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洪灾，株洲河西变成泽国（资料图）陈瑛 摄
1994年洪灾，王塔路被淹（资料图）陈瑛 摄1994年，特大洪灾几乎让株洲瘫痪
进入7月，洪水肆虐，湖北长江流域和湖南岳阳、益阳等地均出现重大险情，牵动国人心。
作为临水而建的城市，株洲同样有着太多关于洪水的伤痛记忆。
最惨烈的伤痛，发生在22年前的6月。当年，洪水袭来时，年久失修的水利工事不堪一击，全市16处大堤决口，150个乡镇受灾，2300个工矿商业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株洲几乎瘫痪。
22年后的今年6月，罕见的特大暴雨再袭株洲。庆幸的是，在经历一次次教训后，株洲的防洪体系已进步巨大，这一次堤坝经受住了考验。但暴雨也展示了 新问题——城市内涝，已在近些年频繁出现。纵观建国以来的株洲防洪史可以清晰看到，太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受伤后才想起弥补，而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才是战胜 灾害的最好模式。我们回忆伤痛，正是为了敲响警钟。
受灾
1954年，株洲遭遇建国之后的最大洪灾，洪水漫过没有任何防御的河堤，淹没了村里的农田。灾后，醴陵农林局改组成农林水利局，茶陵成立县农林水利局，水利治理有了专职管理部门
石头消失近一年后，吴建国和村民们选择联系媒体，寻求帮助。个位于天元区群丰镇的村子，紧临湘江，近一年来却发现，省防汛砂卵石储备场内的砂卵石不 见了，储备场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场内堆放着2万方的抗洪抢险专用的砂卵石。去年开始，储备场东面的围墙被推倒大片，里面杂草丛生，砂卵石慢慢被盗消失。
“一旦出现汛情，怎么得了。”在湘江生活几十年的吴建国，深知石头的重要性，他出生于1953年，次年株洲就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水，后来通过长辈 的诉说，吴建国知道洪水漫过没有任何防御的河堤，淹没了村里的农田。“那时本来就贫困，经常挨饿，农田被淹了就更吃不上东西了。”
吴建国家的屋子也倒了两间，刚满一岁的他原本和父母睡一间屋子，屋子倒后，哥哥和姐姐也挤进了屋子。“因为没钱没材料，父亲自己去很远的地方挑泥巴做成泥土砖，半年后才把房子砌好。”
距离群丰镇几十公里外的攸县受灾更严重，不仅房屋被冲垮，还被淹死了四人。吴建国说，当时贫困且缺乏治水经验，人在灾害面前只能逆来顺受，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之力。
灾难来临之时，一批民间的江湖义士站了出来。株洲县太湖公社的农民唐林生，水性极好，皮肤晒得黑黝黝，许多人不知道他姓名，就叫他“铁乌龟”，“铁 乌龟”活跃在湘江株洲段上游的十余处水库、堤闸，每次防汛就是出生入死，排障除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铁乌龟”在湘江活跃了二十多年。
1954年洪灾后，醴陵农林局改组成农林水利局，茶陵成立县农林水利局，水利治理有了专职管理部门。
兴修
大跃进开始后，兴修水利掀起了高潮。株洲湘江段的十余个防洪堤段，发现大部分均修建于上世纪五十年待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
1955年开始，株洲开始把水利建设被提到农业命脉的位置，大规模组织农民搞农田水利建设，兴建了大量的小塘小坝，小型水库。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兴修水利掀起了高潮，几年时间新建了大小水库261座，防洪大堤114公里。
我们统计了株洲湘江段的十余个防洪堤段，发现大部分均修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
那时的水利建设简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修建于此时的渌口甘家园堤段，动员了几个初级社的4000多劳力，一年内就全部完工。时隔八年后的1962年，暴雨洪水再次入侵株洲时，株洲湘江段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虽部分地区依然受灾，但情况比起1954年的好了很多。
文革开始后，株洲水利修建陷入停滞，很多防洪工事年久失修，一些还遭到破坏。1975年8月，受台风影响，株洲地区暴雨成灾，湘江、渌江沿岸成了泽国。醴陵受灾最严重，全县41个公社均不同程度受灾，晚稻被淹没13万亩，桥被冲毁284座，淹死32人，伤残127人。
灾难在一年之后再次到来，1976年，株洲县、茶陵县遭遇暴雨。茶陵县一小时内最大降雨达55毫米，水库被冲垮，房屋倒了2339间，淹死了20人。
这一年，除了常见的人民子弟兵参加抗洪救灾，株洲市区工矿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抗洪现场，株化、株冶、湘氮等工厂派出了2000多名工人支援霞湾堤抢险；331、601、430等厂则派出了5000多人的防汛抢险突击队，奔赴县乡防汛抗洪工地。
停摆
1984年，当洪水来临时，白石港闸门上层的十孔闸门有三孔闸门因插销掉落而不能关闭，引起江水倒灌，荷塘区、石峰区大面积受灾
企业、民间的大规模积极参与，并不能弥补年久失修的漏洞。防洪大堤、水库等大多运行了几十年，隐患不断增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市已有80多座病险水库，灌溉渠道千疮百孔。
这段时期，水利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全市水利设施改造所需经费为10亿元，但每年各级财政的投入才有3000万元。水利部门时常发不出工资，加上条件艰苦、工作辛苦，大部分对本职工作都不用心。
责任感的缺乏在1984年带来了巨大危害，6月21日，当洪水来临时，白石港闸门上层的十孔闸门有三孔闸门因插销掉落而不能关闭，引起江水倒灌，荷 塘区、石峰区大面积受灾，那时在龙头铺镇守“抗日阵亡烈士墓”的农民杨高望记得，从山岭下望去，山脚下的水稻全部被淹没，连苗头都看不到了。此后，市委市 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追查事故责任人，但造成的损坏已无法挽回。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株洲城区开始向河西扩张。1992年，株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河西成立，机关单位纷纷迁往河西，更加快了扩张的速度。
但在城市快速扩张的早期，防洪防汛并没有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明显落后于城市的扩张步伐。
据当时水利部门预测，仅加固翻修株洲县127公里的防护河堤，就需要高培厚土895万方，护砌石135万方，各项资金投入要69亿元，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
198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株洲市财政每年在河堤加固的拨款仅为40万元。
惨痛
1994年6月，洪水袭击株洲，150个乡镇受灾，226万人受灾，16处大堤决口，2300个工矿商业企业停产或者是半停产，株洲几乎瘫痪
水利建设的欠账，最终带来了严重后果。1994年6月，株洲遭受暴雨袭击，18日12时湘江水位达44.59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150个乡镇受灾，226万人受灾，16处大堤决口，2300个工矿商业企业停产或者是半停产，株洲几乎瘫痪。
洪灾危害首先在距离城区湘江上游40公里的洲坪乡昭陵村爆发，随后迅速蔓延。
南洲镇昭陵村的妇女胡爱梅记得，洪水过境时，村子里很多人跑到位于高处毛平堤上观看，没想到洪水冲垮了毛平堤，溃口达100余米。一个站在堤上的七八岁小孩，被洪水卷走。这是1994年株洲洪灾的第一个遇难者。胡爱梅对这一幕记得很清楚，那个小孩是她的远方亲戚。
随后，株洲湘江段各乡镇的堤垸，不断出现溃口，洪水漫入田野，侵入村庄。胡爱梅一家收拾了家当，搬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搭建了一个大棚，暂住了一个 星期。洪水退后，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在株洲城区，整个河西被淹没在江水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刚成立不久，百业待举，创业正酣，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 经洪水一冲击，从张家园工区到职工疗养院、到天台路上的市政府，皆成泽国，到处可见惊恐忙乱的人们，以及紧张忙碌、抗洪救灾的干群军民。
如今在市城建档案馆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年的老照片，株洲河西的所有主次干道都被淹没，株洲市政府门口洪水差不多齐膝深。
在贺家土的刘长兴记得，雨致使湘江株洲段水位大涨，超出警戒水位、危险水位很多。他从家中去河西上班，出门才知道，一桥已经被淹，根本过不去。他赶紧找了个公用电话，向单位请假，却发现根本无人接听。后来他才知道，去上班的人，都被叫回家避难了。
造成这么严重的洪灾和当年湘江河西段几乎没有任何屏障不无关系，株洲河西平地较多，原有的湘江堤岸在洪水面前不堪一击，易家港和目前的政协附近两个地方决堤，富有戏剧性的是，刘长兴记得，决堤那天株洲正艳阳高照。“没办法，上游的水量太大。”
因为商户太多，河东的芦淞区受灾同样严重，许多街道水深过半米，男人出门要将裤腿卷过膝盖，从水中淌过；而小孩和老年人出门就为难了，于是有人就将打鱼用的小船抬到淹水的街道上，以方便出行的老年人和妇女。因此，那几天一些街道出现了街道上行船的独特风景。
1994年洪灾，株洲受灾面积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考验
进入21世纪后，洪水记忆逐渐淡出，城市内涝成了新问题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株洲企事业单位，个人纷纷捐助救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收到了单位和个人捐款10多万元。
杨高望在电视上看了株洲的受灾情况，十分触动，当时经济条件尚好的他，骑着自行车，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银行取了钱，他找了几处地方都没有找到麻纺厂对面的防汛指挥部，问了几个朋友才找到。他在现场捐了10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企业员工大半年的工资。
让刘长兴最感动的是，他去江边查看洪水时，发现很多官兵累得就躺在岸上睡着了。“我当时就返回了家，怕吵醒了他们。”
洪水退后，痛定思痛。水利部门发现，1987年开始财政40万元拨款加固的河堤，无一处溃堤。
株洲市政府迅速发出了“整治百里湘江”的号召，化水害为水利，打一场整治湘江的人民战争，以抵御50年甚至百年不遇的洪水的标准，加固加高湘江防洪大堤，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大灾难过后，株洲再次回到了五十年代兴修水利的热潮。1994年8月18日起，湘江两岸，株洲辖区，从朱亭到霞湾，彩旗招展，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百里湘江大堤，成了治理的大工地、会战的大战场。当时，分布在两江沿岸的80万修堤大军投入热火朝天的战斗中。
当时防洪工程城区段土石方任务巨大，株洲市区30万名职工、居民，采用义务建勤的方式，实行分段责任承包。刘长兴记得，“平均每个人要完成10个工作日的土石方量。”
几年之后，株洲城区段一段近30公里的大堤被修建起来，这条防洪屏障路面全部用混凝土铺成。
1998年洪灾，是20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国内多个省区沦陷。经历了1994年灾后重建的株洲，抵抗住了这次灾难，城区受灾程度远远小于1994年。
杨高望说，1994年洪灾后，1998年、2000年、2006年的洪灾，都没有给予株洲沉重性打击。
只是，内涝又成了新的问题。长株潭主城区面积37年增长了近9倍。在城区扩张的同时，防洪排水系统也该同步的发展，但这一方面做得显然不够。一个月前的6月15日，一场特大暴雨，即令城区不少地方陷入“看海”模式。
另一边，吴建国的石头也还建国以来的株洲防洪史可以清晰看到，防患于未然永远是战胜灾害的最好模式。进入7月，洪水肆虐，湖北长江流域和湖南岳阳、 益阳等地均出现重大险情。吴建国始终关心着新闻的进展。他希望这场洪水，能够提醒我们回忆起过去的伤痛与教训，再次敲响防患于未然的警钟。（采写 记者 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