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黄牛”非法倒票的专项整治工作。
4月29日和5月13日，在韩红演唱会和任贤齐演唱会开始前夕，文旅、公安、文化执法等部门联合行动，核验演出资质和审批文件，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共20人。文旅、公安、网信、文化执法等部门密切监测、限制和打击热点演出二手票在互联网交易平台上的非法高价转售倒卖。专项整治期间，文化执法总队立案查处一家“未经演出举办单位授权擅自出售演出门票”的互联网票务平台。
记者注意到，台湾乐队五月天5月26日至28日将在北京举行演唱会，“黄牛”炒高价格等情况在社交平台上备受关注。
5月14日，五月天演唱会门票的票务总代理大麦网方面向记者表示，针对相关情况，此次演唱会采取实名制购票，入场者需要持购票时登记的身份证进场，而且演唱会前48小时停止转赠门票。
这几天，微博上频频出现的退票公告让人有点懵，这些不都是一票难求的演唱会吗，怎么都在说退票？
疫情放开后，随着演唱会市场一路狂飙，电子票也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之一。抢票、退票、转票……一张看得见、摸不着的电子票，究竟藏了些啥门道？
12小时退票通道
本分还是道义？
联系上卡卡的时候，她退掉了一张刘若英上海站的门票，“880的看台，位置还蛮好的。”
如果不是看到主办方发出的公告，卡卡说，自己这880块钱就打了水漂。
公告中称，因为本次演唱会“实行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不得转赠转售”，但很多观众都是“首次参与实名制购票，对实名制购票规则了解不深入”，所以特地在9点-21点，开放了12个钟头的“退票时段”。
“对实名制购票规则了解不深入，说的不就是我这样的人嘛！”卡卡说，自己原本买这张票，是为了送给一个金牛座的闺蜜当生日礼物的，“她是奶茶很多年的粉丝，我打算把票转送给她，来个惊喜！”
在卡卡印象中，就算电子票，也是可以转赠的，去年就有一位导演朋友，送给她两张话剧的电子票，直接现场扫描手机二维码就能进。
如果这次没看到退票公告，卡卡只有两个选择：
1、自己去看（因为购票时关联的是卡卡的身份信息）；
2、如果当天没空，这张票只能白白浪费。
前永乐票务的区域经理Terry告诉记者，刘若英上海站主办方的做法，“耿直”但也有人性化的一面。
所谓耿直，是这个项目从开票之初，票务规则里就直接写明了不能转赠或转卖，“后来重新增设的12小时退票通道，不是本分，只是道义。”
否则，像卡卡那样没搞清楚状况的，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
无独有偶，5月9日，梁静茹演唱会上海站也发布了公告，同样是针对“不熟悉购票、观演规则的观众”，开启两个时段的退票通道。第一个，是演出（预售后）开票前24小时，可全款退；第二个，是正式开票日起至售票通道关闭前48小时，不过要收20%的手续费。
消息一出，微博上一片欢腾，许多没买到票的歌迷摩拳擦掌，“又可以蹲二次售票了”，而经官方歌迷会负责人确认，退票工作完成后，确实可能再进行一轮二次销售。
小冉是北京某演出公司的票务主管，在她看来，无论是12小时还是24小时，只是主办方的一种姿态，“真想去看的人，肯定不会退；而心里打着小算盘的，这会可能已经坐不住了。”
“转赠”这个开关
按下可能就是生意
王强就是“坐不住”的那个人，他对外的职业介绍是“票务代理”，但在广大群众中他有着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黄牛。
从业6年，王强目前还只是三级代理，他与主办方之间，隔了一层二级代理。一些热门的演唱会，王强每次只能从上线那里“盲盒式”拿些票，各种票价都有。每经过一层代理，都要加价几百至上千不等。
刘若英“飞行日”演唱会开巡后，王强也一直在观察，“每一站，都是几分钟就卖完”。所以尽管看到上海站写明了“不得转赠转售”，王强还是决定搏一把，拿了十来张票。
因为上个月的刘若英杭州站，是允许过一次转赠的，这让王强看到了“希望”。
“考拉”是一名资深观演爱好者，在她印象中，4月15日举行的刘若英演唱会，差不多演出前10天左右，才公布了具体座位号以及转赠的消息，“转赠的截止日期是4月12日晚上7点，过了这个点，就转不了了。”
但让王强没想到的是，上海站刘若英迟迟没有等来允许转赠的消息，反而等来了一则退票公告，这几乎是明示了不可能再有转赠机会，而退票，也是像他这样的散户黄牛们逃出生天的最后一线机会。
难怪有知道内情的歌迷们在群嘲，怎么这几天微博、小红书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临时有事去不了想退票”的粉丝。原先，这一招“扮猪吃虎”是用来吸引黄牛票买家的，现在却成了黄牛们最真实的心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转赠这一选项，都是票务这门生意的“命门”。
买过电子票的人都知道，购买时，每张票必须要先绑定一位观演人的身份信息。王强手里，常年就有包括堂兄妹、表兄妹等在内的十几张身份信息，因为无论他是从上线那边“进货”，还是靠机器从官方票务网站抢票，每张票都要先有一个“主”。
纸质票年代，很简单，只要等票拿到了，朋友圈发发，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