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葆石作客华东师大思勉讲座，他总结出抗日时期上海文人的三种的状态：隐退、反抗与合作。
一直以来，人们常用黑白分明的二分法——“英雄还是汉奸”评价抗日时期的文人，但《灰色上海，1937-1945》一书的作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傅葆石（Poshek FU）却认为，沦陷期的复杂与暧昧赋予了彼时文人多重的角色，难以“非黑即白”。在前不久的华东师范大学思勉讲座上，他就当时的上海文人总结出三种纠结的状态——隐退、反抗与合作。
在战后中国，日据时期的各种道德选择被简化为界限分明的两极。1945年8月13日，即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已经在重庆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1945年11月，在光复不久的上海，由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面世。一时，人们对那些战时“文化汉奸”的唾弃铺天盖地而来。
而傅葆石认为，上海全面沦陷时期，文人的道德与立场选择充满了因时代影响而特有的复杂性和暧昧性，难以用是非简单地模式化。“他们有人消极抵抗，有人积极反抗，也有人附逆合作。”无论何种，抉择源于当时上海文人对时代与命运最深刻的体会。
“很多中文翻译中，合作者被翻译为汉奸。一般来看，反抗者就是爱国英雄，合作者就是汉奸、敌人。”然而，在傅葆石看来，反抗者不一定是纯粹的反抗，合作者也不一定是简单的合作，三种状态交相重叠，呈现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文人心态与情结。
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恐慌充斥着这座“孤岛”每一个角落。所幸的是，上海有“商业城市”的标签护身，不至于被过分蹂躏。日军将上海视作大东亚后方基地，以战养战，以提供日军亚洲战争的养料。于是，上海从南来北往的商业大都，沦为和外界隔绝的孤岛。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物价飞涨，老百姓常说的话题便是今日的米价。据说1944年7月的一天，原本170元一担的大米，早晨卖6800元、下午卖8000元、到了晚上更是飙升到了50000元一担。
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日军列出来一张长长的名单，上面全是当时上海文化人的名字。这些文化人留在了彼时早已物是人非的上海，在乱世求生与民族大义的道德夹缝中痛苦抉择。
隐退编辑王统照
王统照是那时上海抉择的一种模式代表——隐退。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王统照一家迁往上海。他曾以笔墨为武器，通过各种文学活动呼吁坚持抗日，如《烽火》杂志上发表的《上海战歌》等诗。1937年末，上海沦陷。王统照坚持留在上海，成为为数不多的留下坚持斗争的作家之一。在那段孤岛时期，他定居法租界，改名王恂如，为《大英夜报》编副刊《七月》，也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写稿。
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军冲进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沦陷。王统为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留不留在沦陷后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这句话，是他对抗战最基本的立场。
当时，上海很多重要知识分子和学生已陆续离开上海，多数去延安或者重庆，王统照依然坚持留下。不过，他慢慢停笔文学创作，消极抗战，改行在开明书店上海编辑部担任编辑。因自己没有向日军示弱低头，王统照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巴。没有了稿酬，但日子还是要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中过下去。于是，他隐退于文坛，选择了一种不用牺牲太多文人情怀又能不失尊严生存的方式——一心为开明书店编词典，希望用另一种方式为战后留下薪火。
反抗斗士李健吾
王统照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坚持抗战时，另一位抗战代表李健吾则用一种更明显和激进的方式表达立场。李健吾是当时上海重要的戏剧学家，在上海从事进步戏剧运动，是上海剧艺社以及苦干剧团的中坚。
因为他，当时上海抗日色彩最重的文艺作品就是话剧，此时上海话剧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蓬勃的时候。李健吾说：“我是一个小民……永远只是为这颗小小的良心寻求安灵。”对身为文化人的道德底线和良心，李健吾表现出一种绝不投降的“顽固”。相比于王统照，李健吾对个人利害表现出一种更无谓的态度，民族与国家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李健吾不断地用戏剧创作进行自己的精神反抗。在他看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当时写了很多爱情话剧，其中主角往往不受父母之命，由此暗喻着他的精神反抗。他写道：“一个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这个纯洁的灵魂象征着一个善良的中国百姓。”
合作遗民文载道
不过，也有文人放弃了反抗，选择默默接受日军的统治。也有文人一反传统，认为“饿死最大”。与李健吾同为积极反抗者的柯灵说：“自有史以来，道德的堕落……许多人都在变，有的简直变成了禽兽，叫你对面也认不出来。”这里的“禽兽”，说的是当时的另一位文人——文载道。上海刚全面沦陷的时候，很多报纸都停刊了。1942年3月，朱朴创办的一本名为 《古今》 的杂志面世。这本杂志于乱世中标榜名士风度，不谈政治只谈风月。不同于《中华日报》，《古今》强调大时代下追求个人的小情趣。于是，不见政治评论，多是小品随笔、历史故事与人情物理。可就这样一本杂志，在当时很受上海文人的欢迎。“不仅后来被标签为‘汉奸’的张爱玲喜欢，被标榜为爱国反抗者的郑振铎也每期必看。”傅葆石说。
文载道就是《古今》的作者之一。当时的作者群还有陶亢德、周黎庵、纪果庵等等文人。这批人围绕这本杂志，借着风月与历史抒发自己内心的纠结。1942年11 月《古今》从月刊转半月刊，封面是两个隐士在一叶扁舟上喝酒聊天。历史中的种种身不由己成为这群作者最大的借喻。很多人描述自己是遗民，想表达自己是孤臣孽子，但不是乱臣贼子。傅葆石说：“他们认为，自己不反抗日军这个决定可能不对，但是意图是无奈的。如今骑虎难下，杂志刚好为这些文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发泄他们对那时政治历史的疏离感及罪恶感。”文载道就写道：“弟因无状……目下除埋头故纸堆里，写无关大计之外……而终不能见谅于清流。”
非反抗者是汉奸？
在战后中国，最受争议的便是那群因生存需求承认日军统治的附逆文人。“这些人其实也不想参与日军的统治，但是要吃饭，不能做陶渊明。为了减轻道德负罪感，他们用古往历史与风月故事发声自己的选择乃是人之常情。”按傅葆石的说法，以文载道为代表的《古今》派“落水”是为了“一口饭吃”，也是日军的政治暴力所致，就是为了“乱世求生”。
由此，在傅葆石看来，文载道等《古今》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奸。“虽然这群人没有拒绝妥协带来的回报与特权，但他们也拒绝帮助日军宣扬统治。”暧昧而又复杂的道德抉择，似要放在当时的情景中，才能有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