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是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其中胖乎乎的翻译官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在抗战期间，类似于翻译官这种为日本服务的“汉奸”人数并不少。据统计，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其中包括伪政府工作人员、潜伏后方的特务等等。
但在战争胜利后，这些汉奸的下场又如何呢？
枪决汉奸令人不满的汉奸惩治工作
抗战后被审判的汉奸不仅享有聘请律师、申辩等权利，对判决结果不满意还可以逐层上诉。可惜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初期，对汉奸的惩治工作并不让人满意。
据统计，截至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被捕获汉奸疑犯仅有一二百名，而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为日军服务的中国人显然不止于这个数目。例如南京伪国民政府委员共有22人，但当时被捕者仅有褚民谊等这样的非实权人物；伪军委会委员有40余人，被捕者也只有4人。
伪军的处理结果同样不能为人满意。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统计，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伪军改编为“自新军”的共有238,996人，将保安团及游杂部队整编拨补779,116人，这样共收编伪军及游杂部队1,018,112人。许多抗战期间帮助日军战斗的官兵并没有受到惩治，反而被整编为正规军。
伪满蒙自治军于是不满开始发酵，在汪伪政府解散的当天，潜伏在南京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处担任少将科长的军统特派员周镐，就集合了一批伪军政要员和一部分兵力，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旗号逮捕汉奸，抓捕时任伪政府工商部长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等人。
媒体随后将这种不满放大，《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开始撰文要求惩治汉奸，甚至国外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宽容”。1945年10月13日，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安德烈斯在报道中写道：“北平至今一切汉奸战犯逍遥法外，继续横行，没有中国政府去管理和制裁他们。在上海我看到情形也是这样。”
国民政府真正开始处理汉奸的工作开始于1946年3月13日《惩治汉奸条例》颁布后。
惩治汉奸的工作在抗战前后都有出现。图为1936年北平枪决汉奸现场。如何逮捕汉奸？
惩治汉奸的首要工作是对其进行抓捕，但是解放后易名，逃跑至海外的汉奸并不少， 如何才能保证汉奸不漏网？
依据《惩治汉奸条例》，抗战期间可以划归汉奸的人数相当多，仅靠国民政府的搜寻、抓捕显然不能将汉奸悉数搜捕。国民政府于调查之外，希望通过举报与自首的方法找到汉奸。
首先是检举汉奸，国民党在北平设立主席办事处，处理人民陈诉案件。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办事处收到检举信件约两千封，甚至有从天津和保定乘车投递申诉书的公众。从1945年到1947年，各省高等法院及分院总共受理了44,204件汉奸控诉案。
检举之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法律敦促汉奸自首。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拟具的《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中，初步规定自日本投降后自首的汉奸皆不能算作自首。
河北高等法院检查处发布的通缉令而在抓捕汉奸的过程中，军统局起了主要作用。在惩治汉奸工作开始时，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肃奸委员会作为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并在全国设立了25处肃奸分会，地区肃奸工作则由各地政府负责。其抓捕程序也相当规范，缉捕名册、全国通报、舆论公报等方式都有运用。
自1945年9月开始，军统局首先在南京逮捕一批曾在汪伪政权担任要职的汉奸，包括梅思平（历任汪伪政府多个部长）、李圣五（伪教育部长）、周学昌（伪南京市长）等47人。
值得注意的是，“鸿门宴”的剧情在此时也多次上演。因蒋介石“汉奸只问罪行，不论职务”的讲话，很多汉奸自认为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行而没有出逃，军统局在戴笠的主持下，用宴请的方式分别在上海和平津诱捕了王荫泰（伪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等人。
据统计，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局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
殷汝耕创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如何审判汉奸？
从1945年底开始，《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和修订的《惩治汉奸条例》先后颁布，国民党政府开始启动起诉、审判汉奸的法律程序。
在审判过程中，为自己开脱的汉奸高官并不少。例如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职的梅思平，在其抗告状中即辩解称自己追随国父孙中山革命多年。而自己在抗战胜利后，维持京城一带治安，等待政府接收，并创办中央政治学校，担任该校政治系主任等功劳。但梅思平的上诉最终被南京最高法院驳回，1946年9月14日梅思平被枪决。
汉奸罪行调查表当然汉奸中也有不予起诉的幸运儿。例如在河北高等法院受理的两千多起汉奸案件中，免于起诉的就达千起。其中原因有的是证据不足，也有的是被人诬告。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大多数被告是因为虽然在敌伪机构任职，但并无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人民的恶行，不应当担负汉奸罪责，因而免予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据《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等文件规定，汉奸的审判案件都需要公开审理，一些名声在外的汉奸审判自然引起了不少关注。例如审判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时，时任《锡报》的新闻编辑孙云年写道：“这起公审陈壁君的特大新闻，引起沪宁苏锡各报的注意，当时在南京的美国合众通讯社记者也到苏州采访，而且他们似乎对中国公审汉奸颇感兴趣。”
而对周佛海（历任汪伪政府伪财政部长、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等职）的审判则更为火爆。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殿对周佛海进行首次公审，南京近万名民众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法庭无奈设置了音响设备，对外广播庭内状况。
周佛海画像两年多的惩治汉奸工作取得不小的成果。截至1947年10月，据国民政府司法部统计，汉奸审判检察方面办结63,563案，起诉者30,185人，不起诉者20,055人。其他13,323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受军法审判的汉奸不计其中）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代总统李宗仁在逃跑中匆忙下令：凡处有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释放，无期徒刑者一律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和老虎桥首都监狱继续羁押……
参考文献：
1、《司法行政部统计汉奸案件年表》（1947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2、《最高法院办案情况统计表》（1947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
3、《两年来首都各地汉奸惩治情况》，《中央日报》1947年12月1日第2版。
4、谢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问题述论》，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