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洪武六年（1373 年），大将军徐达受皇帝朱元璋之命“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这 一百二十九个关隘里，当然就包括了慕田峪。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大将军徐达策马来到慕田峪检查戍守情况，他心头升起的可能是比这天北方的秋风还为萧索的寒意。
那时的慕田峪一带的长城与其说是长城，还不如说是一条只具有草灰蛇线的“草蛇”而已，修于春秋时代的这条石头垒就的齐国“草蛇”，历经千年战乱，多已墙倾 石坍，霉苔处处，在午后斑驳的日光中，要眯起眼睛仔细寻找，才能见到湮灭于荒草凄迷中的长城的影子，徐达勒马回转时，不禁叹了一口气。
多年的征战，敏感的徐达已发现慕田峪的战略要义，但怎奈那时大明王朝刚刚开始，到处百废待兴，而修筑长城又是件最为劳民伤财的事，他只好暂时把重修长城的 事放在一边。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 年），徐达才“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开始着手修补慕田峪长城。即便如此，那时的慕田峪长城虽得以修补，看上去有了“长 城”模样，但也只是一段石头垒就的土长城，既没关，也没口，直到了永乐二年（1404 年），徐达的夙愿才得以完成，明朝正式设关慕田峪。
说来奇怪，虽然自明以前，历朝历代都把修长城当成一件抵御外辱的重要工事来完成，可说起来哪个朝代都不及明朝把修长城当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的长城，属明 长城修的最好，保存的最完整，而明长城中修的最好最有特色的还要数北京段长城，而地处怀柔区境内的慕田峪长城便是明长城的精华所在了。
现在保存完好的怀柔区境内的明长城西起西水峪与延庆交界的东三岔山顶，东到与密云相接的大水峪关。这段长城在怀柔区内共经过4 个镇乡22 个村庄，全长61.5 公里，气势雄浑、坚固奇险的慕田峪段是明长城历史中峰回路转的一个绝笔。
慕田峪长城历史上曾多次增修，但最大规模的修筑工程还是在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 年），据传为抗倭名将戚继光调至长城沿线之后，主持重修了蓟镇1000 余公里的长城，修建了1000 多座敌楼。这个时期修筑的长城是历史上长城修建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最能体现古代先进军事防御思想的。
慕田峪长城就是这期修复工程中施工最精细、造型最别致的一段。然而在时隔五百多年后，慕田峪长城办事处在组织员工施工时，发现一块刻制于明朝隆庆三年孟秋 的石碑，碑上却遍寻不见戚继光的名字，让人感觉匪夷所思。这块石碑，高85 厘米，宽厘米，厚15 厘米，碑文301 字。文字周边刻有精美的卷枝花卉纹，上额刻有三只栩栩如生的瑞兽。石碑完整无缺、文字清晰可辨、字体清秀流畅，详细记录了当时修筑怀柔境内长城的官员组织 名录。这些人上至“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谭纶、巡抚、巡按、都督，下至通判、千户及管修台、管石塘、管砖 窑、管灰窑、管木作的各把总、副千户、百户，详细备至，一一列出，体现了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健全的组织机构。
从碑文来看，谭纶应当是这次修筑长城的“总指挥”。谭纶（1520-1577年），江西宜黄人，字子理，嘉靖进士。初任台州（今浙江临海）知府，练兵御 倭。嘉靖42 年巡抚福建，率戚继光、俞大猷等平定境内倭寇。隆庆元年，总督蓟辽，与戚继光训练军队，加强北方防务。他主持兵事30 年，与戚继光共事齐名，号称“谭戚”。按说，有谭有戚慕田峪长城才算“完整”，为什么遍寻石碑却不见戚继光的名字，难道他没有参与怀柔境内长城的修建，因 此才会与慕田峪失之交臂？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慕田峪长城历史之谜。
尽管石碑上不见戚继光的大名，但从石碑记载的这次修筑长城官员职务之高（相当于今省部级），就足以证明明朝对怀柔境内长城修筑的重视程度。无论从审美角度、艺术（筑城）风格还是从施工难度、技术质量上看，这段长城在长城修筑史上都是重中之重的“重点工程”。
始建于明永乐二年的慕田峪关，不仅是守卫京师的北大门，还因为其地处天寿山之北，成为护卫明皇陵“十三陵”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接塞外匈奴驻地，一边是通 往皇陵的捷径，一边又是进入京师的重要通道，通邮交易，人来人往，曾繁盛一时，明朝廷曾派“参将”、“守备”各一人及12600 名兵卒重兵把守着东自慕田峪，西至枣园寨180 多里的长城及大小十七处隘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