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雨寺停车场隔壁的小门直走，不到5分钟便能看到额题“杨枝禅林”的山门。沿阶上行，穿过天王殿再往里便是杨枝观音殿。
关于杨枝观音碑
殿后一块两米多的石碑便是著名的杨枝观音碑了，石碑西面镌观音大士像。大士像周边阴刻楷体小字若干，简述碑刻来历。其头部左上角为：
“重刻普陀大士图像。普陀圣像，募自阎公，一时妙墨，百代钦崇，迄因寺毁，䂖付祖龙，庙貌鼎建，瞻封无从。旁搜遗迹，镌以新工。嗟嗟，无色无相，佛性本空；色色相相，佛教斯弘；用期世世，奉兹靡穷。明万历戊申宁绍参将天台刘炳文立䂖于普陀山之杨枝庵”。
观音像左臂旁小字为：
“唐阎立本画”。
观音像右臂旁小字名款：
“明定海备倭梁文、台州庠生刘聚福同勒”。
右下角足尖前方小字：
“武林孙良镌”。
画像人物栩栩如生，技法非凡。头顶珠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衣袂飘飘。眉似弯月，目若瑞凤。眉间白毫，嘴角微扬。霞裾琼佩，珍珠璎珞。耳戴圆环，腕饰金钏，胸前作结，腰中束带。左手茶瓯，右手杨枝。双足跣露，脚踏仰莲。远望平和慈祥，清丽脱俗。近观眉目清秀，仪态端庄。造型似飘逸宫人，雍容大气。线条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
宝冠、璎珞、环钏，是古代这一类造像的典型特征，源远流长。菩萨左手托茶瓯，右手执杨枝，以杨枝沾取甘露，洒向人间渡济众生。人物构图精妙，美轮美奂。
更为神奇的是观赏者面对画像，无论在哪个角度，所看到的足尖都是正对观众的，不同角度，呈现不同形态。
它之所以珍贵，是阎立本真迹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少见，而这幅画的原画已经遗失，仅存此碑刻。
关于阎立本
画像作者阎立本（约601-673），跨越隋唐两代的政治家、画家，也是著名的建筑工程师。用今天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学者型官员，技能型人才”。他曾于隋朝任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唐朝任将作大匠、工部尚书、右相（中书省长官），有“右相驰誉丹青”之美誉。
善画人物、车马、建筑等，代表作有《凌烟阁功臣图》、《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等。
结缘普陀山
溯及杨枝观音碑来历，几番刻制，皆缘自抗倭将领。明万历丁亥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总兵官侯继高来普陀山督导防务、巡视海疆。有感于灵山圣迹，在此留下众多墨宝，同时命人将其收藏的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所绘两幅观音大士像刻诸石碑之上，立于普陀山宝陀寺（今普济寺）。侯继高《游补陀洛迦山记》：“往余得吴道子所绘大士像，质素而雅。近又得阎立本所绘，则庄严而丽。二人皆唐名手，余并勒之于石。”
两尊石碑有唐代大家作画，更兼明代重臣加持题跋，历史、艺术价值非同凡响。只可惜万历二十六年（1598），宝陀寺因火灾被毁，石碑亦遭池鱼之殃。碑文中明确提及“䂖付祖龙”，典出成语”祖龙一炬”,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言明石碑毁于火灾。
万历三十六年（1608），分守宁绍等处地方参将刘炳文觅得其中一通石碑拓本，乃是依阎立本画作而来，遂聘杭州名匠孙良重镌画像，并请同宗长辈刘庭蕙撰《杨枝庵记》，镇海籍进士、曾任兵部尚书的邵辅忠书写，这便是流传至今的再版杨枝观音碑。
而另一幅吴道子所绘观音大士像则彻底损毁消失。近年来，有学者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发现普陀山吴道子观音像拓本。该拓本高约1.8米，宽约0.7米。画像素衣跣足，线条简约流畅，衣褶与脚下祥云相映成趣，风格上同阎立本画作有较大区别。
尤为难得的是，画像两侧文字明确标注来源于普陀山。人物左肢旁单行阴刻楷体落款：“唐吴道子作”。其下阴刻四行小字：“中华南海普陀山立石之尊像，摹造而建于东海松山岛瑞岩寺无相窟之傍。宽政庚申夏五月朔 曲江池维则谨模写”；人物右脚前阴刻小字：“南海普陀山镇海寺立石”。
根据碑文分析，这便是明万历十五年（1587），总兵官侯继高差人所刻并立于普陀山得吴道子观音像。拓本传至日本国后，日人又根据拓本另刻新碑。
1979年杨枝观音碑被舟山行署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明代镌刻成碑，经四百余年风霜，历无数劫难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艺术、文化价值，被誉为普陀山镇山之宝。
直到今日，来普陀山的游客多会去看一看这块碑，听一听这个神奇的故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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