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战局势恶化，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其中，由3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3500里，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长征”壮举。
出发前，为确保学生安全，便于管理，学校请闻一多教授等自愿参加这次步行的教师组成教师辅导团。
不忘采风科考
“湘黔滇旅行团”出发时，闻一多已经40岁，身体有些瘦弱，有人担心他能否顺利完成此次“旅行”，他笑着对大家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
1938年2月20日下午，旅行团乘船离开长沙启程。一路上，道路崎岖坎坷，特别是三四月份的湘黔滇易下暴雨，旅行团的师生们历经磨难。闻一多脚上多次走出了血泡，别人每次劝他去搭行李车，他都婉言谢绝。晚上到宿营地，他和同学们一样把脚上的泡挑破，放出血水，第二天照常赶路。即使生病，他也从不乘车，坚持步行。每到一处，他也和学生们一样，在当地老乡家借宿，夜间往地上铺一层干草，席地而卧。
一路上，闻一多对沿途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曾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中回忆，“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
经过艰难跋涉，“旅行团”于3月15日进入贵州省，5天后到达镇远县。镇远是当时贵州的商业重镇，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时为贵州第一行政督察区专署和镇远县治所在地。步行团第一大队被安排在南边的万寿宫住宿，第二大队则住在北边的关东民宅。第二天，镇远师范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镇远的几天中，闻一多等带领同学们开展了广泛的科学考察活动，收集了大量素材。
记录沿途景致
大多数人都知道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实际上，他还是一位画家，曾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专攻美术和油画。3月22日，“旅行团”离开镇远。沿途的秀美风光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穿着打扮无一不让“旅行团”师生大开眼界、激动不已。闻一多手持铅笔和速写本，尽情捕捉沿途自然和人文景致。
在途中，闻一多和李继侗、曾昭抡两位教授及学生穆旦、刘兆君等人游览了名胜飞云崖。飞云崖距黄平县城12公里，明正统八年（1443年）始建，其建筑群由月潭寺、月潭公馆、养云阁等组成，建筑风格为宗教与园林的组合。因其有悬空石崖形如飞云而得名。闻一多边走边看，不时与师生们交流意见。他又在王阳明所撰《月潭寺公馆记》碑刻前细究考察，品味再三，并挥笔勾画出《飞云崖塔》《飞云崖庙门》《飞云崖》三幅速写，为后人保留了名胜的“历史容颜”。
离开飞云崖，“旅行团”继续前往黄平县城新州，一路上实地考察并记述了苗族同胞的“赶场”盛况。3月24日，一行从黄平往重安江路过马场街小学时，闻一多出于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挥毫速写了一幅记录当地幼儿教育的《黄平县立马场街小学》图。在重安镇，“旅行团”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热烈欢迎。为答谢少数民族同胞，李继侗和曾昭抡两位教授还合着芦笙音乐，表演了华尔兹舞，引来大批群众瞩目观看。
闻一多听说当地有座名叫金凤山的名胜，因山顶有石峰突兀似凤凰奋飞而得名。他立即乘兴前往，在少数民族同胞的围观下，欣然提笔绘制了一幅素描，真实再现了当地的生活内容及自然景观中的意境与情趣。
建于1874年的重安江链子桥是湘黔线最主要的通道。师生们过铁索桥时，闻一多认为此桥极富地方特色，于是又将它收入画中。
3月25日，在通往炉山县时，路边村寨大风洞旁的山庙引起了闻一多的兴趣。考察之余，他立即绘制了《大风洞观音堂》《大风洞上韦陀菩萨》两幅展现当地浓郁宗教色彩的速写。当天下午，“旅行团”刚到达炉山县城，闻一多又携师生外出考察，访问民间，在闹市中抓住最为动人的场面，绘制出《张家客栈窗外》和《炉山县市肄》两幅作品。
3月30日，“旅行团”到达贵阳，受到贵州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前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的款待。闻一多的老友吴泽霖教授这时也随大夏大学迁至贵阳，赶来和他聚会。为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旅行团”立即走上贵阳街头，高唱《游击队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演讲日寇侵华的罪行，高呼抗战救国口号，在贵阳迅速掀起了抗战热潮。
工作之余，闻一多仍带同学考察街面市容，并作写生《贵阳一角》《甲秀楼》等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当时贵阳木楼民居建筑的珍贵“影像资料”。
离贵阳后，闻一多又接连绘制了《黔灵山脚》《黔灵山东峰》《清镇县东山寺》《平坝三铺》《安顺县文廟》《镇宁双明洞》《安南县公廨后园》《安南县魁星楼》《普安文廟》《盘县女子小学》等写生作品。
对所见所闻的总结与思考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胜利到达昆明。包括闻一多在内的“旅行团”师生一路采风考察，收获颇丰。所有见闻和考察成果后来都为闻一多等人进行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从湘西至黔中入滇，“旅行团”所走的路线很多都与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路重合。尽管红军离开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但红军留下的大批标语在沿途还清晰可见，各地贫苦群众对红军的事迹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向“旅行团”成员们讲述红军“是穷困人的队伍”，不少地方的群众还在津津有味地传唱红军留下的歌谣，如“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依靠是红军”“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等，给闻一多和“旅行团”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普遍认为：沿途收集到的歌谣，尤其是那些歌颂红军的歌谣，不仅记载了历史，更反映了民心，是了解当时时政得失、观察民意背向的重要资料。
在“旅行”途中，闻一多曾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他认为，在抗日存亡的关键时期，更需要用虎虎生气的“野蛮文化”来武装民众，用这种“打把火钳插在腰”“关起城门放火烧”“睡到半夜钢刀响”的富有血性的战斗精神来对抗侵略者，在“粉身碎骨”中“豁出去”“得以一战”，以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到昆明后，闻一多亲自帮助刘兆吉将这些民歌民谣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