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新人文主义”思潮曾在中国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冲击波，为本来就色彩纷呈的现代文坛增添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试图与五四文学革命分庭抗礼的“学衡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一批新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揭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针对文学革命派的激进主张展开了猛烈抨击。其实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并非局限于20年代，受其润泽的文人群体也不只是“学衡”一派，五四落潮后诞生并延续至30年代的“新月派”即为显著一例。
以往学界通常把新月派视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松散团体，或以“绅士”趣味为标识的文人圈子，至于在中国新诗史上堪称重镇的“新月诗派”，其艺术风格则众说纷纭，或曰浪漫主义，或曰唯美主义，或曰古典主义。尽管新月派的首席批评家梁实秋终生以奉行和弘扬新人文主义为己任，但相关论著也大多将这一现象视为其个人选择，未能将新月派诗学与新人文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诸多迹象表明，作为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后起之秀，梁实秋通过其批评实践对新月派诗学的建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新人文主义经由梁实秋的阐释和发挥，不仅使新月诗派的重要
成员——如闻一多、徐志摩——深受启发，而且成为新月派诗学中具有提纲挈领地位的核心理念。
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20年代臻于鼎盛，其主要倡导者是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二元人性论”是新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石。白璧德认为，在人性中存在着渴望永恒与追慕变化的对立冲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与“多”、“脑”与“心”、“人的法则”与“物的法则”的对立冲突，他把这种对立冲突形象地称为“洞穴里的内战”。西方社会自近代以降，“物的法则”骄横恣肆，一统天下，“自然主义”哲学也随之大行其道。按照白璧德的观点，所谓“自然主义”哲学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肇始于培根的科学自然主义，或曰科学功利主义；一为滥觞于卢梭的情感自然主义，或曰浪漫主义。这两种自然主义看似对立，实则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即都将人性寓于变幻不居的相对性因素：在科学功利主义体现为物质，在浪漫主义则体现为情感。奉行自然主义生活哲学的结果，必然是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恒定准则崩溃坍塌，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将因此陷入永无止境的混乱之中。白璧德指出，人类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反躬自省，求助于“人的法则”，通过人性中的内在控制力量，抵制自然主义的肆意泛滥，最终成就人生的和谐圆满。作为一位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白璧德将他的人生哲学贯穿于文学现象的精密分析之中，藉此建构出一整套具有浓郁伦理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美学体系。他从类型学角度出发，将人类艺术史描述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盈虚消长。在他看来，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出现的种种文艺思潮（包括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无非是浪漫主义的特殊变体。浪漫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情感的无节制扩张，与之相反，古典主义则依循“人的法则”实现了情感的集中。由此，二者表现出迥不相侔的美学风范：前者崇尚独创，追求奇幻，展示特殊的人性；后者推重模仿，反映常态，揭示普遍的人性。古典主义体现了白璧德的审美理想，而古典主义所蕴含的的道德内容：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人格修养，尊奉文化传统等，又无不与新人文主义者独善兼济的入世情怀相吻合。
总体说来，新人文主义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而其中包含的美学思想则表现出显著的道德功利主义取向。在各种西方新思潮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下，新人文主义之所以受到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大概在于它既新且旧的双重面孔：它不仅不回避现实问题，而且积极提出应对之策，
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不无共通之处。梁实秋对于新人文主义的一番评价，或许能够反映这部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
人本主义（按：即新人文主义）者，一方面注重现实的生活，不涉玄渺神奇的境界；一方面又注重人性的修养，推崇理性与“伦理的想象”，反对过度的自然主义。中国的儒家思想极接近西洋的人本主义，孔子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颇多暗合之处，我们现在若采取人本主义的文学观，既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且不悖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思想的背景。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全面抨击当时中国文坛现状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梁实秋在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学在文本特征和艺术风格上与白璧德大加贬斥的浪漫主义极为吻合：任感情倾泻泛滥而不加节制，以至产生了“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的流弊，而根本的救治之法则是“以理制欲”，即“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必须指出，梁实秋此说直接承袭了学衡派的表述，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了某种程度的“误读”。白璧德在阐释其“二元人性论”时，很少将“情感”与“理性”并置对举，也没有采用“理性驾驭情感”“理性节制想象”之类的说法。在白璧德那里，与“理性”（或“判断”）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想象”。他认为，浪漫主义将理性视为一种外在的压抑性力量，而排斥理性的想象最终则发展成为一种“偏执的想象”，但在实际上理性或判断可以对想象构成补充，从而导向一种“道德的想象”。 附带说一句，这一误读对于梁实秋诗学理论的严密性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梁实秋批评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他此后的文学批评实践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新月派诗学的建构拉开了帷幕。
在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和徐志摩对于新人文主义的接受是最具代表性的。闻一多是梁实秋在清华学校时的同窗挚友，曾一起组织过清华文学社的活动，后又携手赴美留学，发起创建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二人在美国科罗拉多求学时，同居一室几近一年，可谓志趣相投，情同手足。闻一多尽管未能像梁实秋那样有幸亲聆白璧德的教诲，但在他的文章和诗作中仍不难发现某些新人文主义的印记。在《先拉飞主义》一文中，闻一多在论及英国前拉斐尔派在艺术类型上的混乱观念时，曾并非无意地提
到：“关于这一点，白璧德教授在他的《新雷阿科安》（按：即《新拉奥孔》）里已经发挥得十分尽致了，不用我们再讲。” 这说明，闻一多对于白璧德的著作并不陌生，至少对于他在《新拉奥孔》一书中的见解是激赏有加的。闻一多在新诗格律方面的理论主张，以往学界关注较多，有些论者将其视为唯美主义倾向而不惜大加渲染，但如果对闻一多的道德意识稍作留意，便不难发现这一判断的谬误所在。唯美主义主张艺术与道德无关，而这一观点显然是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闻一多所无法接受的。在《诗人的横蛮》一文中，闻一多将新诗创作上的失范与诗人人格操守的堕落联系起来，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于“温柔敦厚”古风的无限追怀。梁实秋也曾反复强调诗歌形式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能有守纪律的精神，文学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当的顾虑。进一步说，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 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严谨的形式格律与“人的法则”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诗与人生、诗与道德是应该统一也是能够统一的。诚如梁实秋所说：“作诗宜先从做人起。诗需要‘作’才能成为诗，人也需要‘做’才能成为人。人不一定都成为诗人，但是一定先要是诗人然后才能有好诗。” 在谈论诗歌的本质时，闻一多和梁实秋则不约而同地引述了19世纪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的名言：“诗是人生的批评。”
徐志摩在人生和诗学观念上的转变，或许最能说明新人文主义的魅力所在。在常人眼中，徐志摩永远是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爱、自由、美”的浪漫骑士。按照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他的这一人生取向和相关诗作恰恰是需要加以针砭的。相形之下，徐志摩后期（1928年以后）的转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和淡忘，如果我们对他这一尚未充分展开的面相置若罔闻，便很难对其人其诗作出公允而全面的评价。在《〈新月〉的态度》（1928年3月）一文中，徐志摩以新月诗派代言人的身份，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诗学观：“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和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与新人文主义的诗学主张已几无二致，这不仅说明此时徐志摩在思想和审美追求上的重大调整，而且也体现了新月诗派作为一个整体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信念。时隔不久，徐志摩又就自己早期诗歌创作中的浪漫放任倾向作了检讨，悔不当初的懊恼之情溢于言表：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倘若不是英年早逝，徐志摩极有可能彻底改弦更张，而中国的新人文主义阵营也将增添一副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
美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于1929年前后盛极而衰，空前绝后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社会情绪急剧低落，而为新人文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内省自律教条，则无异于在人们已不堪重负的心头再添枷锁。韦勒克从文学角度阐述了新人文主义偃旗息鼓的原因：“他们所主张的严谨的道德主义违背文学是一种艺术的本性，他们对于当代艺术所抱的敌视态度使他们脱离了作为一种活生生力量的文学。” 1933年，白璧德教授与世长辞，《学衡》杂志也于同年停刊。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动荡，新月诗派也风流云散，新人文主义随之淡出人们的视野。
新人文主义大起大落的乖舛际遇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以追求恒定普遍价值为鹄的的思潮，为何其自身的寿命如此短暂？卡尔·曼海姆的一段话或许会让我们有所憬悟：
人文主义致力于创造“和谐的”“完善的”人格，这使它回避人类的那些其表现无法完全预见的潜力。它的古典主义信条要求接受一切值得注意的人类潜能，为每一种处境提供正确的楷模。人文主义者在这样做时，对生活有着深刻的误解。人类最卓越的能力之一，就是动员一切新的潜能以应付新的危机局势。因此，不能用各种现有的条条框框去束缚生活。
尽管新人文主义对于现代文化积弊的剖析批判不无切中肯綮之处，但它将“古典时代的价值”奉为不易之理，以贵族姿态和教条主义方式应对现实问题，这不仅使它疏离了生动鲜活的当下经验，而且与文化民主化的总体趋势构成了严重背驰，因而终不免被抛离于历史潮流之外的命运。
（作者简介：程鸿彬，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