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刘庆柱
■演讲人简介：
刘庆柱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专著十多部，发表论文逾300篇。
■编者按：
“一带一路”，描绘着新时代丝绸之路的美好图景。历史悠悠，回望古代丝绸之路，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好似一座历史文化宝库，需要不断去认识研究。在刘庆柱先生的讲述中，通过多年来新疆等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成果，丝绸之路灿烂的历史风貌得以清晰展示出来。
■精彩阅读：
□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鉴于西域36国希望与西汉王朝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和合之路”。
□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其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
□当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强调的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也就是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国。
丝绸之路认知前言：
以“丝绸”命名古代世界的“道路”———“丝绸之路”，是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沙漠（或称“绿洲”）丝绸之路”，除了“沙漠丝绸之路”之外，现在还有“草原丝绸之路”、“西南（或称“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
现在简单介绍这四条丝绸之路，首先是“沙漠丝绸之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它开始于西汉时代，兴盛于汉唐时代，2014年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笼统地说，丝绸之路自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出境后经中亚、西亚至南欧意大利威尼斯，东西直线距离7000公里，而在中国境内就长达4000公里。
第二是“草原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中国古代与中亚、西亚、欧洲及东北亚的文化交流之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草原丝绸之路是欧亚草原人们因其“逐水草”生业活动特点而形成，在其早期主要是一条“文化交流”与“传播”之路。如西亚地中海的小麦、牛羊、车辆、金属冶铸等东传至东亚；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末就西进至新疆哈密一带。中晚期的草原丝绸之路民间商贸活动越来越多，相应的文化交流（包括宗教传播等）也大量增加，如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北、辽宁等地贵族墓葬中考古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庭金币、金冠饰、鎏金银器（有萨珊、粟特、突厥银器）等，罗马、萨珊和伊斯兰玻璃器等。
第三是“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中国古代与南亚、西亚的商贸之路，但是这种商贸多以“民间”、“小型”的商贸活动为主。文化交流（包括宗教传播）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副产品”。西南丝绸之路有着久远历史，至迟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就已经与南亚（或通过南亚与西亚）地区人们开始交往。
第四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古代人们通过海洋与东南亚、东北亚及南亚、西亚、东非等地进行外交往来、商贸活动、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线。海上丝绸之路至迟不晚于商代，作为官方外交之路、友好之路、文化交流之路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开通应该在西汉时代。
我们今天主要讲一讲丝绸之路（即：沙漠丝绸之路，下同）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必然。
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鉴于西域36国希望与西汉王朝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和合之路”。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与西域（今新疆）36国及中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西域地区的酋长们渴望脱离匈奴的统治，仰慕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汉王朝，并期望加入其中，从而得到汉王朝的保护与支持。与此同时，这条道路的开通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及域外中亚等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就当时从这方面来说，文化与商贸交流是这条丝绸之路的“副产品”。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沙漠丝绸之路是因丝绸贸易而出现，其实并非如此。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境内出土的背负丝绸骆驼俑的牵驼俑均为“胡人”俑，没有发现牵驼俑的“汉人”俑。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主要是“单向”的，这与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是一致的。丝绸之路的经商胡人，主要是中亚人，其中尤以“粟特人”更为突出。西安、太原、宁夏固原等地考古发掘的粟特人墓葬，再现了当年在中国经商的中亚人———粟特人。
西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四郡，尔后在今新疆地区设置中央派出机构———西域都护府，汉王朝还在西域实施“屯田”，西域成为汉王朝一部分，西域各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具有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遗迹与遗物，具备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遗址等等。这些考古发现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是“汉文化”（即主要是内地汉晋、北魏、唐王朝的社会主导文化）。
历史文献记载古代国家“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体”的反映。以楼兰地区为例：在汉代经营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形制受中亚的影响，城的平面为圆形。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城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内地形制的方城，而且方城出土的遗物大多和内地基本一样，如其中出土的文书和官印，它们是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行使国家权力的物证。
西域汉代城址是汉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载体，目前已经考古发现的西域汉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轮台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泊、若羌地区的汉代城址较多、较重要。天山南麓的轮台地区最受瞩目的工作是寻找西汉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遗址，一般认为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镇的乌垒城遗址即西汉时代的西域都护府遗址。
罗布泊和若羌地区是汉王朝在西域经营最多的地方，汉代的楼兰、鄯善古国就在这一地区。这里的主要汉代城址有布淖尔土垠遗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尔乞都克古城”等。
北疆地区奇台县石城子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过大量汉代文物。该城址有可能是曾设有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址中出土了葡萄纹铜镜、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其与内地考古学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已经考古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新疆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形制布局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形式。屯田始于西汉时代的西域，汉代在西域屯田的屯军，具有双重身份。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与屯田相关遗物、遗迹很多：如反映东汉时代尼雅屯田设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印章；罗布淖尔（新疆尉犁县）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古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古城发现的汉代屯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轮台县西南拉伊苏附近的轮台戍楼为唐代屯田遗址一部分。
在新疆的东部至今保存的坎儿井，应该是从史前时代及其以后陕甘地区文化的西渐、内地农业及其技术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的陕西渭北地区的“井渠”，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井渠”时空之始就在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
由甘肃敦煌至新疆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遗址是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工程。烽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汉唐王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借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见证了其历史重要性，说明国际社会对2000多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之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已经作为丝绸之路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下面我再谈一谈丝绸之路“天山廊道”考古发现的文字、典籍、丝绸、葬具、印章、碑石、宗教遗物等。
文字作为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至关重要。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的“汉字”遗存，是该地发现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该地2000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它们出现在文书、木扎、朝贡文化的丝绸之上。有关的考古发现如：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的汉文简牍文书63件；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汉晋时期墓葬之中出土的汉文纸文书；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以汉隶写成的8件王室木札、汉佉二体钱上的汉文字、大量汉唐丝绸之上汉字等。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与“汉字”相关的材料及其书写制度，也深受中原影响。
在新疆地区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往往出土一些汉文文献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东汉末年的《战国策》残卷和算术《九九术》残简，1993年尼雅遗址发现的《苍颉篇》残文等。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伪孔传尚书》、《孝经》、《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晋史》、《唐律疏义》、《针经》和《佛经》等古籍抄本。这些汉文文献典籍，是当时西域社会主导文化的物化载体。
“丝绸之路”以“丝绸”命名，当然“丝绸”是十分重要的，西域的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因此丝绸也就成为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所以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在当地高等级墓葬中。如1995年至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之上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考古发现的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文字的丝绸应该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
墓葬文化是文化传承之中最为“保守”的。我们可以从“丝绸之路天山廊道”历年来考古发现的古代墓葬，了解那里墓葬反映的“社会主导文化”的情况。1998年在新疆若羌县楼兰古城以北的古代贵族墓葬出土的木棺，其棺头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金乌，棺足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蟾蜍，分别代表日、月。用金乌和蟾蜍象征日、月的天象是华夏文化传统，史前时代的巫师与酋长、古代帝王与贵族墓葬中多有与天文方面的相关内容。如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星象图、秦始皇陵地宫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西安、洛阳等地西汉墓中的星象图及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
古代印章有着特殊意义。1959年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说明了东汉王朝在尼雅一带屯田及设置有专司屯田事物的国家机构。新疆地区发现的“汉归义羌长”铜印，是汉王朝中央政府颁发给西域古羌族人首领的官印。
北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发现的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纪功碑与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纪功碑等，反映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这里进行国家管控的历史。而位于新疆阿克苏拜城县公元158年的《刘平国作关亭诵》刻石是当时汉朝在龟兹地区修筑亭垒的确证。
海上丝绸之路认知
历史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已经开始，《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航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中国境内的汉代番禺、徐闻、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为重要。但是考古发现证实，早在先秦时代，从东亚经过南亚至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进行商贸活动，也有个别政府主导的“朝贡”、“外交”、“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条丝绸之路在中古以后主要被中国用于外销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国多是与西亚、中亚地区往来；南朝后期与波斯来往增多；唐宋元时期则以阿拉伯地区为多。中国唐宋元明时代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多有发现，这应该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遗存，那时陶瓷商贸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角，因此这条路又称“海上陶瓷之路”。
至于汉代与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出土的众多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物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其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就会想到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近期，学者对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碑文研究发现，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620年，唐代航海家、外交官杨良瑶就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率外交使团，乘风破浪从中国东南沿海、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最后抵达远东伊拉克，完成了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之行。进入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已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世界
西汉王朝为了与西域、中亚等地的友好往来，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扰，才能开通丝绸之路，保障从长安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为此，西汉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带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从而使西汉王朝西部疆界发展至西域（新疆）。北方“南匈奴”的内附与东北地区的开发，使汉王朝完成了北方与东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秦汉时代“南海九郡”的建设，使华南与东南沿海成为中华民族与古代中国的“大后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保障与支撑。“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不难看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关系。丝绸之路反映了古代中国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传统，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郑和下西洋。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走向世界：
古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西汉王朝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彪炳史册的丝绸之路开始的。过去只是说通过丝绸之路，国外的文化、艺术、宗教、自然物产如何影响传播到中国，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当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强调的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也就是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国。
近代考古学问世以来，各地进行的考古科学活动，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如在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等地发现的汉唐时代丝绸与其他中国文物，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考古发现的宋元时代中国古代瓷器等，东北亚与东南亚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五铢钱、铜镜、印章、瓦当、丝绸、瓷器等中国或“中国风格”古代文物，这些遗存有的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有的是外国人来到中国把它带回去的历史见证，还有一些当地仿制的“中国文物”。这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与古代世界走进中国（世界“被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还使世界走进中国，其中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不少地区或国家，建立了与汉唐王朝及其以后历代王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汉字”、“儒家思想及经典”、“汉译佛经的佛教”、“律令制社会”、“以农立国”等）。西汉薄太后南陵出土的南亚犀牛、汉昭帝平陵陪葬坑出土的骆驼、唐太宗昭陵陵园之内的“十四蕃酋像”、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陵园南司马门之外的“六十四蕃酋像”等，南亚、西亚的佛教寺院与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遗存等在中国的大量发现，域外音乐、歌舞在中国的流行，古代中亚、南亚、北非等地的动植物、土特产大量传入中国，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代世界走进中国，也反映了“有容乃大”、“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盛世”的杰作。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由盛世的西汉王朝所开创。古代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候，丝绸之路兴盛于汉唐时代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在汉唐时代。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