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累计开荒种粮2万多亩、产粮7000多万斤、植树100多万株，是79岁的湖北襄阳市农民刘文豹交出的答卷。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种粮，不仅自己种，两个儿子也接了班。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安心种粮的地方，他带着全家，42年来辗转湖北、宁夏多地垦荒种田，历经坎坷，矢志不渝。
两代人跨越40余年，为啥对种田“情有独钟”？这巨大的能量从何而来？
这源自朴素的初心信念，也来自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安徽种粮大户“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人人都要吃饭，开荒种地是我的老本行，只有种粮心里才踏实。”刘文豹说。
“他就是离不开田，种田有瘾。”老伴沙玉荣说。
“中国需要年轻人种田，国家重视农业，种粮就有奔头。”儿子刘斌、刘杰说。
这是“多种粮、种好粮”的传承接力，也是“为粮食安全作贡献”的情怀担当。从蒿刺满地的湖北鱼梁洲，到偏僻寂寞的宁夏月牙湖，再回到良田遍布的家乡沃野，父子三人对土地的恋恋不舍和对种粮的雄心壮志始终未变，与千千万万种粮大户的故事一样，他们的传奇种粮史为筑牢大国粮仓、端稳中国饭碗写下了生动注脚。
“这次，心终于安定下来。”
一生只为种粮
2024年4月，山东寿光。
虽然这辈子见过不少大世面，但登上“第二届贾思勰农业奖”颁奖台时，刘文豹还是有些紧张。他捧着奖杯，下意识地左看看、右看看，看到了两个儿子脸上堆满的笑容，他的心安静了些。
这不是刘文豹第一次被表彰，但却是第一次父子三人同时被表彰。如果说他年轻时的心愿是“这辈子要多种粮”，那么如今，“后继有人”更让他觉得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
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40多年的光景喜忧尝遍。
他还记得35年前第一次去北京中南海领奖时的踌躇满志，那一刻坚定了他一生的决心：多种地，多打粮，多为国家作贡献；
他也记得屡次从流转土地上撤出时的无奈辛酸，他想过进城养老，也尝试过别的行当，但无论干什么心都在农田里，老想找机会干老本行。
天遂人愿，3年前他带着妻儿终于回到了家乡。
此时，襄阳已经很难找到大规模集中连片的耕地，最终在枣阳市王城镇和兴隆镇的6个村包了2000亩地，成立了家庭农场。
然而刘文豹却很知足，垦荒40年，终于种上了良田。大儿子刘斌农学专业科班出身，小儿子刘杰“从小在收割机上长大”耳濡目染，“80后”兄弟俩终于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化大农业前景，准备大展拳脚。在年轻一代看来，“多种地靠的是不变的初心，种好地靠的是好政策和农业科技。”
随着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不断发展，国家开始倡导“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以前刘文豹吃过不少合同的亏，如今为了让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枣阳市部分乡镇开始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流转方式。比如，王城镇董楼村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土地管理合作社，再由合作社与种粮大户签订流转合同，并且合同还要拿到镇上三资中心去备案，受到法律保护。
这样小农户和大农业各得其所。对农户来说，合作社最熟悉各家情况，能够充分尊重村民流转意愿；对种粮大户来说，免去了对接一家一户的繁琐，也不用担心自己流转的土地中，各家土地因界限不清而产生纠纷，只要负责自己流转土地的总体面积就可以了。
“乡亲们更愿意把地流转给刘文豹，农民看得出来，谁是真心实意种粮，谁对庄稼有感情。”董楼村党支部书记梅开军说，你看看他们的地里有多干净就知道了，就没有什么杂草、杂树。
之前有村民自己种地能达到1000多斤，把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后只能打800斤，村民们都说，“把我的地都种坏了”，心疼得很。
垦荒半生，与土地告别是刘文豹的心病。每次拼了命改造，好不容易把地养好了，又得被迫离开。此刻的刘文豹，心终于安定下来。
每天，父子三人都会到田里转悠，对每个田块如数家珍。刘斌说：“我爸就是舍不得地，冬天也不得闲，抽空就得去地里看看，哪怕地里已经没啥了。”
夏天的地里不好受，刘文豹父子总是提前把矿泉水冻成冰块，放在车里。忙累了就去车里喝点冰水，继续干。衣服湿了就放在车窗上晒干接着穿。
其实，对刘文豹父子来说，20多年没有回湖北种粮，气候环境和种植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挑战也不少。第一年按照在宁夏的方式种了120亩水稻，因为温度高没撤水，三成没出苗，第二年灌完水以后就开沟，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目前小麦、水稻、高粱、春玉米等作物的产量都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效益也很可观。
“这是赔出来的经验。”刘斌笑着说，去年收小麦的时候遭遇了烂场雨，雇了5台收割机，花了5天时间把1700亩小麦全部割完了，但是收购企业每天只能给我们烘干30吨，来不及烘干的被“捂”着发酵了，也没卖上价。
今年，刘文豹父子下决心跟镇上申请了一块农业设施用地，投资200万元建了仓库和两套烘干设施。对于年产粮食近300万斤的家庭农场，有了这些烘干设备，每年能省下十几万元的人工费用。
而这笔精打细算的“长期投资”也寄托着刘文豹父子要在这里扎下根的心愿。
“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
没有种不好的地
人在经历着历史，也在创造着个人史。当个人发展与时代进程同频共振时，时代会赋予个人极大的能量，让其在群星璀璨的时间长河中拥有一席之地。
时针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春潮涌动，万象更新。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等待一场久旱逢甘霖般的变革。常年受困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一次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真正敢从常年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迈出那一步的人还是少数。
但历史会奖励向前一步的人。
刘文豹感受到了春风拂面的暖意，他觉得这是个大好的机会，跃跃欲试。而且他从不想太多，“干就是了。”就是这四个字，贯穿了刘文豹的一生。但凡这其中掺杂了一些利弊得失的计较，“粮王”的故事恐怕就是另一番面貌。只要做事，总会遇到失败，但就是这起落成败的跌宕起伏，反复考验和捶打着一个人的决心。
由于刘文豹之前当过国营农场的农机员，1982年他便自筹资金买了4台拖拉机，搞起了“农机代耕”。在那个家家户户还是牛犁地的年代，农机的意义不亚于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所以那时刘文豹的生意特别好，“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连着7天7夜没睡个囫囵觉，等种完地骑自行车回家时，一头栽倒在地上睡着了。”而且他自己就是农民，处处以农民的利益为重，“绝不让农民吃亏。”就靠着这两年的辛苦与忙碌，刘文豹攒下了第一桶金。
尝到了政策甜头的刘文豹又开始琢磨，“与其只帮别人搞一个生产环节，不如承包种地的全过程。”而且他认识到，规模才能出效益，便一口气承包了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的1070亩荒地种粮。
有人说他，“你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正是，为啥我叫刘文豹呢？”
别人都说，“这些荒地根本就种不出来粮食，就算种出来，投入产出比也不划算。”但刘文豹从没想那么多，“在我眼里就没有种不好的地，我只想着怎么才能把地种好。”
“但是有些地确实不适合耕种啊？”
“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
就这样，他成了“中国农民规模经营第一人”。在历史潮流涌来的第一个浪头下，成为了弄潮人。不久后，刘文豹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如果说人这一辈子，活的是几个瞬间，那么1989年的那个正月，刘文豹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在一个大雪天出发的，先是走了十几里的路到镇上，又搭了辆大卡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县里。在县里终于坐上了火车到了省城，再转车去北京。几天后，他终于踏进了中南海，与全国百名种粮大户一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得了中国“一代粮王”的美誉。
“咱也算是享受到一个农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了。”然而，刘文豹还不知道，为了种粮，他将开启一路漂泊。
后来，遇到了种种事件，先是200亩小麦被毁，后来6万斤西瓜也被哄抢，眼看着刘文豹就要在当地待不下去了。
“我就不信中国那么大，就没有安心种粮之地了！”1992年，刘文豹转头就在襄阳汉江边上的另一个村签订了开发荒岛鱼梁洲的合同。他是打算踏踏实实在这里大干一场的，合同签的都是15年的期限，前6年里投了150多万元。
刘文豹刚去的时候，那里都是荒地，根本没有人种。还有一部分是沙滩，因为没有充足的水源，每年种的树都存活不了。“我觉得这不对劲啊，我得先研究怎么把树搞活。毕竟，要想种地，得先治沙。”
老刘是个爱动脑子的人，他把四五米高的树苗剁成60厘米一节，一个树窝栽两棵。枝丫只留一点在上面，大部分都栽在地下。结果实验成功了，最终一共栽了将近20万棵树，才把鱼梁洲的沙治住，粮食亩产也由最初的几十公斤提高到了300多公斤。
由于城市建设等原因，1998年，刘文豹承包地的管理权由村里转移到了新成立的鱼梁洲旅游开发区，刘文豹的合同只好提前终止。他也挣扎过，也反映过，也得到了一些赔偿。最终为了顾全汉江生态湿地保护的大局，他还是离开了。
这些事儿刘文豹从不给两个儿子讲，但儿子们还是能从亲戚的只言片语中，从父亲渐渐苍老的脸上感受到一些，“这么折腾，我爸就不能歇歇吗？”
刘文豹确实想喘口气了。这时的他已经年过半百，真的累了。就算不再奔波，攒的钱也够花了。他在襄阳城买了房，但清净日子过了没几天，却浑身不得劲，不是这疼就是那痒，血压还飙到了一百七八，“每周都要去看医生，天天要吃药。”他算是看明白自己了：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活着就要干事，不干事就生病。”成了挂在老刘嘴边的一句话。
“我要是泄气，全家就都瘫了。”
只挂前进挡
如果刘文豹事先会预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么坎坷，他还会不会义无反顾种粮？历史无法假设，只能说，正是因为刘文豹没有想那么多，“只挂前进挡，不挂空挡和倒挡。”才能一路披荆斩棘，经历几番风雨，用全部的心血和汗水续写了自己的传奇。
进入21世纪，对改革气息向来敏感的刘文豹嗅到了国家正在搞西部大开发，他坐不住了，想去西部大展拳脚。他不怕离家远，只要能种粮就行。于是，他带着家人，开着面包车，一口气跑了3万多公里，考察了十几个县市，2001年在宁夏银川黄河边的月牙湖安营扎寨，承包黄河滩涂开始改造。
刘文豹总是不愿意说起当年的辛苦，觉得那没什么。但那时的戈壁荒滩，漫天黄沙，缺衣少食，给刘斌的记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时候我们住的都是砖瓦结构的平房，顶棚也不结实，全靠几根木头撑着，上面就盖个床单遮风挡雨。我爸的卧室本来就不大，还要当个仓库使，里面堆满了化肥、农具各种杂物。”除了住得简陋，食物也是捉襟见肘，“那时候几个人煮一锅面就打一个鸡蛋。”
“就不觉得苦吗？”记者问道。
“造业（受罪）得很。”这是沙玉荣对那段经历的回忆。
人烟稀少，荒凉寂寞，宁夏的夜很熬人。“但好在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更何况干农业苦，我从小就知道，早就习惯了。”刘杰说。
就是从宁夏开始，初中毕业的刘杰默默跟在了父亲身边，刘斌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没有像同学一样选择去大城市，也来到宁夏，与父亲和弟弟并肩作战。
20年里，兄弟俩恋爱、结婚、生子，始终跟在父亲身边，儿子们小的时候也都住在河滩边，上学后每年寒暑假再回来。
“刘斌喜欢读书看报，每次去宁夏都让我背很多书。”爱人李园园对这样的生活早就习以为常，用行动支持着丈夫，“我把家照顾好，让他在外面安心种田。”
刘文豹对孩子们的选择很坦然，他的“教育”早就融化在了漫长岁月的点滴中，而孩子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回应着父亲。
于是，兄弟俩开始学习，刘斌主攻市场和管理，弟弟研究机械设备，渐渐成长为父亲的“左右手”。
那时候除了家人，根本没人看好刘文豹做的事，荒地嘛，要啥没啥。张嘴一口沙，不见一寸绿，没有一条路，都是各种沟。“那沟深到把面包车开下去，人站在车顶上伸手，沟外的人都看不见。”
而且他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还会改造荒地？刘文豹还真会。他把沙丘规划成8大块，一块块地推高填低弄平整，开辟了四条井字型通车大道和多条小路，总计30公里。还建起了从黄河抽水的泵站，挖了大小20条水渠共4万多米，修了28个水闸，1座抽水泵站和一个拦水坝，硬是将荒地改造成了良田。
但毕竟是初来乍到，挑战的又是超高难度，忙活了一整年抵不过一场霜冻，水稻亩产才50多公斤，400亩黄豆才收了1850公斤。再算算投入的钱，一共亏了49万元。
“您那时候真的坚信会好起来吗？”记者问刘文豹。
“其实也是在硬撑，我不能泄气，我要是泄气，全家就都瘫了。”
但刘文豹并不是盲目乐观。“其实就是对北方气候不熟悉，对土质不太了解。宁夏的水土气候与湖北大不相同，种植方式不能照搬。”刘文豹举了个播种的例子，在湖北，土地渗水能力强，可以直接撒种，但宁夏土地不吸水，种子易漂浮，需用黄泥拌种，晒干后才能播。
苍天不负有心人。2004年，刘文豹开垦的5000亩荒滩地生产稻谷35万公斤、玉米30万公斤、油葵17.5万公斤。除去开支，初步盈利。但老天爷似乎想要再考验一下他。与村民的承包再次出现纠纷，2009年，他第三次从规模经营的土地上撤退。
这一次，刘文豹真的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了。后来，他也随大流搞过煤炭生意，也没有成功。又在宁夏平罗县红崖子乡包地，签的是20年的合同，但没干几年，又遇上一些纠纷。兜兜转转之后，他觉得还是种地可靠，也更适合自己。“人总要吃粮，所以种粮总不会错。”千百年来不过就是求个踏实安稳日子的中国农民最朴素的心愿，也在刘文豹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当人们汲汲于结果，受困于波折，诱惑于选择时，刘文豹没有这些纠结，就凭着最初的理念和一股倔劲，走完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路途，还在潜移默化中让儿子们也接了班。
他总说：“只要你对土地有感情，舍得下力气，日子就会越来越有奔头。”
闯荡了大半辈子的老刘，此时心气儿没变，但是想回家了。
“子承父业有什么不好？”
未来超出想象
刘文豹有两个“家”，一个家在襄阳城里，却只有每年过年走亲访友，才会回去住上几天；另一个家在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的家庭农场，他和老伴、两个儿子就住在3间平房里。这里有他们的全部“家当”，两台大型收割机、7台拖拉机，还有今年新购置的烘干设备。
每天清晨，沙玉荣在小院里喂鸡喂鸭、侍弄菜园，中午给干活回来的儿子们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还要给老刘准备一天要吃的10多种药，她常常因心疼埋怨老伴，却还是心甘情愿一路跟随，“他一个人弄不成，一家人得一起干。”
忙碌了大半辈子，老刘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两个儿子不仅接了班，还配合默契。刘斌擅长管理，担任家庭农场理事长，市场行情、品种技术都能看得准；刘杰精通机械，无人机打药、大农机生产都不在话下。但两个儿子却说：“父亲的想法总是有前瞻性，自己只是学了皮毛，大事还得听他的。”
虽然是实行规模经营最早的一批人，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可骨子里流淌的中国农民本分实在的性格特点，深刻影响着刘文豹：从没想过一口吃个胖子，适合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就是最好的。
正是这种性格特点让刘文豹又一次跟时代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为了避免土地集中于少数大户手中，造成小农无地可种的情况。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此，“适度”成为土地流转的核心理念。
“我们流转的地够种了，不能盲目扩规模，要考虑成本和承受力。现在只是麦收抢农时雇几台收割机，其余的自己都能完成。”刘斌盘算着。父亲的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两个儿子，老刘始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资不抵债，“到时候万一还不上了，就会破产。”
如今的农业高科技，让种地变得轻松了。无人机打药可以自动规划路线，一天就能作业七八百亩，有时晚上再加个班，一天千把亩就搞完了。以前用打药车的时候，顶多一天作业200亩，还常常重复施药。播种则用上了北斗精量点播机，亩均用种是人工播种的1/3，成本却才一块多钱。
“看我胖的，就知道全部机械化了，每年最忙时也就是收麦子抢种水稻，能瘦十来斤，收完就胖回来了。”刘杰笑着说，“而且这些机械的投入产出比很高，几年就能回本。”
这都是老刘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他决定放手交给儿子们干。因为老刘知道，未来一定还会超出他的想象。
谈到未来，上初中的孙子还记得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big farmer”，他第一时间就跟同学炫耀，“我爸爸跟爷爷都是big farmer。”
有时亲戚们会打趣：“不好好读书就要子承父业。”
“子承父业有什么不好？”孩子们反问道。刘斌这时总是笑笑，不再说什么，他知道有些种子已经种下，就让它自然生长，静待收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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