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时，爱国之士们普遍认识到，从中小学开始，就应对国人进行“民族英雄”事迹的历史教育，以培养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这一做法已刻不容缓。如1935年，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中学和大学历史教育工作的陈训慈（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之弟），就在著名的教育杂志《教与学》上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的长文，明确提出并系统表述了为何要在历史课程中进行有关民族英雄的教育，以及如何有效地开展这一教育的建议和主张。在陈训慈看来，中国历史教学当时的“中心目标”，应该是“充分表达本国民族之由来变迁与演进，提示民族伟大的事迹，而引起学生之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为本国民族的生存与繁荣而努力”。因为“这一个世界还是民族角逐的世界，历史也还应是民族本位的历史，而历史教学也更应注重民族立场的需要……这种企图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上尤应注意，以期打破青年的消沉风气，而树立起民族自信力，唤起其对民族的责任。而在许多本国史的材料当中，最足以达到这样目标之效者，便是有关民族兴衰的伟人事迹所寓的传记”。他还特别引用了今人熟悉的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译为“现代史”）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论证服务，呼吁国人特别是历史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撰写“具有民族性的名人新传记”，“将古人舍身为国那一种激昂磅礴的情绪，重新在青年们的内心燃烧起来，以鼓铸他们对国家民族一种说不尽的热情”。陈训慈所谓的“民族名人”或“民族伟人”，实际上不过是“民族英雄”的另一种表达。在陈氏之后，响应其号召的沈明达发表过一份《本国史中补充“民族英雄史实”教材的拟议》，思考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将陈训慈的主张加以具体落实，其中就把“民族名人传记”， 直接改成了“民族英雄史实”。
1935年，也就是日本逼近关内、“华北危机”急剧深化的那一年，与陈训慈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文几乎同时，“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得风气之先，在本校所办的《遗族校刊》上，率先发起了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颇值得今人关注。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是国民党在南京中山陵附近创办的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这些烈士遗属强烈的“英雄”情结，或许成为其发起这一讨论的主观动力。不过烈属们的有关讨论却是相当理性的，他们公开表示，“民族英雄”绝不该仅仅局限在所谓“英烈”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能体现出新时代宽阔的民族视野和鲜明的现代关怀。如中学生谭少惠在其“课艺”作文《民族英雄的界说》中就明确指出，一般人说起“民族英雄”，都会想起那些“抵御外侮的武夫”，而现在要救国难和复兴民族，“单靠武力”是绝对不够的，而应当看到“造成现代武力的背景”，用今人的话来说即是综合国力。故他给“民族英雄”下的定义范围极广：“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国防、工业、经济、道德、政治、艺术、科学各方面，或破产，或落后，或不彰，如有人能努力于一方面，或一方面里的一小部分，而能对于全民族有利益的，都可以叫民族英雄”。
另有一中学生则提出了从时代精神出发找寻“民族英雄”的新标准。他认为：“不论任何人，只要他能用种种方法，无论文的、武的、急的、缓的，来延长和光大他民族的生命的，都可称谓民族英雄”。而延长和光大民族生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族文化，一是民族精神。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衰落的真因，就在于“民族文化核心的丧失”，虽然“现在我们所谓中华民族，实于汉族之外犹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但“其维系的力量无疑的是汉族文化做了中心的缘故”。而在这方面，真正有远见有担当的孙中山最为难得，故他认为“孙中山先生亦正是我们认为最（具）时代性的‘民族英雄’”。
在《遗族校刊》所登载的有关“民族英雄”的讨论中，中学生们似乎更为重视那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这与那个时代中国的民族命运，实在息息相关。有篇题为《民族英雄应具的特性》的文章就强调，“中国幅员广大，民族血统复杂”，满蒙回藏瑶等各族都 “各具其特殊性格”，但就中华民族的整体而言，却又有其共同的民族性格缺点，如“好伪怯懦，缺乏国家思想、进步精神、生产能力”等等，故而在作者看来，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应该领导人民去克服这些民族弱点，因此他必须具有“坚强的民族意识”和“热烈的爱群精神”，具有“高尚纯洁的人格”“真实的统制力量”和“坚固的自信决心”，“凡领袖能具备上述各项应有特性者，即是民族英雄”。孙中山就堪称这样的民族英雄。
还有一位学生，也从民族领袖的层面来思考“民族英雄”问题，他同样把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他同时又强调“民族英雄”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英雄：彼族的英雄，未必是此族的英雄，在彼族得到赞美讴歌的民族英雄，在此族却可能招致怨恨和咒骂。比如中国的民族英雄孙中山，“我们固然是视他为恩人的感谢他，但在列强却未尝不视他为劲敌的仇恨他”。不过，作者所谓的空间性，却主要是针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的民族而言。至于民族英雄的“时间性”问题，他则写道：“无论是哪种学说、制度、道德标准、政治潮流，都含有一种无形的时间性，民族英雄的定义，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比如历史上赞美忠君杀贼的岳武穆、曾国藩，如今有些人却不迷信他，而情愿把‘民族英雄’这个徽号加之于梁山泊上的英雄、太平天国的好汉。所以民族英雄不但在横的方面——空间上有不同的价值，同时在纵的方面——时间上也有不同的批评。” 此外，他还列举了世界各国20世纪的民族英雄，如土耳其的凯末尔、印度的甘地等等 ，强调他们为国争光的方法不同，“无非是能够适应国情而已”。甚至他还不适当地把法西斯分子墨索尼里说成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有国人寄望并呼唤具有“领导能力”的独裁人物能够力挽狂澜，实在也并不奇怪。
应当说，这些中学生们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总体水平并不高，不过它们却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民族英雄”的期待心理，以及社会化的普遍认知水准。由于当时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因此谈论现实的“民族英雄”时，人们一般都会很自然地以全民族为对象，即便是泛泛谈论遴选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标准时，往往也是如此。如有一篇评论徐用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和易君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两书的书评作者，就公开声言：
选择民族英雄的标准——凡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为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包括民族的生命和荣誉，国家的土地和主权），而牺牲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体力、智力、财力以及生命力），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史不绝书，为求阐扬表率起见，得就历代中选择若干民族英雄以为代表，俾资取法。
也有人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标准提得较为具体，强调这样的“民族英雄”，必须具有对内发扬固有民族道德、对外勇于抵抗侵略、不惜为国献身的精神或态度。如193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与民族英雄》的文章就写道：
“民族英雄”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目前我们需要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比之过去更加迫切。所谓英雄是一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硬汉，加上聪明的头脑，敏锐的眼光，有计划地前进，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民族英雄则是根据这种态度，处处着眼于国家民族。印度的革命家，多是有到死也要捏一撮祖国的泥土而授命的决心的；希腊的勇士，对着祖国都有最沉痛的热血的。虽然，成功与否，那是环境决定的，换言之，那是要看时间与空间所给予的机会。但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民族英雄，那是已具备了决胜的条件。
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的任务对内须要发扬固有道德，具体地说要把“礼义廉耻”的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尽量提倡，促进养成一种风气，挽救了颓废了的伦理观念，同时还要把武士道的精神，灌输到一般民众，使得人人都有爱祖国的心理。这是总理所昭示的革命必先革心，我们把它具体化来演释一下而已。他的任务对外须要抗拒强暴，反对侵略，与祖国共存亡。他的［每］一滴血都要为祖国为民族而牺牲。
可见，该作者的“民族英雄”标准，主要还是瞄准当下中华民族危机时期民族国家的领导人物之必备条件而提出的。
但是，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将其标准贯彻到底并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切实说明，尤其是把古今民族英雄的评判标准真正统一起来，却并非易事，甚至根本无法做到。当时一般的民族英雄榜，往往只是简单地开列历史人物名单，而并不去做详细解释，这一点实不难理解。不过尽管如此，从当时所开列的各种民族英雄的榜单中，我们依然能够见及一些有关的选择性特点。以此为据，还是可以窥见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其中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之一斑。
二
从笔者所搜寻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时人们所叙述和认为的“民族英雄”，一般都不限于汉族，或者说不排斥，而是包括蒙古族、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像元太祖蒙古人成吉思汗和明朝“七下西洋”的回人郑和，就是许多民族英雄传里都要提到的人物。有的英雄传记集还非常自觉地强调这一点，如刘觉所编著的《中国历史上之民族英雄》一书，其“凡例”中就郑重写明：“本编所列民族英雄，不限于汉族，凡满蒙回藏，对外有功绩者，亦并载叙，以符五族一家之旨”。从该书实际收录的“民族英雄”等来看，也包括了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回族的常遇春和郑和等人。
当时，最能代表国民政府的国家意志，也能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时代主旋律的“大中华民族”观念的举动，恐怕莫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所通过的表彰40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决定了。
1937年6月3日至4日，在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道藩的主持下，请来该会下属的史地语文两研究会的成员柳诒徵、萧一山、胡先骕、张世禄和少数民族人士艾沙等前来开会讨论，专门就“表彰民族英雄的议案”发表看法。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讨，最后决定先将秦始皇、蒙恬、汉武帝、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窦宪、班超、诸葛亮、谢玄、唐太宗、李靖、李勣、刘仁轨、王玄策、郭子仪、李光弼、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元太祖、耶律楚材、萨都拉、明太祖、郑和、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宋应昌、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左宗棠、冯子材等40人，推为“民族英雄”，特通告全国并征求传记。该表彰决定被报道之时，文前还有一段交待文字，特申明“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以我国历史久远，代有特起人物，故表而出之，藉作人群模楷，增强民族自信力”，遂有此次表彰民族英雄的决定出台。
不过，不知是因为“兹事体大”，还是由于一个月后日本就全面侵华、无暇顾及的缘故，此后这个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似乎再也没有见到正式的下文。而且当时已有的多个报道，在涉及少数民族的英雄名单时，所列之名竟然还有不尽一致之处。如在另一种报道里，元朝契丹人耶律楚材和著名词人、书画家回回人（一说蒙古人）萨都拉，就分别被耶律太后和拔都二人所取代，而且后者报道的单位似乎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