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骚文化史话
富有应城区域特色的蒲骚文化,其发源应追溯到5000年前三苗遗裔氏族部落的土著文化,即属于屈家岭文化体系的门板湾文化和四龙河文化。随着应城置县筑城,便发展为蒲阳文化,后延至明、至清、至今。由于应城特有的温泉资源和膏盐矿产资源,形成了蒲骚文化的两条支流,一是以汤池温泉形成的灵泉文化;一是以十里膏城形成的膏盐文化。据此可见:应城区域文化,起源于门板湾文化,昭彰于蒲骚文化,延袭于蒲阳文化,其支流则是灵泉文化和膏盐文化。
三苗遗裔的门板湾文化
近世发掘出土的门板湾故城遗址和四龙河陶家湖故城遗址,为我们探寻和审视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亦即原始社会晚期应城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
门板湾遗址
据考古发现:门板湾故城遗址和遗迹,在今城北办事处星光村,位处大富水西岸,离中心城区约三华里;陶家湖故城遗址在今四龙河中段,离京山屈家岭20华里,距应城中心城区40华里,属大富水水系。
两处故城遗址遗迹表明,它们同属屈家岭文化体系,但其文化内涵在许多方面较屈家岭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城池,门板湾城池南北最大长度550米,东西最大宽度400米,城池总面积2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城墙由夯土筑成,西城墙现仍高出原地面3~5米,东垣1~1.8米。根据城垣基脚下出土的喇叭形厚胎杯、鸭嘴状鼎等物推断,此城始建于原始社会晚期,距今已有5000年之久。遗迹还表明,城垣外有环城濠,沟口宽5.9米、深2.5米,是这座城垣的护城河。考古学家据此认定,这里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形成环濠聚落,即是由濠沟环绕的原始部落聚居地。这样的聚居地,不仅能防御洪水、猛兽的侵袭,还能防御异姓部落入侵,保护本部落人群。陶家湖故城遗址,位于陶家湖与四龙河交汇处的四龙河遗址内。城池呈椭圆形,南北最大距离约5000米,东西宽850米,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城垣为土筑,残存城垣高出地面1~4米,城垣外有濠沟,自然地作护城河。与门板湾故城同样,已形成环濠聚落。而屈家岭遗址,没有城池和环壕;居住在屈家岭的人群尚属丛山中的村落聚居。
门板湾、四龙河的先民,来自何方?据《楚文化志》记载: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三苗,是传说中尧、舜、禹之世的南方大族,又称"有苗",活跃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与华夏部落集团相抗衡,先后诞生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门板湾、四龙河的先民当属三苗部落的人群。由于筑了城濠,这个部落的人群过着稳定而又平安的生活,并以其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门板湾文化和四龙河文化。
从门板湾出土的谷物来看,这里已进入农耕时代,农作物以稻类为主。伴随着出土的磨制精良的收割用的石镰,砍伐用的石斧,舂米用的石臼,农业文化在此已见端倪。
这里发掘出土的房屋内已有工整的火塘,表明这里的先民已能利用火服务于生产与生活,出土的陶器--陶杯、陶豆、陶罐、陶盘、陶碗等,作烹饪和贮藏液体食物用,初放饮食文化异彩。
出土的兽骨,一方面说明这里的人群除农耕外还有渔猎;另一方面,这些兽骨也可能是家禽骨骸。这就是说,这里已发展了养殖业,养殖文化开始萌芽。
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红灰彩陶纺轮,说明这里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家庭作坊已具有一定规模,开始形成一个专门的行业。彩陶纺轮轻薄,纺织出的纤维也一定会很精细,这是纺织已达到一定水平的体现,是当时先进的纺织、手工工艺方面的物质文化成果。
出土的红陶杯、陶鼎,与外地出土的原始社会早期粗笨的陶器相比,显得薄而精细,且图案丰富,如陶器饰纹有绳纹、网络纹、偶旋纹,彩陶纺轮上还有近似太极图饰纹,这不但说明这里的人群已有描绘花纹装点生活的情趣,而且说明这里的人群已有了属于精神文化成果的绘画艺术!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考古学家在西城垣北段进行探方解剖时,意外发现了一座被古城墙掩埋却保存完好的大型房屋!
这座房屋坐南朝北,长方形,四开间,中间两间较大,房屋四周有院墙。房屋东西通长16.2米,南北最大宽度5.5米,总面积83平方米,为土坯砖砌成。现存墙壁最高处超过2.1米,墙厚38~55厘米,墙体与地面垂直,墙角是标准的90°直角。四间房内各有一个正方形的火塘,房屋的四壁还有7个窗户,两间大房的窗户在南壁正中,窗户的下沿离地面仅10厘米左右,为落地式窗户。在窗户的四周还有凹形槽,表明窗户上装过木框。墙体有一部分是用土砖垒砌起来的,上层砖压着下层砖的缝隙,砌法十分先进;墙体上还涂有一层粉泥,使墙壁平整坚硬,且起着美化和防潮作用。这座房屋,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高台建筑。当时的人们为了防潮,防风雨,才垒起高台并在其上建筑房屋。房屋的设计与建筑,表明了三苗遗裔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房屋内规整的火塘,表明先民们对生活细节的要求严谨。
所有这些遗迹遗物,充分说明了聚居在门板湾的三苗后裔,在创造了原始农业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衣、食、住、行和手工工艺、建筑工艺等诸多文化,足以与华夏文化媲美,且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楚文化。因为这时的熊姓楚人,还栖息于睢山与荆山之间,过着"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散匿生活。无怪乎楚在崛起、强大时,采取了"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发展路线,兼收并蓄蛮夷文化(包括三苗土著文化)的精华而弘其才。属于屈家岭文化体系的门板湾文化,其内涵极其丰富,弥足珍贵,是应城区域文化的源头。
深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
蒲骚之名,最早见于史籍《左传》:"莫敖纽于蒲骚之役","郧人军于蒲骚"。《集韵·萧韵》:骚,蒲骚,地名;杜预注:蒲骚,郧邑;陆德明释义:骚音萧(xiao)。《辞海》在释文中指出:"蒲骚,在今湖北省应城县西北。"清·嘉庆一统志亦载:"蒲骚故城,在今湖北应城县西北",归属应城区域。?
据此考证:蒲骚,地名,因傍于沈家湖,湖中盛产菖蒲,蒲叶长出水面约3~5尺,轻风吹拂,蒲叶骚动,发出萧萧(XIAOXIAO)之音,因而得名"蒲骚"。
郧国为赢姓之国,是商王朝所建封国;与郧国既同宗主又同人文的权国(在今荆门),是商王朝国君武丁后裔,同为公元前12世纪所建。距今已迄3200多年。
郧国(辖有今京山、安陆、应城、云梦等地带)建国后,即在国之东陲设城寨于蒲骚。这是蒲骚故城兴起的源头,迄今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后世在离古属蒲骚地的田店镇不远的巡检司地带,发掘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酒器──爵和斝以及提梁鸮卣等文物,证实商代有贵族居住于蒲骚地,蒲骚文化即在商周华夏文化中开始孕育。
"蒲骚故城"的名声大为张扬,蒲骚文化得以长足发展,则是在春秋中叶早期楚伐随、郧之役以后。据《左传》载:"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将与貮、轸两国联盟,郧国陈兵于蒲骚,并联合随、绞、州、蓼等国以伐楚。莫敖屈瑕率楚军与郧师战于蒲骚,郧军败绩。遂与貮、轸结盟而还"。
"蒲骚之战"不仅使楚军战斗力增强,而且使应城地区成为战国时期的古战场之一。近世在境东南的长江埠庙湾清理出4座战国残墓。出土的器物有陶鼎、陶壶、陶豆、陶敦、陶簠、铜戈、铜剑、铜削刀、铜箭、铜簇等50余件。陪葬器物表明,这里是战国时期的墓群,墓中掩埋的是楚国战死将士的骸骨。同时还有余上砖瓦厂的古墓葬、乱葬岗遗址、万河遗址、张家台遗址、鲁家垱遗址,均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遗存。这充分说明应城地区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战场。
当时,楚武王特别珍爱蒲骚,因为这里是他奏响东渐序曲首战大捷之地,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老境已至的武王,为了社稷,毅然决定躬临战场,再次伐随。大军渡过汉水,武王心力交瘁,死于进军途中的樠木之下。《雍正应城县志》载:"楚武王熊通在第三次伐随战争时,死于军中。埋葬樠地(即今应城古楼三孤冢)。"三孤冢古墓现尚在应城市陈河镇王郑村王家湾背后的台地上。古墓五米以下仍为五花土,且未发现盗洞,三冢并峙,似若小山。(有人说是随楚武王在伐随战争中,卒于军中的从征诸臣,由当地楚民挖墓祭葬。)在楚武王熊通逝世后,楚民在三孤冢附近的马旺咀建造了一座庙,并以蒲骚为庙名,塑供楚武王像,以祀祭吊(据奚志稿)。开启了本地域祭祀文化的先河。
经过"蒲骚之战"后,郧、轸、蒲骚等地均为楚国所有,并化为楚族、楚民。这时正是楚文化的茁长期,蒲骚地最先受到楚文化的浸润。并以其蒲音之文化内涵,很快纳入楚文化体系,洋溢出蒲骚文化的清香,成为应城人历千年不衰的情结。明代应城诗人华清作《登古城诗》,诗中云:"郧人构四国,军此蒲骚城;……霸国今安在,千载有余情。"清朝应城著述家程大中作《蒲骚故城》诗:"郧人昔军此,州蓼纷相聚;抗楚亦何愚,要盟毋乃误;群鸟散惊弦,安能复回顾;空闻宋玉悲,讵解莫敖怒;往迹已苍凉,游人自来去。"清代李宗简还撰写《蒲骚人物志》二卷,记述蒲骚人文(可惜失传)。
由上述可见,蒲骚文化是以商周中原文化为胚胎(含土著三苗文化的基因),接受楚文化的长期哺育,合流而成就为应城区域特有的异彩纷呈的蒲骚文化。
首先是以蒲为流的蒲骚文化,以多种形态表现出诸多楚文化特色。在祭祀风俗方面,特别是在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后,后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凭吊。《辞海》载:"柳眉低带泣,蒲剑说初抽";"端午日以蒲为剑悬诸门首以避邪"的民俗在应城区域自楚亡至今传承不辍。因蒲骚之傍的沈家湖盛产菖蒲(沈家湖今已没为平畴,而菖蒲则盛产于应城南乡湖区),每年的端午节前,正是盛长菖蒲的季节,市民即争相以蒲叶(形同战国青铜剑)与艾一起,数枝一扎,悬挂于大门的门楣之上,既作为凭吊屈原之物,又作驱邪之用。端午过后取下来,用温水浸泡,其汁水能治疗疥疮。菖蒲叶在端午节可包粽子,清香可口,构成饮食文化,而且还可将粽子投入河湖,以供鱼食,避免鱼食屈原之体,以表世人对屈原爱护之情,这是民俗中蒲文化的精神形态。还有,以蒲叶用作包装,小叶供杂货店包卖辣萝卜丝等酱制品,大叶(茎)谓之"标草",作绳用,捆绑大宗货物。还有以晾干后的蒲叶做成的团扇,谓之蒲扇,至今尚有人使用。作夏日睡垫用的蒲席,作跪拜用的蒲团,包裹用的蒲包等,这是蒲文化的物质文化形态。蒲骚文化中的"蒲",不仅有着精神的、物质的诸多文化表象,而且体现出受楚文化浸润的纷呈异彩。
楚文化最主要特色之一是对凤的信仰、钟爱和崇敬。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在后世楚人的心目中,凤仍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深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对凤也极为尊崇,自春秋传承后世,连绵不息。在民俗中,如初出阁的新娘,必头戴"凤冠"(以凤身制作成的头冠),身穿"霞帔"(帔巾,裙带,绣满凤身的花纹),足穿绣凤图案的"凤鞋";在新房的门楣上书写"鸾凤合鸣"或"鸾凤呈祥",以凤为荣,以凤示吉。时至民国年间,应城城关的朱三婆、宋菊凤等,仍以刺绣凤花的绝活而著称。在应城区域的松林岗,有以凤为地名的"凤凰咀"。而以凤取女孩名字的,如菊凤、冬凤、春凤、雏凤、芝凤、凤仙、凤珍、凤兰、凤华等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文学辞赋,在应城深扎其根,润育蒲骚文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又据《楚纪》:"宋玉,楚人……,尝侨居蒲骚,作《九辩》以述其志"。"景差,楚人,尝以事被放至蒲骚见宋玉"。说的是楚国处于被秦灭亡的前夕,宋玉侨居在蒲骚之崎山(现应城田店河对岸),深感自己一生不济,又伤感楚国国政衰微。时为楚顷襄王乐曲大夫的景差,也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文学侍臣。他在被放逐的途中,复转云梦,来到蒲骚,会见了侨居在崎山的宋玉。宋玉和景差相聚于蒲骚之崎山,畅叙了离情别衷,又忧患着楚国的衰微。在一片忧国忧民的沉痛哀叹中,宋玉完成了他的名篇《九辩》,景差也成就了他的名作《大招》,他们以其文学辞赋创造和传扬了楚文化的历史精华!他们的辞赋在蒲骚完成,故世人喜赞:"孰云蒲骚城小,楚辞夫子墙高"。
古往今来,屈宋辞赋对应城诗人的才智和诗兴启迪甚深。其中的代表是清·道光年间的田园诗人万瑞旒(字澡卿),他著有《古峰诗草》十卷,录诗702首。名家吴鼎元评其诗:"寓清新俊逸于沈博绝丽之中,其胎息原骚选,而规模则近盛唐……"如同屈宋辞赋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色,万瑞旒的诗尽述蒲骚地之情,写蒲骚地之物,运用应城区域的语言、声韵而成的七言、五言诗,堪称不绝于骚体而又有所独创的古今体诗。万瑞旒是深受蒲骚文化孕育的颇有诗才的应城诗人之一。明、清两朝,应城著称于世的诗人还有陈士元、华清、郭宣、祝乾寿、饶可久、黄师宪、沈遐清(女)、孙甡、黄在瓒及其妻陈爽轩、程大中、屠溶、李维忠、陈时夏、黄启祚、王永清、张庆芳、吕庭栩、熊汝弼等。
随着楚文化的发展、繁衍、演变、融合,蒲骚文化与楚文化亦步亦趋,历经550年之久,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承前启后的蒲阳文化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术儒"的建议后,文化政策变得僵硬了。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销声匿迹了。当然,据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史》分析,这并非意味着楚文化个性从此消失,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共性的汉文化,并凌驾于区域的个性文化之上。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
蒲骚文化并没有随着楚文化的时起时伏而消失。在南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正式设置应城县,特别是明·成化六年(1470年),在县治之所筑城垣,后又改城垣为砖石城墙、城垛、城楼后,县治城池逐步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随蒲骚故城南移的蒲骚文化,因已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人们不再称其为蒲骚文化。但人们又不能忘怀蒲骚之宗,遂取山之南、水之北"移阳"之说,以蒲联阳,称谓"蒲阳"。承前启后的蒲阳文化便见传于应城区域,成为具有应城区域特色连绵不息的文化干流。
孔庙双柏
首先是"蒲阳"之名,与应城人情结至深。应城县治所在地有两对奇特的古树,一为双桂、一为双柏,均系自然天成,生长在后建的孔庙前后。双桂、双柏,润灵毓秀,造就了应城"人才凤翔,科第蝉联"的风水地脉。因此,应城人首先将这双桂、双柏合称为"蒲阳瑞木",蒲阳之名得以始传。后来,书院大兴,在县治所在地创建"蒲阳书院"一座,更使蒲阳之名见于翰墨。特别是"蒲阳"之名比"应城"县名更为雅致,且有蒲骚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更为文人墨客所喜用。清·道光年间,应城籍田园诗人万瑞旒在其所著的《古峰诗草》中,就多处以"蒲阳"代应城县名而写入诗中。如在《旺云新婚赋赠四章》中,即有"襄阳风露蒲阳月,两地香盟忽一家"句;在《妙高台下送乙亭随即别旺云》中,有"潇潇寒雨蒲阳城,刘君策马将欲行"句;而在一首记述"县邑城池遭兵祸惨景"的叙事诗中,其诗题则直书"哀蒲阳"。清代文人熊汝弼著《蒲阳宾兴书院辑略》,其书名也用了"蒲阳"。清·应城县令李可寀在其所作的《谒谢公祠》诗中,也有"职忝蒲阳令,躬瞻上蔡祠……"句;黄师宪的《崎山烟雨》诗首句即是:"蒲阳景是半湖山,此地崔嵬翠缕环"。民国时期建于县治城关的公园,始名亦称"蒲阳胜地"。20世纪60年代创办的文艺刊物,刊名定为"蒲阳花",沿用至今。当今以"蒲阳"命名的店铺、学校、医院,如"蒲阳书画社"、"蒲阳书屋"、"蒲阳医院"、"蒲阳电脑装潢"以及"蒲阳中学"、"蒲阳小学"等屡见不鲜。新建的主街道之一,也称"蒲阳大道"。更有昔年的民俗,在婚丧典礼时,即令情系于大喜或大悲之中,也不忘提到"蒲阳"。如新郎迎亲时,在大门前设香案举行叩拜礼(俗称"拦车马"),车马文的开头即冠以"蒲阳加冠生×××叩首";先父逝世设孝堂,在哀哀哭读的"堂祭文"的开头,即颂"蒲阳×氏家族子孙……"处处表现了应城人深厚的蒲阳情结。
再说蒲阳文化,因其传承了蒲骚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底蕴,既是对蒲骚文化的弘扬又是对蒲阳文化的开拓。试探视诸多表象以见其斑斓。
一曰:姹紫嫣红的园林文化。伴随着城区及四周优美的自然环境(如"蒲阳八景"呈现于世),又加上鱼米之乡,膏都盐海,使应城经济"富甲鄂中"。经济的昌盛更带来文化的繁荣,表现之一是园林文化兴起于城乡。在城北五里的韩家坝,即有洞商韩诚庵自办的"韩诚记花园";在西十乡花园庙的蒋家村,有洞商蒋雨山、蒋雨顺等建造的"蒋家花园";县城小北街是洞商杨友吾的"杨家花园"。城中闵家巷有"闵家花园";黄家滩有"张氏花园";长江埠有"王祥盛花园"等等。私家花园在城乡兴起,更引起了应城社会各界人士的珍视。以邑中名士倡议,洞商富户以及膏盐公司、锤业工会资助,建成的"应城公园",摹仿自然而优于自然,景因园异,园因景美,布局得体,别具风格,既娱百姓,又扬邑名,是当时鄂中地区唯一的县级公园,胜景闻名于荆襄。
二曰:竞相媲美的建筑文化。应城地域自门板湾文化时期起,就有了城垣建筑和高台房屋建筑。其建筑工艺虽人佚但艺传。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在楚国的都城出现了宫廷建筑。汉、唐以后,明、清以来,蒲阳文化扬先秦文化之长,建筑工艺鬼斧神工,建筑文化竞相媲美。自唐时兴黉学,宋时建学宫,至明·成化七年建成的孔庙,大成殿高10米,歇山重檐,斗拱翘角,殿内宽敞轩昂。屋脊为宝顶与走兽,造型壮丽,结构精巧,并有大成门,东西庑,明伦堂以及泮池、泮桥,门前有三坊和石龟。明兴清建的文峰塔,塔高34米,砖石结构,六面七层,每层以螺旋式石阶相连接。塔端置金属铸成的宝葫芦顶。塔基石砌,第一级四方各嵌有青石书刻的"凌云塔"三字,各层的面阔与高度不等,自下而上逐渐缩小,整体楼阁为角锥形。每层均有青石为框的圆拱门。现存文峰塔能与明建广州赤岗塔、清建山西太原峰圣寺塔遥相媲美,在鄂中地区凌云耸立一百多年。应城县治中心城区所筑城垣,全部为砖石城墙、城垛、城楼。城墙周长880丈(约四华里零九分),高二丈,城垛(雉堞)1053个,城门楼六座,弘扬着应城人的雄风。清代应城籍长太知县易永元,观瞻了城池,题词赞曰:"城高而巩,池泓而洌,金汤永固,堪比前哲。"
三曰:尊孔重儒兴起的黉学文化。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术儒"后,尊孔重儒之风席卷全国。本属汉文化体系的蒲阳文化,在尊孔重儒的世风中,兴起的黉学文化日趋浓厚。源于黉学的儒学圣地──孔庙,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代相传,代有更新。唐·显庆元年始建黉舍,北宋·元符二年修建学宫,南宋·绍熙五年兴修儒学,明·景泰七年建明伦堂(讲堂),明·成化七年重建大成殿。清时又大兴书院,兴学育才使邑人文冠三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河南上蔡进士谢良佐任应城县令时,为兴学育才,特在县署东侧建了一座学宫,广纳应城学子就读。谢良佐,字显道,曾是理学大家程颢、程颐两夫子的弟子。在任应城县令时,除理政外,特重兴学。他常亲临学宫授教。学士们称赞他"言论闳肆,善于启发",学者蜂至,学风大兴。时至南宋·绍熙年间,建安刘炳任应城县令,他为了褒扬前任县令谢良佐建学宫、兴学育才的壮举,在继开学宫大兴儒学之时,特在原学宫之侧建造一座"谢公祠",以祀谢良佐。绍熙五年(1194年)谢公祠竣工时,他邀请理学家朱熹撰写《谢公祠记》,彪炳谢公的治学之道、育才之功。《谢公祠》之建,为应城学风之兴添火升温,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应邑人经廷试举进士者达44人。由进士而居朝廷要职,得到御颁"尚书坊"、"总宪坊"、"名臣坊"等坊表并建石坊于城邑共有70座之多;明清两代著述家、诗人文士辈出。时人称颂"兴学育才两县令,名垂蒲阳耀古今"。两县令兴学育才的美德,在继任的县令中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促使应城文运大兴。继在明代几度修建孔庙使之成为儒学圣地后,在清代又接连兴起义学、书院。广建于城中、黄滩、长江埠、杨家河等地的义学、书院,多为历届县令捐俸倡设。时至民国年间,还有邑中洞商李卓如,独资创办的"卓立中学",膏盐公会、锤业公会捐资兴办的"私立西河中学"。黉学文化,勃兴不辍,使应城代有人才。清末民初,赴德、日、美、英的留学生即达32人;至20世纪末,博士生达108位、教授50多位,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60多位,党政界高级官员70多位,军界高级将领10多位(共和国授衔将军6位),世界级体坛冠军4位。他(她)们都是应城的精英,是学而有成的楷模。
黉学文化浓郁了应城的文化氛围。革命先烈彭铁在长江埠成立的蒲东文艺社;旅省同学会创办的《蒲声》文艺期刊;革命先辈组办的国防剧团;北门城楼的书报阅览室;民众教育馆的时事墙报和扫盲夜校;小先生赶着狗拖车送书下乡;汉剧春林班、洪春班遍及城乡,十大行当名演云集;民歌、民舞花蕾绽放……
四曰:具有蒲阳文化特色的宗教文化,佛、道、儒三者并重,三流合一。突出表现在民俗的葬礼之中,如先人逝世,孝子为其举行葬礼时,既请佛家的和尚来诵经超度,又请道家的道士来做法事、开路,同时还请儒家z的学士来念"蓼莪诗"读"堂祭文"。还有,在迷信神鬼中,既请巫医"下马",又请术士看阴阳,也请斋公"点油";在卜问命运吉凶时,既算命,又看相,还卜卦……显示出蒲阳文化不"独尊一家";既承袭楚时老、庄的道学,又传承汉时的儒家,还接受了南北朝时的舶来品佛教。蒲阳文化有着多元化的复合因素,展示出学术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蒲骚文化的两支--灵泉文化与膏盐文化
由于应城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有的温泉水资源和膏盐资源。千百年来,在蒲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主体文化并列,涌现出两条支流。一曰"灵泉文化",一曰"膏盐文化"。
"灵泉文化"出落在距城西40里的汤池。
刘玉堂在其所撰《楚别都略说》(载《荆楚文史》)一文中,论及"西阳"亦当为楚别都时,他引据了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考释》和冯永轩《说楚都》,均谓"西阳在今天门县东北之汤池团(此地今属应城)","楚惠王(公元前488年~431年)曾在此遥寄曾侯乙"。据此,汤池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初期即已存在。
汤池的景观见之于典籍,是盛弘之于南朝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撰著的《荆州记》。距今已迄1500多年。《荆州记》云:"……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望,白气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状若绮疏;又有车轮形如双桂,世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今人时见女姿仪光丽,往来悠忽……"
《荆州记》问世300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读了《荆州记》,被书中所描述的汤池的奇特景观和玉女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慕名游赏。
李白游览了汤池景色,聆听了"玉女乘车自投此泉"的美丽传说,写下了《安州应城玉女汤作》这一首赞美诗篇:
神女殁幽境, 汤池流大川。
阴阳结炎炭, 造化开灵泉。
池底烁朱火, 沙旁歊素烟。
沸珠耀明月, 皎镜涵空天。
气沸兰草满, 色涨桃花然。
精览万殊入, 潜行七泽连。
愈疾功莫尚, 变盈道乃全。
濯缨气清泚, 晞发弄潺湲。
散下楚王国, 分浇宋玉田。
可以奉巡幸, 奈何隔穷偏。
独随朝宗水, 赴海输微涓。
就是这首诗,在大唐以后使得"奈何隔穷偏"的汤池名声鹊起。后续的典籍,诸如《楚宝》,《舆地纪胜》,《寰宇记》,《晏类殊要》,《一统志》等等,无不详载着汤池的地理位置、泉区的自然风光、泉水的水量水温,以及有关泉的趣闻俚语、传说掌故。
就是这首诗,开创了赞美汤池诗风的先河。明、清两朝的文人墨客,步李白的后尘,争相吟咏汤池。如应城明代诗人华清、"一代著述之富"陈士元,分别在其吟咏汤池的诗中,写有"玉泉煮阴火,喷薄骊龙珠……","乘兴远寻邱壑胜,清秋此日浴温泉……"等佳句。清代应城知县齐国政、诗人李维忠游玉女温泉后,也分别有"骊山秦汉起离宫,洗天浴日意谁同","神女归何许,灵泉日沸腾。……胜传太白句,天宝到今称。"就是这些吟咏汤池的诗词佳作,深厚的文化底蕴,包括李白诗中的"阴阳结赤炭,造化开灵泉"句,形成了以热爱和讴歌大自然为特色的"灵泉文化"!传承到当今的应城市第一高级中学,师生们研讨文学和发表交流文学作品的组织也称"灵泉文学社",文学刊物取名"灵泉"。育人园丁和莘莘学子,悉心探究和弘扬光大着"灵泉文化"的文学特色──讴歌大自然的诗风。
就是这首诗,还奋发了汤池旅游文化。"玉女温泉"不仅被列为"应城八景"之首,广为文人墨客游赏;而且自明以后,还招徕了达官贵人至此疗病愈疾。据《修建候馆碑记》载:"……远近官民及将卒,贵介戚属,或日数至,或经月不去,就此养疴,名曰'坐汤'。"明·万历元年(公元1753年),建圣德寺,为这里增添了佛教文化内涵。据《光绪应城志》载:"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于汤池设公馆一所,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又扩充候馆,以招待四方游人"。这里不仅成为繁华闹市,且成为旅游胜地。
再说"膏盐文化"的形成和兴起。
石膏始发现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最初见于邑西北约15里地的团山庙河边。相传,那时县河(即大富水)上游,洪水经常暴发,冲崩河岸山脚,使石膏裸露出地面,被当地人发觉,于是就开始了最早的开采,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起初,因为石膏裸露可见,挖洞仅数尺,即可取膏,人们把这种膏洞叫做"狗扒洞"。后来,渐挖渐深,挖膏出卖的农民也愈来愈多,才开始有"直洞"开采,开采地逐渐向南延伸,形成了一条长约30余里的狭长挖膏地带。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石膏开采的面积达到80余平方公里。由于只是在地面上挖成大窟小眼取膏,所以不称其为矿,而谓之"洞","膏洞"也约定俗成为正式名称,并称采矿地区为"洞上"。
随着石膏的用途愈见广泛,出现了"土人采之,舟楫载运,行销江北"的盛况。明末清初,膏洞上开始出现"洞商",即专门经营石膏的商家。他们以一定的投资,雇人为其开洞采膏,所开之洞为其所有,所采石膏由他们专利发卖。资本主义经济在此萌芽。
到了清·咸丰初年(1851年),西山潘家集附近的农民发现农田里的水是咸的,这一发现就为食盐的熬制提供了线索。不久,太平军攻入武汉,长江交通阻塞,淮盐不能进入,内地食盐紧缺。当地人纷纷取洞中废渣(俗称"蓝板"),或在膏洞附近刮硝土泡制咸水食用,以解燃眉之急。而洞商眼见盐价暴涨且难以买到,于是争相以废弃的旧膏洞浸水成卤,设灶置锅熬盐,颇有收益。应城熬盐就此诞生。
时至清末民初,应城即形成了膏、盐并采的新兴格局,在湖北省的工矿业中占据重要位置。膏盐矿业的发展,使膏盐"洞上"形成"十里膏城",应城久享"膏都盐海"美誉。
就是这特有的膏盐产出和"十里膏城"诞生了"膏盐文化"。
"膏盐文化"体现出的物质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膏盐的产出使应城的经济"富甲鄂中";还有膏盐的派生物──石膏工艺品、盐碱再制品不断问世。
"膏盐文化"体现出的精神文化,主要是"膏洞号子"、劳动歌谣以及有关膏盐的传说故事,而颇具特色的则是劳动号子和劳动歌谣。
自明、清以来至民国初年,石膏开采的生产条件一直十分落后。每一道工序都是十分笨重的体力活,多为群体劳动。在劳动过程中需得发出前呼后应的呼喊,因而劳动号子流传较多。如"正眼号子"(正眼,即矿工上下和出膏的矿井),工人们在操作吊车时,由一人领唱,众人哼和,节奏稍快;"水眼号子"(水眼,往外排水的矿井),工人用木辘车把铁桶放下去打水起来,一般要三人以上操作,也是一领众和的形式,节奏稍慢,显得自由疲倦。这两种号子没有歌词,全由一些感叹性的词组成。正眼号子只有哦呵、咳唷哦!水眼号子只有咿呀、呵哇哦的呼喊声。也有一些劳动号子有具体歌词,如"锤工号子"(小快板式的):"三月下洞腊月上,爹妈不认得儿子相,这是脱的么人生,我越思越想越心伤"!"抬工号子"(吃力的呐喊):"慢慢地走,慢慢地行,招呼撞了脚后跟!一抬膏、几百斤,头不能抬、腰不能伸,压得肩背血淋淋,哪个晓得我苦命的人"!劳动号子不管是有歌词或无歌词,它的节奏与劳动直接发生关系,曲调是和劳动的节奏和谐一致的,它调节了劳动者的呼吸,统一了劳动动作,抒发了劳动者的感情,帮助了劳动的进行。
除了劳动号子外,还有一些劳动歌,如"石膏洞,坐'千斤',一根麻绳吊横棍,两个胯子上面'跨',手提一盏鬼火灯,东碰西撞放下洞,阎王面前打个滚"!又如"进巷抬膏要弯腰,楼口打膏扭断腰,矮巷拖膏趴地跑,井口拖膏难伸腰"!这些,既是矿工们井下劳动的痛苦呼喊,更是当年劳动状况的真实写照。
另外,也还有流传在矿井外的歌谣。如:"我有好歌不敢唱,开口一唱难收缰,从小唱到十八九,还冇唱完半座矿。要把那好歌都唱完哟,小妹会唱成老大娘"!再如:"白索线,打结连,擦上膏粉好扯脸,婆婆扯了四面开,婶娘扯了人年轻,嫂子扯了像观音,姑娘扯了做大人"。
膏矿歌谣,按形式和内容,有劳动歌、生活歌、仪式歌、知识歌和革命歌谣。总的特点是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没有雕琢和粉饰,一听就能记下来。其格式大多为五言或七言体,也有长短句相间的杂言体,大多数为四句、六句或八句。没有固定的曲调,唱法自由,除要求劳动号子符合劳动的节奏外,其余近于朗诵。谣词在音韵上,有一韵到底的,也有中途转换押韵的,还有一字韵的,大都音韵流畅,琅琅上口,使歌谣得以广泛流传。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较多的比兴、重复、对比等手法,增强了歌谣的艺术感染力。
传说故事则有《石膏的传说》、《食盐的传说》等多篇传世。
蒲骚文化绽放出来的应城近现代文化
蒲骚文化结出的物质文化硕果累累。仅以工艺品为例,最显耀的是城关堆漆艺人李树仁创制的"金漆木梅花",获国际巴拿马博展会制作银奖,享誉中外。还有起源于清末的膏雕工艺品,不仅有适用价值,更是装饰艺术品,行销东南亚,至今不衰。再有笪氏祖传的绞彩工艺,栩栩如生;竹篾编织的花篮,精致典雅;缎面刺绣的桃形荷包、菱香袋,小巧玲珑;黄滩临江生产的镰刀、锅铲、菜刀等铁器,火工独到,制作精良,传承了楚国青铜器铸造的工艺风格。这些仅只能算是累累硕果中的几颗。
蒲骚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神文化花枝招展。仅蕴藏于民间并富有传统特色的民歌、民舞、民曲而形成的种种民间文艺活动就足够丰富多彩。
在这些文艺活动中,有的是歌、舞合成,并配以打击乐器;有的只有舞而无歌,配以民乐细吹细奏,或鼓锣齐鸣;样式繁多,多彩多姿。
"划彩莲船"。纸扎有彩顶、船身的花船一支,船中有少女,用绸带肩船步行;划船老汉则手持船桨引领。表演时,锣钵依节奏敲打。高潮时,彩船绕圈飞舞,持桨人随船舞动,配合快捷。舞毕,由划船老汉摇动彩船,引吭领歌,伴乐者齐和。歌词依店铺特定环境随编随唱,划了一家又一家,唱了这家转别家。
"打蚌蛤精"。纸篾扎成长有3尺余高的蚌蛤,裱褙彩色壳纹;蚌壳中藏一少女,身着大红袄,胸配彩球,人称"蚌精";时而闭壳行走,时而闭壳匍匐,时而张开双壳,频频摇动。另有一位打鱼人,或扮成沙和尚,以各种动作撒网欲捕蚌精;还有一位丑妇,梭行其间插科打诨。表演时,沙和尚以滑稽之态,丑妇则奚落调笑,蚌精则含情脉脉。配以轻乐,频频慢舞……据传早在明代,即在城关流行。
"踩高跷"。有长跷、短跷两种。短跷由幼童踩,长不过1尺;长跷由成年人踩,长过4尺有余。跷由木棍制成,棍中间镶以木踏板,捆扎在表演者的腿脚上,一跃而起,踏跷而行。表演者扮成戏曲人物,着戏装,有生、旦、丑诸行当。如表演《红娘》,扮演的戏中人则有张生、莺莺、红娘,手持精致瓷碟,以竹筷击碟,边唱边舞。曲调多采黄(陂)孝(感)流行的花鼓《四平调》、《小调》之类。杨河地区的踩高跷,还有"高跷叠罗汉",险象环生。
"玩武术"。即武术表演,有"七响鞭"、"三节鞭"、"火棍"、"耍流星"、"舞刀钗"等。表演者多来自城北魏河或龚河俚间。
"舞狮子"。以事先制好的金毛狮皮,披于表演者身上,一狮两人,一人舞狮头,一人舞狮尾,两相配合,或站立,或疾行;配以锣鼓,贺拜设香案的官家或商家。有单狮舞和双狮舞多类,还有表演高台舞狮的,即叠起十数张桌子(最高24张),舞狮人由底层桌子一直舞上最高层;从桌脚舞到桌面,一层一层圈翻,让人叹为观止。
"打连厢"。是群舞形式,一队10~20人不等。表演者每人持一根竹制连厢(竹管中缀有长串铜钱),表演时有节奏地以连厢击上身、下身、空中、地下,发出有节奏的铜钱声响,舞时还间唱以民间谣歌(渔鼓、道情等曲调)。据传,这种歌舞形式为伍子胥所创:楚国伍子胥奔吴时,乞讨于吴境街市,因他不会吹箫,难以吸引人,使用一根挖空的竹竿,内缀铜钱,敲打自身,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引起行人围观;又唱出具有楚风的民歌,抨击楚王的荒淫和残暴。终于得到吴王的赏识,自荐于吴,领兵击楚。这种歌舞传承下来演变为"打连厢"。
"拉犟驴"。出自杨河地区。表演者是一个丑媒婆,拉着一头驴子(由人扮演,着驴头和驴尾,身披黄毛皮)去为人说媒,驴通人性,不愿媒婆东撮西撮乱点鸳鸯,于是犟着不走。媒婆用尽各种办法,使尽浑身解数欲拉驴而行,铺排出许多强拉、犟行的滑稽动作,引人发笑不止!
"玩龙灯"。按照当时玩龙灯的习俗,有三种式样的龙灯:一曰跑龙,二曰鹅公嘴,三曰滚龙。三种灯式,玩法不同,做法各异。按照纪年,无闰月年玩连头连尾十二节灯,闰月年玩连头连尾十三节灯。有的龙灯后面,纸扎四条鱼虾,有一人撑一条鱼的,有两人撑一条鱼的,舞时交叉对翻;也有的扎成大虾,称作"虾子灯",玩法类似。
"赛龙舟"。在五月初五端午节举行,有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凭吊之意。在城关主要是搬运工人参加,在大富水河举行。开赛时龙舟竞发,划桨手一路呐喊,领先者获奖。昔时多由县太爷或商会会长主持开赛典礼,围观者站满富水两岸河堤。
"出平台"。出平台故事一般出四台,台上出戏──由幼童着戏装,构成折子戏的场面,配以纸扎的宫殿、山景、花草。
"出马故事"。应城在盛产膏盐时,从洞上用骡马驮运石膏到湾上下河,船运江北发卖,因而骡马众多。年节时,骡马停运,人们就利用骡马,在每匹马上坐一着戏装的儿童,分扮成百零八将水浒人物,或杨家将人物,组成马队游街,也构成一种静观的文艺表演形式,为城关地区特有。
"乐棚细乐"。先用纸扎乐棚,做成四方,四面用芦柴扎成四块,一尺五寸宽,一色落堂式三个场面,面面有字画,四块能架能放,四角吊绣球。游乐时,四人撑乐棚,棚中有鼓、锣、勾锣、钹、丁当、木鱼等打击乐,还有笛、萧、二胡、高胡、低胡、月琴等管弦乐,合奏时细吹细打,缓缓行进。这种民乐文艺表演在黄家滩很流行。乐工演奏的十样锦民乐曲《渔樵乐》,曲调优美,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后由县文化馆音乐干部改编成《妙高晚曲》收载于《应城县志》。
此外,以说唱为主的民间文艺活动。如围鼓、讲善书、说评书、演皮影,在应城区域也很流行。"讲善书"多在晚上进行。高台桌上放一小矮桌,点豆盏灯,讲书人坐于桌上,边说故事情节,边拉腔轻唱,曲调悲凄。内容多系劝善行孝的故事,围听者多妇孺。"讲评书",在应城地区虽流行但不广。然而在清·同治年间却出了个位列"三大山"的应城两河口人徐振山,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评书艺人,名录《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唱皮影戏",在应城地区的三合、郎君、两河口、杨家河、城关等集镇的茶馆里,多有演出。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应城的民间歌谣。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它恢宏着楚地、楚风、楚歌的文化特色。它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虽属"下里巴人"但"和者众",它穿越历史的时空传流久远;它饱含着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真挚,语言生动活泼,句式灵活多样;立足于"蒲阳景是半湖山"的地理环境,用乡音抒乡情。有"地名特产"歌谣、"打麦号子"、车水谣、打硪号子、放牛山歌、渔歌、工匠歌等,遍及山乡、湖区、平原、丘陵、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仅1989年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孝感地区歌谣集》就收录应城民间歌谣100多首。实际还不止这多!有一首《爱唱歌》,唱出了应城人爱唱歌的豪迈气概,就没有收录。 "南垸飞起白天鹅,一飞飞到杨家河;杨家河的姑娘多,又打哈哈又唱歌!大哈哈一百角,小哈哈一角角!不管你钱少和钱多,我们就是爱唱歌(囉),歌成河!"这首歌谣,极富楚歌的风格特色。
应城地区的民间传说故事,既有美丽的神话色彩,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既讴歌真、善、美,又鞭挞假、丑、恶;传述了应城山川河流物产景观成因的悠久历史,满含着应城人民的万种风情!如《玉女汤的传说》、《四龙河的传说》、《义马河的传说》、《龙王玉米》、《黄滩酱油》、《灵芝草》、《一夜黄》、《龙死湖》、《龙赛湖》、《九子墩》、《榔子墩》、《天子岗》、《白龙井》、《三眼井》、《烧香台》等等。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