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心想在中国,特别是在占领区“树立皇军绝对权威”的日军来说,百团大战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军耻”。
在大本营训斥方面军,方面军训斥师团、旅团,师团、旅团训斥各下层部队的喧嚣声中,有一个守备队却得到了上司的嘉奖。
这个受嘉奖的守备队就是插箭岭守备队。它也是百团大战期间惟一受到嘉奖的日军守备队。
这个守备队为什么能得到这种“殊荣”呢?也许得从“插箭岭”这个地名说起。
据说,宋代名将杨六郎曾来到内长城东段的西端。反复察看各处的地势地形后,走到一个山头,反手抽出一支箭,往地下用力一插,说:“大营就扎在这里!”从此,这个无名山头就有了一个名字——插箭岭。岭上还修有一座六郎庙,世世代代供人侍奉。
插箭岭当然比不上八达岭,但由于它处于内长城一段的一端,军事防御设施的遗产非常丰富。
除逶迤盘旋的主城墙外,在插箭岭核心区,古人还在东面自南向北,西面自北向南从主城墙延伸出了两道半圆形的分墙,再配合山势,共同围护着一个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的“山城”。这也许就是当年杨六郎的帷帐所在地。
日军也看中了这个地方和这份军事遗产,运来大量钢筋水泥,加固了这个古老的军事要塞,把它作为“扫荡”根据地的最前沿阵地和守住涞源这块占领区的南大门。
涞灵战役期间,日军在这里配备的兵力为一个完整的中队,除守住核心区外,还在周围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设了5个观察所,每个观察所派兵9人左右,由一个伍长(约相当于班长)率领。这是涞源县除县城外日军驻兵最多的据点。
9月22日白天,这个据点的日军得到了八路军出动侦察班进行活动的情报。中队长税所三郎不知八路军要干什么,但还是小心为妙,便立即传令:全中队进入“非常警备”状态。并组织了5个预备小组和2个机动战斗小队,计划枪声一响,预备小组立即分赴各观察所,机动小队伺机出击。
晚上8点,枪弹果然从附近山头向各据点射来。三郎大尉为自己早有提防感到万幸,立即指挥各预备组充实前沿的各瞭望所。
在插箭岭东侧二三公里处的长城脚下,还有一个日军据点,叫白石口。
白石口也是一座四周由内长城环卫的军事要地,西面沿长城与插箭岭连接,东面沿长城与浮图峪(三甲村东侧)相连,北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涞源县城,两地相距10余公里。
与插箭岭不同的是,白石口仅东西两侧为陡峭的山岗,南北走向则是一段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为一条天然的大道。这也是该处称之为“口”的由来。
白石口由于处在插箭岭、涞源城、三甲村这三个主要据点之间,又有大道同县城相连,故驻兵不太多,约日伪军七八十人。在军队系统上也属于地方警察队,而不是隶属于旅团系统的守备队。
在插箭岭受到攻击的同时,白石口也受到了攻击。他们紧急向一步之遥的日中队求援。三郎中队长自顾不暇,又哪能派兵去增援呢?
凌晨,白石口警察队再次紧急求援,并报告说,已有一座堡垒被共军攻克,现正在村庄与共军对峙。
打了一夜,三郎中队长发现共军的人数虽不少,但进攻能力并不强,武器装备较差,特别是手榴弹的质量尤为低劣,即使在脚底下爆炸,也死不了人。因此,他决定派韦泽小队长率兵23人去增援白石口。
9月23日清晨7时,韦泽小队出北门,沿长城北侧向白石口出发。刚走一二里路,就在一个山头下受到了阻击。左冲右闯,怎么也绕不过这个山头。
三郎中队长得报,又在上午11时左右派出吉田小队,但还是闯不过去。
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只见北面大路上慌慌张张跑来一队人马, 约60人。定神一看,原来就是白石口警察队的残部。
白石口已经失守,增援不再需要,三路人马会合一处,往据点内撤。
他们刚一转身,后面的枪弹、手榴弹就紧随而来。等他们边打边退,撤进据点时,尾随而来的八路军趁势占领了北门外两个瞭望所的阵地。通往涞源的惟一一条公路的出口处由此而被堵住。
“共军的,土八路的干活,中队长,明天我们就去把阵地夺回来。”同共军在野外打了一整天的韦泽小队长发现与之作战的军队不是八路军的主力,便积极地向中队长请战,以挽回今日一天才前进了一二里路的影响。
“不行,八路的大大狡猾,他们的引蛇出洞计谋大大的厉害。今天出击,丢了两个城外阵地,明天再出击,门也守不住了。”
“不出击,又怎么与大队联系呢?公路被他们封锁了,门口被他们堵住了,我们不是成了一支孤军吗?”
“无须多言,坚守现有阵地!”
“嗨!”
自9月23日先后派两个小队出击后,这个日军中队就闭门死守,再也不派一兵一卒出城。
日军经涞源城向抗日根据地进犯,共有3条路线,即三甲村、白石口、插箭岭。其中直逼根据地腹地的是白石口和插箭岭。白石口这条路自古以来就是一道大路,是日军进犯根据地的主要路线。阿部规秀中将那次率军1500多人进山,就是从白石口走的。其他日军的多次“扫荡”亦是如此。再加上插箭岭地势险恶,故在八路军的攻击目标中,并没有把插箭岭作为必克的对象。攻打插箭岭,主要是牵制日军,不许它乱走乱动,干扰攻击白石口、涞源城附近其他据点的行动。所派出的军队,也不是主力部队,而是游击三支队。只是为了帮助这支游击队提高作战水平,才派了一个主力连来带着他们打。
攻打白石口的同样也是游击三支队。9月23日拿下白石口后,他们开始集中力量攻击插箭岭。
在插箭岭至涞源的公路上,有一个日军据点叫张家峪,居两地中间稍靠近涞源城的地方,驻有1/3个中队的日军。顾名思义,张家峪也是一个山口,是涞源城连接插箭岭的主要关卡。
攻打张家峪的战斗在总攻击的那个晚上就开始了。攻击部队为一个营。但一直到9月24日还没攻下来。
9月25日,该营转攻刘家咀,涞源城西面的一个据点,攻击张家峪的任务转交给2团。2团刚打完三甲村之战,打中庄的任务还没完成,兵力不够,便将在插箭岭指导游击队作战的那个连抽回。
9月26日,2团主力向张家峪进攻。敌困守房屋,未得成功。27日,再次发动攻击,终于将据点拿下。
张家峪一下,插箭岭就更加成了一座孤堡。
游击队的战士们听到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斗志倍增,不顾自己尚缺乏攻坚的经验,于27日晚向插箭岭发起总攻。他们共出动约700人马,兵分3路,从石城墩(南)、三角山(西南)、杨家川(西略偏北)向敌军的高城深垒冲去。
通过这几天的对射,他们的射击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加上日军的弹药不足,游击队在冲击时把敌军的火力压下去了,并很快就冲到了城墙底下。
顽强的日军也端着刺刀走出了碉堡。一些没打过近战的新兵一下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
“班长,可不可以打手榴弹了?”
“快扔呀!还问什么?”
“班长,手榴弹怎么打呀?”
“哎!”
眼睛一眨,敌人的手榴弹已经扔过来了。刚刚揉掉眼中的沙子,敌人的刺刀又顶上来了。
这还能不惨!
后来,日军旅团长人见与一在嘉奖令中表扬道:“……我军以壮烈的手榴弹战与白刃战进行果断猛烈的反击,寒彼肝胆,挫其锋锐,毙敌300余人,终于保持了约2公里宽的正面阵地,击退了敌人。”
八路军则沉痛地总结道:“对新战士教育的不够……如直拉机柄拉不开,不知揭手榴弹顶盖,夜间已接近敌人,还问班长手榴弹怎样放?”
9月28日,大批日军进入涞源城。
29日,涞源城日军出动1500人,进至插箭岭、西庄铺、下北头之线。插箭岭解围。
事后,日独立混成第2旅团司令人见与一中将通令嘉奖插箭岭守备队,表彰他们“孤军死斗整七昼夜……官兵相继伤亡,弹药渐告缺乏……终于完成守卫中队防御中枢的重任”。这也是日军战史资料汇编《华北治安战》关于百团大战中的惟一一道嘉奖令。
对日军来说,为什么一个距县城仅10多公里的军事要地会“孤军死斗整七昼夜”,并面临“官兵相继伤亡,弹药渐告缺乏”的绝境呢?为什么整个涞源地区又只有这里的战斗还有称道之处呢?为什么在正太战役之后,仍能使共军“对蒙疆地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有统一部署的进攻”,并“约有三天时间,使共军得以自由行动”呢?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对此进行“深刻反省”道:
这次作战,因敌乘我减少兵力(注:9月12日,驻蒙军曾将主力集结于包头、安北、固阳地区,以防备五原傅作义部队乘百团大战之机发起进攻。20日,日军判断傅军不会进攻,遂令各部队返回原防。9月22日涞灵战役爆发时,一些部队尚在归途中)及当时各大队长(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正在张家口开会之机,所以,在开始时部队行动不太协调;(通讯联络被切断,情况不清,各警备队独自为战)增援兵力,又因摩托部队从包头来迟,故约有3天时间,使共军得以自由行动。但是,回顾平时各种警备措施,也确有下列不令人满意的缺陷:
(1)各警备队在民众工作……收集情报方面,应反省之处甚多。
(2)前线部队的防守设施一般都很不完善……这次陷于悲惨命运的被歼部队,都是因地形不好和防御设施不善所致。
(3)前线守备部队的弹药贮存太少。作战两日即告不足,只能怠战。
(4)对敌方兵力估计过大。为此,作战行动有失之于过度谨慎。
有人认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对正太路的大破袭是必要的,第二阶段则不应再打了。结合上述敌情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巨大胜利和巨大影响,使敌军的兵力、物力大为空虚,并产生了对我方“兵力估计过大”的恐惧心理。是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以继续扩大战果,还是等敌人喘过气来进行疯狂报复。利弊得失不是很明显吗?
所以,涞灵战役的组织领导者聂荣臻等在当时痛惜的是没有完全抓住战机。他们在10月1日的一份通报中用相当严厉的语气写道:
此次未能彻底完成战役任务的基本原因:
(1)隐蔽企图很差……因之,敌有所备兵力增强。
(2)攻击时间过久且未能竟收全功,战役之主要时机业告失却。
(3)破坏交通很差……破坏交通,为时达六天六夜之久,但到敌增援时,自九宫口至涞源约百里以上的路程,敌在一天之内数百辆汽车即直达涞源中间,除在各沿途据点稍有停留外,其余均未停留。
这样总结经验教训,才是积极的,才能使一支部队充满活力,不断提高战斗力。八路军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一举定乾坤,并不是它从不受挫折,从不犯错误,而是它能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