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盛:隋唐之际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组织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其目的是沟通南北、便于当时的吴国北上争霸。世界上著名的运河有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开凿了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每年“郡国舟船辀轳万计”(唐·杜宝:《大业杂记》)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初唐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会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这一时期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从西域运来的马匹、玉器、玻璃制品等商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各地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茶叶等物资,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隋唐大运河之于洛阳有着巨大的意义,没有当时东都洛阳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隋唐大运河也就没有了核心和灵魂,其沟通南北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大运河和洛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减弱。隋唐大运河不仅为当时的洛阳输送养料,更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大动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洛阳的千年古都地位。
式微:唐中后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
据隋唐史家潘镛先生的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四十万石,少者十万石。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