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一部历史巨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一座土窑洞里横空出世。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里，“黄河”的怒吼吹响了抗战时期凝聚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抗敌救国的精神号角，亿万民众唱着“风在吼，马在叫”，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这套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音乐作品，在问世后的几十年来，都被视作一部高度概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纪念碑式的音乐史诗，甚至直到今天，其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位置依然无可替代。
郭沫若曾这样描述《黄河大合唱》的出现：“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下，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何其芳更是形容它是一部像黄河本身一样波涛汹涌、无比壮观的杰作。
《黄河大合唱》激荡的旋律中，饱含着作曲家冼星海心中奔腾的爱国之情。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程兴旺认为，《黄河大合唱》积淀了冼星海为工农大众创作的感性基础。在音乐救国信念引领下，促使其以音乐为武器，紧贴中华民族伟大抗战而创作，多角度反映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和钢铁意志，从而使作品成为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胜利”的信念宣言。
为人民而歌
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南沙区榄核镇），1905年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青年时期曾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钢琴，攻读作曲理论。1930年春，他远赴法国巴黎求学，随后成功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由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保罗·杜卡主开设的高级作曲班。
冼星海
1935年5月，杜卡教授遽然离世，冼星海被迫结束留学生活提前回国。离开巴黎前，他在恩师墓前立下宏愿，要把自己全部的音乐才华献给祖国。
回国后，冼星海辗转上海、武汉等地，积极投身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在上海，他加入了由进步左翼人士创建的歌曲创作者协会，结识了如吕骥、任光、贺绿汀等日后为中国新音乐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音乐家。“与左翼音乐人士的交往为冼星海的音乐创作打开了一扇通往人民大众广阔世界的大门。”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作者刘迪生介绍。
电影《夜半歌声》海报
这一时期，冼星海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借鉴中华民族音乐形式和风格特征，创作了大量电影音乐以及与时局紧密结合的抗战歌曲。其中，《夜半歌声》等电影音乐作品更是在当时风靡全国。
鲜为人知的是，《黄河大合唱》诞生之前，冼星海就曾尝试以黄河为主题进行创作。1936年，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在拍摄进步电影《壮志凌云》时，冼星海应邀为电影创作一首反映黄河地区人民生活场景的歌曲《拉犁歌》。由于他生长在南国水乡，从未接触过华北地区农村生活，只能依靠北方朋友提供的劳动号子作为参照，因而最初写出来的曲子缺少了一种大气浑厚的氛围。
这一年秋天，摄制组赴河南郑州一带拍摄外景，冼星海欣然应邀同行。在河南，他跟随摄制组去了开封、郑州等地，在实地感受中原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之后，终于谱出了全新的、散发着黄河流域平原气息的《拉犁歌》。
《拉犁歌》曲谱
关于这段经历对冼星海日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不同版本的冼星海传记都有过较为详实的记述。在作家徐星平的笔下，冼星海在这里遇到了从东北逃难而来、带着孙女乞讨为生的老人；而在冼星海的学生马可的回忆中，冼星海在遭受水灾的村子里，亲眼目睹了一家老小依靠榆树皮和观音土过活的悲惨处境……对此，刘迪生解读说：“不管是哪种叙述，关注点都是当时的阶级压迫、民族苦难深深地触动了冼星海的心灵，为他从一个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向‘人民音乐家’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1937年，“8·13”事变爆发，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速，国内形势危急。文艺界爱国人士纷纷汇聚武汉，并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次年1月，由冼星海、张曙等人筹建的全国性歌咏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也在武汉举办了成立大会。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些文艺界的民间组织为宣传抗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抗战初期，冼星海创作了明朗、雄壮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的后方去》等作品
星海音乐厅副主任杨震指出，抗战初期这一段时间，是冼星海的创作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告别了回国初期的抑郁、悲愤，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热情、坚韧的一面，创作出明朗、雄壮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的后方去》等作品。这一重要变化除了客观形势的影响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在这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