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刘春贤
——纪念普陀山重新对外开放三十周年
“一”在佛教中象征的是基础，一切以“一”为始端。而普陀山的重新对外开放，也是从许多“一”开始的。
今年4月7日，恰逢普陀山重新对外开放三十周年，记者将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于后，以作史料。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提起普陀山重新对外开放，那还是1979年1月间的事。
“1979年1月6日上午，我接到舟山地区行署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通知下午1时30分在行署吴副专员办公室开会，有要事商讨。”原普陀山管理局副局长徐能尚老人生前回忆道，“当时我任普陀山公社党委书记，正在地委党校参加学习。那天下午，我准时来到副专员吴子诚处开会。会议的议题是研究组建工作组进驻普陀山，调查开放的相关事宜。”
去年9月12日下午，时年81岁的徐能尚在家中接受了记者采访。回忆当时的情节，老人印象很深：“会上传阅了省委领导的指示，是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内容大意是：舟山地委常委诸位同志：普陀山决定开放，请你们立即着手研究组建工作组进驻普陀山，并写出调查报告上报省委。”
那时，普陀山历经十年浩劫，已是满目疮痍。
“荒废了十年的普陀山突然要重新开放，此事的提出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记者提出疑问。
徐老说：“普陀山对外开放并不是仓促决定的，这件事已经上报国务院好几个月了，而且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铁瑛同志有关。”
1978年底，铁瑛去北京参加会议，中央有关领导正在讨论重新开放国内一批旅游景区，铁瑛就向中央军委提出“普陀山可以作为先行开放的试点。”报告给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后，余点头同意。事后，铁瑛又找到国务院，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请示，李先念听后说：“行。”“这些也都是我日后了解到的。”徐老告诉记者。
可记者在所查阅到的有关普陀山的史料中均未发现有此记载，也找不到任何佐证。于是，去年9月底，记者辗转向92岁高龄的铁瑛核实此事。国庆期间，病中的铁老很快委托子女给记者回话：“确有其事。”
“铁瑛同志在舟山工作多年，对舟山有感情啊。他在普陀山重新开放一事上所作的贡献，后人是不应忘记的。”徐老深情地说。
6人工作组也不辱使命，对普陀山的现有设施、旅游资源进行了调查，并向行署提交了书面报告。
1979年1月16日，舟山地区行政公署向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要求修复普陀山并对外开放的请示报告》（行署[1979]7号文件）中，陈述了普陀山当时的情状，提出了修复开放普陀山的原则，以及成立普陀山管理局、收集散落文物和寺院财产、动员还俗僧尼返山等着重要抓好的5项工作。同年4月7日，得到省革委会批复（浙革发[1979]57号文件），原则上同意建立普陀山管理机构，对普陀山有重点地逐步进行整修，并对内对外开放。
一尊功劳最大的佛像
1979年4月28日，舟山地区行署《关于普陀山整修开放有关问题的通知》（行署[1979]61号文件）下发，决定成立普陀山管理局，与普陀山公社实行统一领导，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此，普陀山的修复工作同时展开，并开始筹办管理局成立后的第一个香会期。“香客进山总得让人家有菩萨可拜吧，但那时普济寺内无一尊佛像。十年‘文革’使普陀山遭受严重破坏，全然失去了佛教名山的风采，全山1.7万余尊佛像和数万件佛器被毁或失散，大批经书不知去向。于是，管理局动员所有人员到全山四处寻找佛像。”徐能尚回忆说，“最终，一名叫马根融的工作人员在龙湾村发现了一尊佛像头。”
去年11月底，记者来到普陀山龙沙社区龙湾村，找到了当时的龙湾渔业大队大队长、现年72岁的洪兴来。据老人回忆，1967年夏天，上级命令他们去敲菩萨，于是队里就派一些人去了西方庵的观音跳，把菩萨像都敲了。收工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队里几个人就将大殿里最大的一尊观音头像给抬了回来，放在龙湾渔业大队部仓库里（原为净土庵）。佛像是用樟木雕成的，整个头部有一米来高，占地一平方米多。普陀山要重新开放时，上面来人调查，村里说有一尊观音头像，就被来人抬走了。
“得到这尊佛像头之后，大家如获至宝，赶紧请工匠配上四肢躯干。没木料，就把普济寺方丈室中的地板撬来做大身。”徐老说，“菩萨身上的披风叫当时负责普济寺的法臻和尚想办法。他找到沈家门一位韩姓居士，让其赞助5套披风。结果，那位居士送来了20套。材料是绉纱布，当时要1元多一尺，每套披风用布都在一丈多。”人们又把普济寺殿外缺了一只脚的香炉扶起来用砖块垫平。就这样，香会期在忽忙中开张，而且进展得很顺利。打那以后，普陀山的香火不灭，海内外佛门信众、游人纷纷来山朝拜观音、观光览胜。
有关这尊佛像，民间还有许多传说，最神奇的版本是：当年一渔民看上雕塑佛头的木料，于是用1分钱一斤的价格将其买下。谁知拿回家后怎么也锯不开，用刀劈时竟然从缝隙中流出血来。吓得那渔民再也不敢乱动，视其为神像，并藏于家中，直到政府征集而献之。
虽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但这尊佛像见证了普陀山重新对外开放的历史。在开放的最初三年，这尊佛像被供奉在普济寺大殿中。后来，前寺佛像越做越大，其又在法雨寺和观音洞的主殿里被各供奉一年。1984年，这尊佛像被送上佛顶山慧济寺大悲楼内保护起来。人们念其在全山开放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后来专门在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慧济禅寺的藏经阁西边，建造了观音殿，将其供奉在此。由此，也填补了普陀山三大寺中唯慧济寺无观音殿的空白。
如今，这尊贴金的观音佛像宛然如新，已不见当年拼凑的印迹，也难以让人想象其曾经历过如此波折。
一项半途夭折的决定
说起普陀山重新开放，徐能尚对当年的争论记忆犹新，比如开放后的首个香会期，听说普陀山又要开放，大批佛教信徒和群众闻讯而来，多年禁止的宗教活动一下子火了起来。当时上岛的有6000多人，吃住都成了问题。“那时普陀山没有大码头，只能用小船驳客，香会期当天从早到晚驳客没停过。直到夜晚，很多香客还没地方睡觉。管理局几位领导一商量，让他们付钱住民居。”这一如今看来很普通的决定，在那个年代可是严重违法行为，是冒风险的事。事后，省里有关部门领导认为普陀山开放“有些问题”，也有人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在一次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地委主要领导点名批评了管理局。最终，这个说法在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得到了纠正：“这样的活动原本是分散的，现在集中了；原来是地下的，现在摆明了，这是正常的。”中央有关领导一锤定音，普陀山的宗教活动也逐步恢复了正常。徐老感慨道。
争论远不止这些。岛上居民迁移、沙滩等旅游资源保护、建水库还是造坑道井……所有的问题，都要经过一年甚至几年的争论才能尘埃落定。
“当时的一些领导脑袋一拍就能弄出点‘奇思妙想’来，让人哭笑不得。”说起岛上居民整体迁移之事，徐老感叹道，“1982年上半年，地委主要领导下令：普陀山开放后，全岛居民要全部搬迁出去，大原则是‘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
当时，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开放初期，人一多环境卫生就差，人口杂治安也差，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而普陀山全岛有4000多名居民，绝大多数是舟山本地人，要安置好他们就得找地方。于是，先决定将龙湾村和前山村的人口迁移出去。龙湾村是渔业村，有船没土地，吃的是供应粮，容易迁移，决定迁往沈家门小干（后改到大干），符合条件的招工到一渔或二渔公司，其他人能捕鱼的继续捕鱼。而前山村是个农业大队，下面两个小队（天华堂、百子堂）虽属自产自销，但其地处前寺，会影响寺院发展和安全，所以决定迁往普陀朱家尖农场。
起初，干部群众想不通，不肯走。公社就反复做工作，还叫村干部去看地方。一天，龙湾渔业大队大队长洪兴来带着20多名群众，与公社、大队干部一道乘机帆船去大干看地点。当时群众提出：活人住的地方有了，死人怎么办？人过老了又回不来普陀山，总得划出点山地来以做安葬之用。而且，渔民住地离码头太远，不方便生产。后来迁移地点又改在二渔公司附近的一个叫石龙的地方，考虑到经济没来源，村里还提出“挂靠二渔公司，不单独建生产场地和码头”的要求。当时龙湾渔业大队有500多人，112个劳动力。1982年，一渔和二渔公司来招工，对象是18岁至25岁男青年，1983年又来招，对象是25岁至35岁男青年。两年时间，二渔公司共招去80多人，一渔公司仅招去4人。而且这些人只是本人户口迁出，有家室的也不能随同迁出。这样一来,全村劳动力只剩下30来人，由于缺少劳动力，龙湾渔业大队原有的4对渔船只剩下一对，大网不能抲了就只有抲小网。
迁移之事前后搞了一年多，由于群众反对、干部有抵触，管理局也只好采取拖的办法，并坚持“内迁不外迁”。最后，除了龙湾村被两家渔业公司招去一部分人外，前山村根本未动一人，迁移一事最终还是流产了。但是，其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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