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你不难在许多著名地标前找到一个外圆内方的标志——它意味着你已经抵达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这些目的地有一个共同的称号，被称为：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位于大运河扬州段瓜洲运河遗产点的世界遗产标志 ©图源网络
2022年，《世界遗产公约》通过50周年在即，让我们一同来了解这项旨在保护全人类共同遗产的制度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选出了这些中国最顶级景观的。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位于世界前列 ©《世界遗产在中国》
世界遗产的诞生与一个水库计划有关。“二战”以后，埃及决定兴建阿斯旺水坝，以缓解能源和粮食困境。但这座水坝将使尼罗河水面上升62米，包括阿布辛贝神庙在内的一批重要古迹都将被淹没。
1960年努比亚计划迁建阿布辛贝神庙的影像记录 ©UNESCO
1960年，在埃及与苏丹政府的请求下，世界各国捐款出资、贡献人才技术，共同推动了“努比亚计划”，成功迁建了阿布辛贝神庙。对“二战”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努比亚计划成功启发了关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在这一计划的基础上：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旨在保护全人类共同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1978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产生了第一批共12处世界遗产。
截至2021年，世界上已有1154项世界遗产。其中，中国拥有56项，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风貌各异的世界遗产项目 ©图虫创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遗产基本上搜罗、代表了这颗星球上最重要的人文史迹及自然景观。对所有公约的缔约国而言，想要让本国的某一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必须要具备“突出普遍价值”，具备罕见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对全人类具备普遍意义的重要价值。
“突出普遍价值”共有10条遴选标准，其中文化部分6条，涵盖了创造力、文化交流、文明见证、景观范例、人地关系和精神传统等方面；自然部分4条，涵盖了自然美景、地质过程、生态价值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中国有几项神奇的遗产地在某一领域内实现了“大满贯”，比如莫高窟和泰山满足了文化遗产的全部标准，三江并流满足了自然遗产的全部标准。
自上而下为莫高窟、泰山和三江并流，皆达成世界遗产“大满贯”的成就 ©图虫创意/网络
“突出普遍价值”需要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在许多申遗文本中，都有和其他遗产地的价值“PK”，来证明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对旅行者而言，这种“PK”就像是一个旅行索引，不仅可以启发你找到类似的目的地，也会为你在不同目的地之间建立关联。
比如在杭州西湖的申遗文本中，你会找到西湖与当时全世界7项湖泊类遗产地的比较，而西湖是唯一一处具有显著文化意味的湖泊。同时，西湖对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日本园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让作为自然湖泊的它，最终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
西湖的文化价值使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图为西湖郭庄园林 ©图虫创意
另外，世界遗产是一个流动的名单，申遗成功并不等于一劳永逸，而是意味着将受到世界上最严苛保护体系的监督管理。那些受到威胁、破坏及保护不力的遗产地可能会被列入濒危名录，并可能被最终除名。
位于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在2007年由于保护不当被世界遗产委员会除名 ©Wikipedia
这种严苛其实也是挑战。桂林作为中国最早成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却长期没有主动申遗。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在于申遗及保护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对早就成名的桂林来说，或许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这是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全新时代。
中国早期的申遗方向，与当时的国际趋势大致相同，即选择那些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名胜古迹”作为申遗重点。1987年，中国第一批共计6项遗产地列入名录，分别是故宫、长城、莫高窟、泰山、秦陵兵马俑及周口店，这些最典型、最著名的项目，往往也最具旅游价值。
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多是极具旅游价值的名胜古迹。图为长城旅游旺季景象 ©图虫创意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周口店，这一项目起初并不在中国政府的申报计划之中，是被联合国指定要求申报的。由于“钦定”来得太突然，周口店提交的申报材料只有7页纸，与如今动辄数千页的申遗文本有天壤之别。
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图虫创意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世界遗产的重心从“物”转向了“人”，出现了一批探索人居、人地关系和历史城镇的遗产地。1997年，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申遗成功，这两座原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籍籍无名”的小城一夜成名，迅速成为最火热的旅游目的地。它们的成功，不仅是遗产观念演进的标志，申遗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申遗热潮。
申遗成功，为丽江古城的旅游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图虫创意
2010年以后，一些前沿的学术研究反映到申遗策略中，文化线路、文化景观也被纳入申遗计划，丝绸之路、大运河、红河哈尼梯田、花山岩画均在这一时期先后入列。与早期名胜古迹类的遗产及丽江、平遥这类古城相比，许多新型遗产似乎“旅行看点不足”，对旅游业的推动也比较有限，对申遗的思考，也逐渐回归到理性层面。近年来，工业遗产、水下遗产等新概念出现，尽管中国尚未有相关项目申遗成功，但也可视作未来的一个方向。
早在2008年，中国白酒酿造古遗址就已登录到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图为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 ©图源网络
对游客而言，申遗成功也许意味着旅行路上多了一盏指路明灯，但对学者来说，充分的学术研究才是申遗必要的前置条件。良渚古城遗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通过最新的田野考古成果和学术研究，良渚古城被认为是区域性国家的都城，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从而申遗成功。
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依据考古研究成果改造成为可供人游赏的遗址公园 ©图虫创意
但中国也不乏“反面例子”：在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及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一项目时，作为新疆主要石窟体系之一的焉耆石窟（如七个星佛寺）尚未完成发掘及必要的研究工作，无法完成价值阐述，因此错过了这一次申遗，最终仅有龟兹石窟（克孜尔石窟）成功申遗。
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长安及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重要遗产点 ©图虫创意
2000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限制申遗数量的《凯恩斯决议》：每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但对没有世界遗产的国家，会适当放宽标准。这也为遍及全国的“申遗竞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南方喀斯特”项目就覆盖重庆武隆、贵州荔波、云南昆明和广西桂林等多个省市 ©图虫创意
对中国这样的遗产大国来说，申报数量的限制带来了许多显著的影响。首先，捆绑着不同遗产地的“系列遗产”开始大量出现，联合多省区甚至跨国申报的中国丹霞、中国南方喀斯特、丝绸之路、土司城遗址等都是这一趋势下，因应新的申遗策略的产物。不同省份之间的地域均衡，也变成一只“无形的手”，迄今尚未拥有世界遗产的宁夏，在未来几年中，可能会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