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30日，游客们在改造后焕然一新的江西庐山牯岭街游览购物。庐山万人大迁离背景调查
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
2002年，庐山发展史上的第五次规划出台。在这项被称为“一下一上”的方案中，上万名庐山居民将被逐步下迁，以完成庐山旅游转型和整体上市的战略。上世纪末，鼓浪屿曾施行与庐山相似的纯旅游发展策略，但随着学校和居民外迁，被指责丧失文化传承的鼓浪屿渐渐走向衰败。殷鉴不远，庐山能避免重蹈覆辙吗？
这是一个终年云雾缭绕的百年老镇，江西庐山牯岭。
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发现了原名牯牛岭的它，在赋予新名牯岭（英文cooling）的同时，还将此缔造成一个上流社会的避暑胜地；1980年，一部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言情片《庐山恋》为它带来了大量游客，至今络绎不绝。
在这个小镇上，四处留影的观光客、拎着小菜悠闲地在街道上行走的原住民比比皆是。那在庐山上飘荡了几千万年的云雾，一视同仁地包裹着他们。
这样的生活节奏，也许一年以后会被改变。根据庐山管理局的计划，为了促进庐山旅游转型升级，从明年开始，庐山上的上万名居民将被逐步迁离，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
百年老镇的万人迁徙，会带给庐山什么样的影响，只有时间能回答。
故土难舍
搬迁的消息早在四年前就已传出。之后的每一年，庐山人都会听到一些新的进展。最新的消息是，5个月后，在九江威家镇芳兰村为牯岭镇居民下迁所建的“庐山新城”第一期将交房。明年，第一批1000多户庐山居民将入住。
从2008年开始，在庐山三叠泉附近做小买卖的黄小文夫妇，每年都会被召集参加1-2次下迁动员会。“其实也没说实际的，都是下迁后的生活。”黄小文说，根据规划，景区内的居民会成为最早一批搬迁者。开会只是了解大家的要求，然后动员大家在下迁到来时主动一些。黄小文说，会议召开者唯一告诉他们的内容是，他们这些景区商铺租赁还没到期的商户，搬迁后可继续在景区内开店，但必须乘坐景区的环保车上山。
当问到黄小文是否会搬迁时，他停顿了一下：“应该会搬吧，虽然挺舍不得的。”而这几乎是所有牯岭人的感觉。
在牯岭人眼里，庐山并没有那么十全十美―气候过于潮湿，除了夏天外的其他季节并非那么令人愉快；区域特殊，导致庐山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实现房改福利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口拥挤在只有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很多家庭的居住面积不足40平方米……
然而，真的要走，牯岭人还是舍不得。尽管据说山下的新房会实现他们的房改福利，但原住民们对庐山仍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眷恋。
庐山赋予了牯岭人特殊的气质。他们见惯文人骚客在这里吟诗作对；100多年前就开始跟洋人打交道；经历过国共和谈和“夏都”时代；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来疗养的共产党高干。老一辈的庐山人会讲英语、弹钢琴甚至做西餐；新一辈的年轻人，讲起话来也文绉绉的。
“怎么舍得搬啊，从小在这里长大，有感情啊！再说夏天多舒服。”在牯岭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的彭老板大声数着庐山夏天的种种妙处，虽然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抱怨这个季节阴雨绵绵，让他在睡前不得不喝一杯高浓度白酒，以防患上关节炎。
超负荷的景区
为山岭骄傲的同时，庐山人面临着无法回避的问题，景区的山水正越来越不堪重负。
《庐山恋》热映后，牯岭镇的人口开始了急剧增长。1980年只有6000多名常住居民的庐山，如今已成为拥有1.3万名常住居民和5000名流动人口的大镇，也是中国诸多名山中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最多的景区。
“你看那些很丑的房子，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在庐山生活了67年的李明（化名）指着西谷一片杂乱的建筑说。1980年后，为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问题，庐山上盖起了不少房子，一些商人则看中这里的旅游风水，搭起了别墅，整个西谷因此变得杂乱无章。以别墅特色闻名的东谷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量如今看来是优质旅游资源的600多栋别墅，被普通居民和机关占据。
与此同时，每年150万名游客除给庐山带来几十亿元的经济效益外，还有每年1.8万吨的生活垃圾和200万吨废水，以及旺季每天2000多辆旅游车在景区制造的大量尾气。
庐山环保局透露说，2000年左右庐山污染最严重时，花径旁边的如琴湖因牯岭镇上排污出现了富氧化，整个湖面一片稠绿；冬天时，居民烧煤导致了庐山上空烟雾弥漫，二氧化硫和烟尘严重超标，年排放有害物质超过550吨。
为了解决景区问题，2002年，庐山管理局委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金笠铭主持编写《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6-2025)》。在考察包括牯岭正街在内的庐山西谷地区时，金笠铭记录道：“西谷地区市政设施滞后，特别是污水排放，所有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自然山体，造成了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建筑缺乏统一规划，建设杂乱无章，许多新建的大体量建筑破坏了原有的环境尺度，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破坏严重。”
在结合专家组的意见之后，金笠铭在规划中建议将庐山分为4个区域―无居民区、居民衰减区、居民控制区和居民聚居区，进行“大生态观下的整体保护”。
在这一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将庐山居民搬迁下山的想法。
五次规划
其实，早在金笠铭之前，庐山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已经历了4次规划。第一次的规划者是牯岭镇缔造者李德立。规划原则是“规划尽量结合地段环境”，即依照长冲山地的自然走向，将山地规划成长方形和不规则的多边形，充分利用原有地形条件 而不是改变原有地形。
第二次规划发生在1936年国民党收回庐山的所有权后。当时的民国政府计划在此建造国家公园和行政院部办公房屋，还决定每年拨10万元从事庐山建设。但随着战乱开始，此事不了了之。
而将庐山建设成为一个“疗养城”，已经是20年后的事。1956年6月，使“庐山成为拥有12万-15万人规模巨大的疗养城的花园城市”的第三次规划构想出台后，由于党政军机关纷纷在庐山开办休养所、疗养院，“疗养城”已实至名归，中国现代史上几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牯岭镇的居民则变成了疗养所的厨子和警卫。
1980年，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游人，庐山设立风景区管理处。也就在这一年，他们请来了同济大学的丁文魁先生主持制定《1982 年―2002年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除确定将庐山建设成一个有独自风景特色的名胜外，还历史性地提出将疗养院迁出庐山，以实现对庐山的保护。
金笠铭教授主持的规划，无疑比前任的步伐更大。
在完全禁止景区破坏性开发的前提下，包括金笠铭在内的众多专家首次明确提出，将庐山风景资源价值较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里的居民迁出，仅允许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必需的旅游服务人员进入。
规划还认为，牯岭镇东谷位于庐山核心区，保留的大量别墅是庐山文化的重要代表。但如今，度假休闲的山林别墅成了拥挤不堪的杂居住宅，别墅及其周遭环境均被损坏。因此，尽快疏散东谷居民成为当务之急。而西谷因为居民经济来源在于风景区的服务行业，没有太多的知识和技能，与山下居民联系不亲近，不能立即迁出，只能“有机更新，分布实施”。每一个迁徙改造步骤，都必须间隔5年以上。
金笠铭同时也提到，对形成山地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的一些社区，在严格控制居民数的前提下，对原有居民予以保留，但规划中并未提及保留多少居民才是适宜的。
庐山管理局希望，通过这个规划，到2020年使庐山风景名胜区完全恢复其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
“一下一上”争议
庐山管理局局长郑翔将这次庐山的转型规划，概括为“一下一上”。
“下”，指的是旅游功能布局的调整。山上以“游”为主，将行政管理机构、部分居民以及其他与旅游不直接关联的功能转移至山下。腾出机关和居民占用的别墅等旅游优质资源，提高庐山核心景区的环境承载力，为游客提供宽松、舒适的环境。
“上”是指旅游经营方式的转变，将庐山旅游增资扩股、整体上市。
郑翔说，下迁将带来三个置换：一是将居住在核心景区和饮用水源周边山体的居民置换下来；二是把居住在几百栋别墅里的机关和居民置换出来，三是将长期无业的居民置换出来，把旅游资源让给游客。
在庐山管理局看来，这个方法无疑是目前最完美的：既可以将大量旅游资源置换出来，拓展旅游业发展空间；又可以解决庐山负荷过重的问题。
但方案一经公布，立即遭到舆论批评。很多人指责庐山管理局“一下一上”的实质是穷人下山富人上山，是资源再分配。学者们则担心，没有牯岭人的庐山将会丧失文化传承，最终沦为一个庸俗的商业社区。
而据当地一个知情人透露，得知庐山搬迁计划之后，曾在庐山采访老别墅故事的女作家方方还直接找了郑翔，警告说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导致庐山文化消亡。她说，作为一个社区，就应该有人，这才有生命力。
在一些学者看来，与庐山有着相似血脉、也曾是上流社会聚居区的鼓浪屿，就是庐山的前车之鉴。上世纪末，厦门市政府在纯旅游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将鼓浪屿学校外迁、迁离原住民，尽管此后每年在鼓浪屿上的投资达上千万乃至上亿元，10多年后，这个岛屿还是以不可控制的速度衰败，它曾经具有的人文精神也逐渐枯萎。
城市规划专家赵燕菁说，鼓浪屿本质上是一个社区，当抛弃了这个本质去做纯旅游时，只能导致衰败。
专家们的指责让庐山管理局颇感压力。“我们只说部分居民会迁下山。”庐山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一再强调，牯岭镇全部居民下山的报道不实。但对于具体的搬迁居民数量及步骤，他只表示目前只是成立了拆迁小组，其余仍在酝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局人员表示，庐山的规划，管理局和专家组是在参考一些著名景点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且反复论证了4年。目前，更让庐山管理局感到压力的是，外界的评论让庐山居民的情绪波动很大。不少居民开始担心起今后的生计和出路，担心山下的庐山新城配套措施是否完善。而这样的情绪，也许对即将到来的拆迁工作非常不利。
并不简单的拆迁
究竟有多少庐山居民会被迁下山？庐山管理局的数字几经变化：2006年7月22日对外公布是迁移1.2万名牯岭居民；3天后变成了“不是全部庐山居民，而是4000余名行政管理机构的干部职工”。
现在，官方干脆对数字保持缄默，只用“部分”来模糊替代。不过，庐山下的4000多套房子意味着，下迁居民将不会少于1万人。
万人下迁并非易事。郑翔说，至今是庐山管理局面临的第一个迫切难题―经初步计算的搬迁费用将达16亿元，但庐山每年财政收入只有2亿元。而另一难题是，居民下迁后干什么？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只有生活地、居住地和就业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下迁。”郑翔说。而在官方的设想中，在新城内大力发展洗涤业是解决问题的首选渠道―将山上宾馆酒店的床上及餐饮用品送到山下清洗，山下菜类洗干净后净菜上山，既解决就业，又把污染物留在山下集中处理，还节省山上的用水量，可谓一举三得。
下迁还存在着如何协调景区内130余家管理局直属单位及中央、省、市驻山单位的关系，这些机构如何处置仍无定论。而各单位在山上遗留的商铺，庐山居民在山上的私宅如何补偿，是拆还是建？下迁的牯岭人是否还有夏天回来避暑的权利？种种问题，更没人说得明白。
庐山管理局的一位相关人士坦承，真正到了下迁通知出台的那一日，他们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相比官方的诸多顾虑，庐山居民的态度倒坦然得多。对黄小文夫妇来说，与其顾虑以后的事情，倒不如关心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一切等真正通知下来再说。”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每个路过的游客大声兜售起茶叶和栗子粉。（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