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古城遗址
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人类发展史,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进入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的文化遗存开始增多：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嘉陵江流域及长江三峡等地区，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遗存,其文化面貌虽各不相同，但却存在某些内在联系，呈现出由成都平原周边逐步向平原中心聚合的发展趋势，最终催生了成都平原的文明曙光——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成都平原的文明曙光
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上出现了以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大邑县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等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它们被统称为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宝墩文化是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史前城址群，其中新津宝墩古城面积约276万多平方米，有内外双重城墙，双垣之间为宽大的壕沟，是迄今长江流域城址规模仅次于良渚古城、具有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修造高大的城墙、宽深的壕沟等大型公共设施，需要具备强大的社会组织力，由此推测，成都平原在距今4500年前后，已形成权力集中的聚落中心。
宝墩文化古城址群发现多处200至3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尤其郫县古城发现一处面积551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应属大型礼仪性建筑或上层人物居所，同时也发现有属于普通居民住所的小型木骨泥墙或干栏式建筑遗迹，可见当时社会分层的存在。
宝墩文化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与确认，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地之一，对研究中华文明与古代城市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郫县古城大型建筑基址
文明的高峰：从三星堆到金沙
从距今3700年开始，宝墩文化走向衰落，三星堆文化（约夏—商时期）兴起，它与后来以金沙、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约商—西周时期） 一起构成了蜀地文明的高峰。
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也是当时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三星堆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遗址中心的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与郑州商城的规模相当。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及海贝、象牙等，多为祭祀用器，尤其是青铜器极为突出，举世瞩目。三星堆已进入古国时代，具有显明的神权政治特征。
金沙遗址分布面积达5平方公里，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成都平原建立的新的古蜀国权力中心，已发现祭祀区、宫殿区、一般居址区、作坊以及墓葬区等，出土大量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等，尤以玉石器与金器最为出色。整个遗址显现出王都气象。金沙遗址体现出与三星堆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与三星堆金杖表面刻画的鸟、鱼、箭等图案几乎完全相同，遗址内发现的小青铜立人像也与三星堆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造型相似。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神树等有共同的图像母题，反映出共同的信仰和崇拜。从三星堆到金沙，体现了中国古代区域文明连续发展的独特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的蜀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蜀地为开明王朝统治，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成都商业街船棺合葬墓等高规格墓葬，应是与开明王族有关的遗存。
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是迄今成都平原发现的古蜀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既有典型巴蜀式兵器、印章等，又有楚文化风格的铜鼎、铜缶、铜敦等，佐证了开明蜀国与荆楚之地的渊源。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船棺合葬墓，发现时尚存船棺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米，是国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船棺葬，应属开明王族的墓地。该墓葬是明显的二次葬，可能与古籍中所载的开明五世（一说九世）迁成都的史实有关。以船形棺木为葬具，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流行的葬俗。
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漆豆
巴蜀图语铜勺
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漆簋
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漆虎
这一时期，蜀地出土的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有特殊的图像符号,如虎纹、蝉纹、蚕纹、手心纹、鸟纹、蛇纹、鱼纹、龙纹、龟纹、人形纹、花蒂纹等，学界统称为“巴蜀图语”。推测为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也有学者认为是尚未识读的文字，为破解古蜀文字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古蜀文明，是中国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蜀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与周边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古蜀文明也在漫长的岁月中影响着周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前316年，蜀地纳入秦国版图，蜀文化逐渐融入到大一统的洪流中。秦昭王时李冰任蜀守，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为两汉时期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