原因有详细的记载，《宋会要辑稿》载:“广西运判邓酢上言:‘琼州临高县黎人王文满劫掠作过。酢前任知琼州日，因定南知寨刘荐借文满银、马、香钱等不还，致结连西峒黎首王承闻等攻破定南寨，虏劫刘荐男等入峒。’”
这是黎族人与地方官发生债务纠纷，进而升级为官民冲突。除此之外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之原因便不见于史书，但洞察文献史料也可见一些端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不断拓边，中央政权的触角已经逐渐渗透进来，伴随而来的便是大陆移民来到海南岛。最初的移民大多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及其亲属家眷、流放人员和亡命之徒，后来逐渐有为了躲避战乱等原因来到海南的大陆居民。
如葛剑雄指出，靖康之后“北方移民进入湖南后，有的溯湘水而上进入广西路涌入南方”，“一些移民还渡过琼州海峡进入今海南省”，加之“由于‘黎洞宽敞，极有可为良田处’，也吸引了大批内陆百姓前往租佃”。“唐代移民海南，以晚唐最盛。唐以前，全岛汉族移民约为2万人”，而“宋朝到达海南的内地移民，达十万之众”。
数量庞大的移民改变了海南岛的民族分布格局，“如果将宋代海南岛近似看作一个圆圈，黎族即以黎母山为圆心，辐射分布四周”，大量移民则分布在海岛北部，而宋代黎族人频繁起义的原因就与宋及宋之前历代的移民有一定的关系。
前文提及黎人被分为“生黎”和“熟黎”，就生、熟二字而言，似乎意味着“生黎”更蛮横，“熟黎”更有可能成为宋朝青睐的对象。然而宋人周去非对生、熟黎做了进一步的描述:“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可见，“熟黎”给人的印象十分不好，“生黎”质朴，而“熟黎”往往联合“生黎”侵扰周边，因此黎人与官府之间的冲突，有很大原因是移民中的不法分子从中诱导使坏。
另外，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无疑是宝贵的资源。大量的移民来到海南岛，到南宋时海南岛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吴松弟先生认为，宋代是海南岛开发的重要时期。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吉阳军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户数比北宋元丰户数分别增长746%、1152%、2461%和410%。至元二十七年(1290)距宋亡只有十余年，因此其基础是在南宋奠定的，南宋无疑是海南岛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人口增多，为了生存就得开荒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供开垦的荒地就越少，势必会危机黎族人生存空间。
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出现了这种问题，史载:“神宗元丰三年十二月日，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言:‘海北之民占请黎人田，黎人无所耕种恐致生事，乞禁止。’”黎族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减小，再遇粮食危机，走投无路之下举兵反宋便不难理解了。
综上可知，南丹州莫氏内部的权力纷争主要在上层，皆是当权者直系亲属所为。而宋朝在这个过程中奉行“不干涉”政策，事后坦然接受莫氏新的首领，承认其通过暴力手段取得的权力。总的来说，南丹州莫氏内部斗争给宋朝造成的影响不大，反而对其族群稳定发展不利。
首先，在争斗中有不少莫氏族人丧生或者逃亡，势必影响族群的力量;其次，在争斗结束后，宋朝往往出面收拾残局，给失败的一方一条活路，迁走其属民，还赐给土地。这样从表面上看显示宋朝的担当，实则又达到了分化其族人的效果。
结语
两宋时期广南西路主要的“蛮乱”事件如上文所述，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事件，如镇宁州土酋莫陵于仁宗景祐二年(1035)率领族人反宋，隶属交趾的“甲峒蛮”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袭扰广南西路的邕州，靠近邕州的“苏茂州蛮”也多次侵入宋朝边界。由于广南西路境内存在诸多“蛮族”且人数众多，冲突情况也较西南其他地区更加纷繁复杂，然而“蛮乱”发生的原因却是有迹可循。
从宋朝一方来看，北宋前期奉行“重北轻南”的军事政策，对广南西路辖区内的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为“蛮乱”提供了可能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侬智高反宋，侬氏起兵以后接连攻城掠地，宋军则节节败退。此外，宋朝广南西路的官员存在贪污腐败，欺压少数民族的现象，也是导致反宋的原因。从少数民族方面来看，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而广南西路地区不仅地形复杂而且气候恶劣，其基本的生存物资难以保障。如“安化蛮”多次侵扰省地就是源于此。
最后，岭南地区民风彪悍，宋时许多“蛮族”尚未完全“开化”，面对纠纷往往习惯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广南西路各地区“蛮族”反宋的原因不完全一致，但大体不出以上几种原因。宋朝对冲突的处理也是视情况而定，若是“蛮族”反对朝廷，深谙羁縻之道的皇帝多采取一边打一边拉的措施。若是其内部纷争，宋朝则采取不干涉政策，待到事后承认取得权力的一方，同时也给予失败者适当的照顾。
两宋时期广南西路的“蛮乱”呈现着以下的规律:就“蛮乱”的次数而言，北宋明显多于南宋；就“蛮乱”发生的时间范围来看，大的“蛮乱”多发生在北宋太宗至仁宗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冲突逐渐减少;就“蛮乱”发生的空间范围来看，冲突多发生在包括宜州、邕州等州在内的桂西沿边地区和海南岛，以桂州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冲突较少。
宋时的这些“蛮乱”给卷入的双方带来损失的同时，也倒逼宋朝改善其政策，加强对广南西路的治理。张文指出:“两宋时期，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正是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前提。”从长发展角度看，冲突的发生和冲突的处理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广南西路的民族交流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