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西湖十景，美不胜收。
如今，这些美丽的景色落在笔端，化为文字，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旭烽用十个故事，带你领略杭州之美。
1995年，《东海》文学杂志主编向她约稿。恰好此时《杭州日报》正在报道杭州断桥出了状况的问题，断桥离她工作的地方很近，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它。于是，她写出了“西湖十景”系列小说的第一篇：《断桥残雪》。
写这十篇小说，她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用她对杭州的爱，写下那些发生在杭州的爱情故事。这是她写给杭州的十封情书。
8月17日，王旭烽来到上海，参加2024上海书展，向读者讲述“西湖十景”背后的故事。
与茶结缘
作家王旭烽。
《新民周刊》：您从小是在茶乡里浸润长大的，很早就认识了茶，也喜欢上了茶？
王旭烽：我小时随军在杭州富阳生活——那是茶乡、也是郁达夫的故乡——就接触到了茶。长大一点又随军到了杭州。读初中时，我所在的前杭州女子中学规定，每年春天，学生都要去龙井村等杭州正宗的龙井茶区采摘半个月茶叶，吃住都在那。所以我住过龙井村的御庙，住过翁家山的学校，都是采茶叶。可以说，很小我就已经参与到茶叶的生产、制作过程。
《新民周刊》：是什么样的机缘到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的？
王旭烽：当时我在浙江《劳动时报》当记者，正好《杭州日报》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说杭州要建中国茶叶博物馆，需要招人。我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对口的其实并不是报社。真正对口还是博物馆、历史研究所这样的单位。
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做了7年记者。记者工作繁忙，我想多一点自己的时间。那时读到海明威的自传，他说：想成为作家的人，最好先做一段时间的记者，但不要做得时间太长。海明威的话影响了我。我觉得去博物馆与我的专业也比较对口，再加上我的老师毛昭晰先生在省文物局当局长。他也鼓励我去，因此我就去了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
《新民周刊》：在博物馆主要担任哪方面的工作？到了中国茶叶博物馆，是不是对茶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王旭烽：我去的时候，中国茶叶博物馆还在筹建。我去的是资料室，主要的工作是文案、策展、培训讲解员、做说明书等等，与茶文化相关的我都要了解。在很短时间里，我对茶的历史、品种、习俗、茶具等茶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都加强了学习。
从“茶人三部曲”到“茶人四部曲”
《新民周刊》：1980年发表处女作，写作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比较顺利？
王旭烽：我算是比较顺利的。第一篇处女作，是杭州同乡张抗抗推荐发表的。恰好那时我的大学同学是张抗抗的中学同学，我请他将我的小说转给张抗抗。这篇小说我改了十稿。我觉得这篇小说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如果能够发表，说明我是一个可以写作的人。因为我兴趣很广泛，我喜欢音乐，当过音乐老师，我还喜欢画画，喜欢跳舞，在大学时我还当过体操队长。所以说在文艺方面，我的爱好很多。如果文学方面不行，我就做别的了。张抗抗不但给我推荐了杂志，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写作的人。实际上就是她的这句话让我开始写作。这部短篇小说在《丑小鸭》创刊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由此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
《新民周刊》：您的代表作“茶人三部曲”是在这时期开始创作的吗？
王旭烽：对，我一到博物馆就萌发了创作“茶人三部曲”的想法。去博物馆之前，我对作为一种文化的茶是没有认识的，我对茶文化有这样高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很了解。我还有点诧异，怎么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领域叫“茶界”？都知道这世界上有诗人，怎么还有“茶人”？去了博物馆之后，我就接触到茶界第一流的名人，布展啊、找人题词啊，就会接触到这个领域顶尖的名人，我好像一下子就闯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新民周刊》：写第二部的时候，您当时怀孕在身，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
王旭烽：我写第一部的时候不敢怀孕，写第二部时就敢怀孕了，写第三部时孩子呱呱落地，摇篮在旁，摇着写完的。
《新民周刊》：每部作品都修改了5遍？
王旭烽：是的，我到今天还是这样。我可能有点修改癖。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报社也当过编辑，原来报社画版面、拼版、标题都要编辑来改，文字多了，文字少了，都要编辑来定稿。那时候就养成了反复修改的习惯。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创作习惯，我的创作习惯就是反复修改。
《新民周刊》：一开始是“茶人三部曲”，后来变成了“茶人四部曲”，最后一部《筑草为城》是后来加进去这个系列的？还是一开始就构思好的？
王旭烽：加的不是《筑草为城》，加的是第三部《望江南》。我当时第二部写完之后，照道理就应该写第三部《望江南》，可是《望江南》所书写的那段历史，我确实不了解，不知道该从何落笔。我就搁下了，直接去写第四部《筑草为城》。这部系列小说中，时间跨度上就有了20年的空白。而在现实中，我也是完成“茶人三部曲”之后，又过了20年，才出版了《望江南》。所以《望江南》成了“茶人四部曲”的第三部，原来第三部的《筑草为城》成了“四部曲”的第四部。
一开始我想的是“三部曲”。1949年之后的故事，写成一部，可是越写越觉得故事多，1966年之后的事，和其它时间段的故事，整个气质都不一样。所以还是分开来写了。
《新民周刊》：“茶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写的是清末的历史，是不是也查了很多资料？
王旭烽：那肯定的，我当时有一点点歪打正着。1990年，当时的浙江省委组织部请我去写5集的电视纪录片，片名叫《浙江共产党史》。这部纪录片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写起，我用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跟着摄制组跑了浙江省的50多个县市。一方面，我是去写浙江党史，这是我当时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我想写的“茶人三部曲”，在这次纪录片的创作中，正可留意对浙江历史、文化、物产做实地的研究。这对我创作“茶人三部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打一个比方：我为了要去地里找一粒珍珠，等到我把珍珠找到之时，我已经把地也翻了一遍。
《新民周刊》：这套书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肯定，获奖后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旭烽：当时浙江省作家协会安排我们去体验生活，我们一群女作家去了浙江省女子监狱，在那里面住三天三夜。所以得奖时，我实际上正在监狱里体验。监狱系统有一份《新生报》。那天，我们正在会议室里教女服刑人员怎么写新闻报道。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来监狱宣布这个消息。而我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省委宣传部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得了茅奖。因为在监狱里，我也不可能怎么样。你要问我心情怎么样？内心来讲，当然是高兴的，虽然也有点突然。但当时杭州电视台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一部夏衍的纪录片，监狱采风结束就要给他们的。所以我也没什么时间来高兴和庆祝，忙着夜里在监狱里写稿子。等我三天以后从监狱里出来，心情已经变得非常平静。家里人和同事们，都没有因为这事一起吃顿饭什么的。我没想到过要怎么样。
《新民周刊》：得到茅奖后，生活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王旭烽：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我担任了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但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变化。2006年，我去了浙江农林大学任教，那可能算是最大的变化。
西湖：文化符号上的情人
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王旭烽中篇小说集“西湖十景”。
《新民周刊》：这套“西湖十景”，怎么想到去写这样一个题材的？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之前都没有写过长篇。写这部长篇小说时，我回归到当年在杭州大学学习历史时的状态，那是一种古典的状态，要考证史实，要脚踏实地，写长篇更需要耐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好像在耕耘一块土地。而我大学时代，实际上是很先锋的，读的都是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阿波利奈尔、兰波这样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品。
写“西湖十景”是因为当时《东海》文学杂志主编向我约稿。在写长篇的我也想趁机调剂一下，想用实验性质的表达方式来写个系列中篇小说。当时认为，长篇小说就像在写史书，而中篇小说就像在写散文了，是另一种方式的写作。这类小说我又不能多写，因为我在写长篇，所以当时想一年写一篇。到我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我还有三篇小说没有写完，之后就写得慢了，变成两年一篇。这十篇小说都发在《十月》《当代》《江南》等重要的文学刊物的头条。
第一篇写的是《断桥残雪》。断桥离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距离，非常近。“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那我想，不如干脆就写个“西湖十景”吧。
《新民周刊》：在这部小说中，您在创作中巧妙地将中国系列小说的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相结合，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王旭烽：我受过的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我不想把它们抛弃掉，希望在这十部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因为在我的长篇小说中，这方面的思考不太好体现出来。
《新民周刊》：您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比较传统，您是如何看待先锋派小说的？
王旭烽：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传统。我早期的作品，还是比较先锋的。这套“西湖十景”也是如此。我很认真地读过先锋文学作品，也吸收了他们的写作技法，我对先锋文学是很喜欢的。只是后来我选择的文学道路，是继承我们中国文学的语言表达传统和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新民周刊》：在“西湖十景”中，您通过描写一批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尹君、徐白、赫明等，展现了他们在社会转变期内心的挣扎，您是如何考虑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的？
王旭烽：包括“茶人三部曲”在内，我的很多作品多在塑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西湖十景”背后的哲学命题和人文思考，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有自我反省能力，实际上就是批评、批判的能力。“西湖十景”中的每一篇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哲学命题，有的探讨的是等待，有的思考的是永恒，有的谈的是品格、背叛、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这些问题肯定是有思想深度的人才会去考虑的，有知识分子特质的人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自然而然我就写了一些这样类型的人了。
《新民周刊》：这本书您说是写给杭州的十封情书？
王旭烽：是的是的。我就在西湖边长大，我家左边就是岳飞故居，右边就是陆游生活过的驿站，对面就是岳飞被杀的风波亭。作为一个女性，从少女时代一路经历过来，从初恋一直到结婚、成家、生孩子，都在西湖边。所以客观上，这就是我写给西湖的情书。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常常夹着一本书，在白堤上伴着美景阅读。可以把西湖当作文化符号上的情人吧。
所以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一定要写十个爱情故事。其实“爱情西湖”这个说法，没有我这部小说之前就有了，说到西湖，总能让人联想到“浪漫”“爱情”，《梁祝》《白蛇传》等民间传说都与西湖有关。
《新民周刊》：这次出版的新版本和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王旭烽：版式不一样。原来出的，十个中篇就合在一本书里。也没有什么图片和其它内容。光这十篇小说，就有40万字，一本书已经是满满当当了。而且小说题目当时也不叫“西湖十景”，而是“爱情西湖”。后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就已经小了很多，但也比现在这版大很多。现在这一版可以说是“掌中书”。此外，每一篇小说之后，我还增加了创作谈。还增加了图片、景点介绍和民间传说，确实和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现在的这套书有一点“小轻奢”的感觉。
《新民周刊》：2006年初，浙江林学院（现为“浙江农林大学”）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个茶文化学院，您转到浙江林学院任职，您现在在浙江农林大学的工作生活是怎么样的？
王旭烽：我们这个茶文化学院是国内外唯一一个高校学院，国内没有，国际上也没有。我去了以后，一开始是学科带头人，后来又当了很多年院长，现在我是名誉院长。我现在也没退休，下个学期还有三门课呢。记者｜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