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所居住的地区，属于山区丘陵地带，海拔多在400－1500米之间，境内山岭重迭，岗峦密布，主要的山脉有武陵山、大娄山、大巴山等。其中，武陵山脉横贯其间，分布区域最大，酉水、澧水、清江、溇水、武水、乌江、郁江、贡水（忠建河）、唐崖河等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发农、林、牧、副、渔业的良好条件。经济作物有甜菜、苎麻、棉花、油桐、油茶、茶叶等，其中油桐、油茶是土家族地区多种经营中的主要项目，在土家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林木有松、杉、楠、等。此外，贵重的药材、水产与地下矿藏也很丰富，珍贵的娃娃鱼是闻名中外的特产。
3.称谓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密基卡”或“贝锦卡”，意为“土生土长的人”。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侮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侮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土家族大姓主要有向、彭、田、覃、谭、冉等。
4.语言
土家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潭溪乡的土家族操南部方言外，其余土家族均操北部方言。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长期以来使用汉文。绝大多数土家人都通用汉语，部分人兼通苗语，目前只有酉水流域永顺、龙山、来凤等县的部分土家人会说土家话。
二：起源
关于土家族的族源，说法不一。
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认为从《十道志》等书的记载和唐代刘长卿、刘禹锡等人反映湖南风习的诗词来看，“巴人”的确广泛进入湘东北、湘西和沅、湘流域；今湘西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比兹卡”），历史上巴人聚居与活动区域内的有些地名，读音与“比兹”近似；巴人的姓名、族名等，也有些和“比兹”的读音近似；巴人和土家族都有关于虎的故事与神话；巴人崇拜白虎神与土家族相同；巴人与土家人的姓氏一部分相同。
一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的一部。此说根据《溪州铜柱记》说：“盖闻牂牁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认为土家族来自贵州。贵州境内一直有“比兹”族，如民国《大定县志》卷五谓：“比济系白罗罗之名，因号其地为比跻，久之讹为为毕节”。元代的《经世大典 招捕总录》的《八番顺元诸蛮》篇中也说今贵阳、惠水之间有“必际”一族。“比跻”、“必际”，当即“比兹”，和土家族的自称相近。据历史记载，中唐以后，“越嶲”一带的“乌蛮”曾入贵州 。“兵敷出，侵地数千里” 。当地土著一部分被其征服，就是“白罗罗”称谓的起源，一部分与他们进行长期的斗争，最后被迫迁入湘西和云南。“土家”这个名称即是对新侵入的“乌蛮”而言。土家族的语言与西南彝族比较接近，也是土家族来自贵州的一个佐证。
一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一部分人在沅陵定居下来，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由沅陵莲花池迁往湘鄂西山区，披荆斩棘，开山辟岭，繁殖生息。
一说是以自古以来就定居在湘鄂渝黔边境的土著先民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的先民而形成的，特别是构成湘西土家族主体的是湘西古代土著居民。主要证据是：其一，从湘西地区所发掘的文化遗址来看，湘西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即有人类栖息；其二，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即“本地人”之意，称苗族为“白卡”，即“邻居的人”之意，称汉族为“帕卡”，即“外来的人”之意，这一语言现象说明土家族和苗族是湘西地区土生土长的古老居民；其三，从土家族巫师“土老司”的祭祖唱词和摆手舞的歌词来看，传说中的土家族祖先迁徙都在酉水流域回旋，并未越过大江大河和经过长途跋涉。
近年来，土家族多元来源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即以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楯蛮为主源，融合当地土著和进入该地区的汉人、濮人、楚人、乌蛮等族群共同构成。可以断定，大约自唐末五代以后，土家族这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为单一民族。
三：发展现状
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都发生了了重大变化。
20世纪50年代，土家族地区通过政权建设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逐步稳定了社会局势，而且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使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获得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自主发展生产，扩大开放，推行扶贫战略，加强横向联合与对口支援，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再次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了五次调查，于1956年10月，确定了土家族的民族成份。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告湖南省委和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族。随着土家族的被确认，土家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享受到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根据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杂居局面，以及土家、苗族人民的意愿，本着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经国务院批准，于1957年9月20日把原湘西苗族自治州（1952年建立）改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后，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的土家族人民不断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1980年5月，来凤土家族自治县和鹤峰土家族自治县先后成立。1983年11月7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1月11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983年12月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93年4月改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4年11月10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1月13日，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1月18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2月8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2月12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987年11月20日和2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先后成立。另外，在土家族散居地区还成立了众多的土家族乡。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在土家族地区得到贯彻实施。
土家族民族成份的确定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土家族地区的实施，带来了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土家、苗、汉各族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结成了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湘西永顺县有一条唐家河，流经九个公社。河流两岸居住着大量的土族、苗族和汉族人民。解放前，两岸的苗、汉反动统治阶级、土匪恶霸，各霸一方，在各自的地盘上修碉堡、设营盘、置路卡、修工事，不但他们之间互相争夺，残杀老百姓，而且在他们的挑动下，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寨与寨之间的隔阂与仇视，年年打官司，甚至械斗，人们把这条河叫做“冤家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岸各兄弟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了反动派，在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情谊。他们共同生产劳动，兴修水利，建立发电站，共同改造利用这一条河。从此这条“冤家河”，变成了“团结河”、“幸福河”。许多土家、苗、汉各族杂居的村寨，也都从“冤家寨”变成了“团结寨”。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相互支援与友好协作的关系更是密切。1972年，来凤县修建酉水大桥，龙山县知道后，停建一些项目，无偿支援大桥工程水泥400吨。大桥建成后，命名为“团结桥”。1982年，龙山县万亩中稻发生罕见虫灾，来凤县知道后，及时送去3万斤农药，很快扑灭了虫灾。
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土家族聚居的湘鄂西地区，在经过一年多的剿匪斗争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广大土家族人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及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有了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了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型农业经济格局。一批林、牧、特商品生产基地也陆续在土家族地区兴建起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家族地区每年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一方面促进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到外地“打工”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反哺农业，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家族地区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主要从事竹木制品、日用陶器、食品加工和硫磺、煤炭等的生产。经过50余年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发展，土家族地区已逐步形成以卷烟、化工、能源、建材等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产品日渐丰富，工业产值大幅增长，许多工业产品获得“省优”、“部优”称号，有的产品还打入国际市场。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族地区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旅游经济已成为土家族地区方兴未艾的重要经济类型。土家族地区的张家界森林公园、凤凰古城、猛洞河漂流、清江漂流、神农溪漂流等已成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
交通
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地区山高林密，水多路险，交通非常不便。运输物资全靠肩挑人背，奸商从中重利盘剥，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和土匪的敲诈勒索，迫使土家族人民过着“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的困难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人民和汉、苗各族人民一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使偏僻的山区通了公路，特别是横贯我国中西南的湘黔铁路的建成，极大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土家族地区交通事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一批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相继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初步形成；连接渝黔湘交通大动脉的渝怀铁路顺利通车，填补了我国中西结合部地区24万平方公里的铁路空白；穿越恩施全境的宜万铁路也正在建设中，它的建成将改变湖北西南部无铁路的历史；铜仁大兴机场已被列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民航专线，它的建成辐射了黔渝湘边区7万平方公里；扩建后的恩施许家坪机场，可起降波音737客机，已开通武汉、沙市、宜昌等多条航线。此外，程控电话、光缆通信、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等也在土家族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为土家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名符其实的立体“绿色通道”。
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群众大都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土家族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教学设备逐步完备，教育资源配置逐步优化，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升，土家族群众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提高。到2000年，土家族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1.7%。，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年。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也极大丰富了土家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例如湘西州、恩施州，2005年已通广播的乡镇占所有乡镇的96.5%，已通广播的村占全部村总数的78.3%，比1978年增长了3倍，广播综合覆盖率达75%，比1978年增长了18.3个百分点，电视综合覆盖率72.2%，比1978年增长了61.1个百分点。
医疗卫生
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各级自治地方相继建立起了医院、卫生院，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得到不断完善，地方病防治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土家族人民无处看病、看不起病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后，土家族地区的卫生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普遍提高，到2000年，土家族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0岁。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土家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目前，土家族地区已被整体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范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的逐步加大，土家族人民一定能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土家族地区一定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展现新的辉煌！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字来源 | 中央民委门户网站
编辑排版 | 张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