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言：我们都是看客
相信很多记者都有象我这样的经历，当第一次遇见一个上访者时，了解了在一个同胞身上发生的不公正遭遇，如同堂吉科德发现风车一样激动，可大多数事情只要见得多了，便习以为常了，渐渐就不那么激动了。
在北京大多数居民绝大多数都不大了解就在他们身边有一个叫“上访村”的地方，更少有人会有兴趣了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北京南站旁叫做东庄的不起眼的城中村。这个乡村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中办国办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办，而成为怀着同一个目地来自五湖四海上访公民们在首都的聚集地。但是常年在外上访的公民是无力负担首都昂贵的生活费用的，因此上访村里家庭小旅馆往往成为他们的奔波中的落脚点。当然把他们付费居住的地方成为旅馆实在很勉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生活设施和旅馆主人提供的服务，将近20个人居住在一间类似于学生宿舍的小屋之中，狭窄的床板似乎翻身都很困难，每天一个人的床位费在1元在2元之间，即使这样的条件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也显得过于奢侈，所以很多人都在陶然桥附近的地道和涵洞里露宿，拣一个装家电的硬纸盒加上一张塑料布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很少有人上餐馆吃饭，他们很多人的标准饮食是在菜场下市的时候拣一些菜叶子，放些盐巴，用拾来的柴禾煮着当菜吃，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生起一小堆火在铁路边“吃烧烤”，走近你会看见主要是一些包菜叶子，甚至我见过有人烤桔子皮吃，最高档的不过是一些切的很小的火腿肠块。为了节省车费，每天一早他们便起来，步行赶往各个信访接待处排队，或者守候在某些政府机关的门口告地状，直到下午在陆续回到落脚的地方。他们在北京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去到站停靠的列车帮乘务员打扫车厢，清扫一节车厢的收入是人民币2元，垃圾场拣一些废品，一个空易拉罐，可卖一毛多钱，这些收入将用来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断了回家的念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们的申诉，不知何年何月是尽头，在寒冷的冬日里我见到一个上访户也许是走累了，靠着墙根在晒太阳，等我办完事回来再路过时，看到他已经倒地死了。
就是这样一些人，当偶尔有记者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会争先恐后的涌上来，把他们花钱托人打印的申诉材料有时还有照片塞到你手里，打印这些材料的钱也许相当于他们几天的生活费，可他们毫不吝惜。他们会用也许已经操练了数百遍的熟练语言向你倾诉自己的冤情，有人会泪流满面，希望得到记者的帮助。
就我所听到的不同上访者讲述的悲惨故事，可以整理出一本《一千零一夜》，我曾经为这个想法激动地夜不能寐，但最后却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技术原因无法实施。看到这些受苦的人们，怀着讨回公道的期望和不公的命运作绝望的抗争，那种毅力和对救赎的向往，让我联想到在西藏的荒原上向着布达拉宫磕等身长头的藏族同胞，这种行为本身甚至不再可以用功利和效用来衡量，而成为了一种绝望中的信仰。
有时候我硬着心肠告诉那些上访者：“不要指望新闻媒体能够帮助你，新闻媒体是作新闻的，在咱们中国，乡干部把你儿子打死了，那不是新闻，你儿子要是能把乡干部打死那才是新闻。” 我甚至会劝他们：“回去吧，对你个人来说，这是没有用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只能用自己是一个有心无力的小人物来安慰自己。当读到王家新的文字“为什么你要避开他们眼中的辛酸?为什么你总是羞于在你的诗中诉说人类的徒劳?”便让我心中隐隐作痛。
而在这篇文章中我努力想做的是，尽量站在上访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痛苦和行为逻辑，在更宏观的制度框架中和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上访行为，唤醒那根我们的社会早已麻痹的痛感神经。
谁在无助的奔波
从广义角度来说，上访可以泛指一切到国家行政机关讨说法的公民行为，但是通常我们所指的上访者很少包括那些享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比较体面的收入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比如当一个企业家或者大学教授遭受不公正待遇，通常情况下他至少有可能聘请比较优秀的律师，动用属于这个阶层的关系网络通过民主党派、政协、人大等机关对相关政府部门施加一定压力，甚至可能直接找到某位上级领导，让他作出批示。不管这些做法是否最终奏效，总之属于这个阶层的公民当遭遇不公待遇，很少会到信访部门和政府机关门口排队用逐级上访这种低效的方式反映问题。尽管也有个别极端的例子，比如2003年一个叫张理积曾是福建富商的苦主，求告无门后开车到天安门广场前抛洒钞票，并试图点燃自己车上的汽油，最后被判了六年徒刑，但那毕竟是个案。我还认识一个曾经的广东富翁，由于被人欺骗损失惨重，法院非但不帮他讨回公道，反而扣押他的产业以偿还银行债务的名义低价内部交易，此人现在从有几千万家产的富商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他带着律师到北京来讨说法，不过他没有去信访接待处，而是直接找到了在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的同乡反映情况。这些人讨说法的行为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指在信访接待部门排队的上访行为有很大区别。
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如果你还有基本美满的家庭和比较稳定的收入，受了点委屈就认命吧，上访这种做法被视为一种愚蠢的行为。所以上访者所遭遇的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冷眼，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上来一个容貌憔悴的中年人，他有些怯地告诉售票员，“我想去信访局，我钱不够。”售票员大概也没好心情，机关枪一样的一堆话堵过去：“没钱上车干吗？没钱不会走路呀？你上访又怎么了？上访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