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两朝的400年间，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先秦的一天吃两顿饭，过渡到了延续至今的“一日三餐”。早期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常每日只吃两顿饭，谓为朝食（又称饔，时间为10至11时）与夕食（又称飧，时间在下午3至5时）。《睡虎地秦墓竹简》有记载，当时的筑墙劳役人员每天早饭半斗，晚饭1/3斗，明明白白的一日两餐。
《左传·成公二年》有句话叫作“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意思就是早晨起来打完了这仗正好赶得上吃早饭。而《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有记载，“日餔时，遂击产”。这就说明当时周勃等人诛灭诸吕，正是利用了餔时（15至17时）这个吃晚饭的时机，猝不及防地给诸吕以突然袭击，才击溃了吕产的禁卫军。
到了汉代，情况变得大不一样。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徙蜀。虽说如此，毕竟还是姓刘的亲戚，文帝特意下令，刘长的生活待遇不变。每日可吃三顿饭，给肉五斤、酒二斗。就连小老百姓，也开始在一日两餐前的早上加上一顿“寒具”（小食品）填填肚子，也就是郑玄在注《周礼》时所说的，“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
久而久之，这“寒具”就变成了在天色微明之后所食的每天第一顿饭（早饭）。第二顿饭是午饭，一般是在正午时刻，所以，直到现在华北一带仍称午饭为“晌午饭”。而第三顿饭则为晚餐，又叫“晡食”。《说文解字》上说，“晡者，日加申时食也”。清人王筠在其《说文解字句读》中解释道:“谓日加申之时而食谓之晡也。”而申时，大约是在下午3至5点之间。
为什么会多出一顿饭来呢？从根本上，还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有条件吃得上一日三餐了。西汉时期的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将汉代和先代的饮食活动做了对比：过去村里吃饭，老人不过两样好菜，少者连坐席都没有，站着吃一酱一肉而已；
即便是请客或者结婚大事，也只是“豆羹白饭，綦脍熟肉”；反观汉代民间动不动都大摆酒筵，“淆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炖熟的甲鱼）脍鲤（细切的鱼片）”。更不要说汉代以前是非是祭祀乡会而无酒肉，即便诸侯也不杀牛羊，士大夫也不杀犬豕；而汉代没有什么庆典的时候往往也是大量杀牲，或是聚食高堂，或是游食野外。
《盐铁论》的说法，倒也实在不算夸张。汉代人饮食之丰盛，比之过去，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辞赋家枚乘写过一篇《七发》。为“生病的楚太子”设计了一桌酒宴，很是丰盛。主要菜品是：煮熟鲜嫩的小牛肉加上蒲笋，用肥狗烧羹，盖上一层石花菜，熊掌炖得烂烂的，调点芍药酱，兽脊切得薄薄的，在火上烤着吃；取鲜活的金鲤制鱼片，加点紫苏和香菜；
白露时的菜心可做汤，绿油油的很爽口，把母豹刚下的胎儿，用香油美酒焖得通红；再上四海扬名的兰花酒，用些楚地香稻饭和雕胡珠米粥……就是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两千年前的这一席面，依旧令人垂涎三尺。从《盐铁论》里同样不难看出，在汉代兴盛时期，随着家畜饲养业的显著发展，不仅富人，就是普通人民，一年之中也有较多食肉的时候。
古时的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其实都可以成为汉代民众餐桌上的美味。传统的食鲙之风也日益盛行。东汉辛延年在《羽林郎》里说：“就我求珍肴，金鱼鲙鲤鱼。”这说明当时的鲤鱼是最常用的作脍原料。制鲙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肉要菲薄或细纤。这是因为有的肉比较鲜嫩，蒸煮烹饪以后就丧失了原味，比较适合生吃（特别是鲜鱼）。
生食之肉，属于典型的好吃难消化，所以切得越细越好。曹植在《七启》中就说：生鱼片要切割得犹如“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至于边远地区，还有一些与中原相异的肉食来源，譬如“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尤喜食蜗（牛）”。岭南地区更是有食蛇之风，就像《淮南子》里总结的那样，“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