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文学家徐寅在《谢尚书惠蜡面茶》诗中写道：“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诗文说明武夷茶已从研膏转制蜡面，而且印有飞鹊的标饰和加入香料配制成片状的茶形，作为当时高贵的馈赠礼品。唐朝诗人李商隐品尝了用武夷茶制作的研膏之后，把研膏当作仙露欣然赋诗：“只得流霞泛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
用武夷山一带出产的茶叶研制而成的北苑蜡面茶，声誉日隆，北宋太平兴国（976—983 年）初年，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以别一般的庶饮。团茶的原料取自武夷山一带，包括武夷山的奇茗。建州的州治建安县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龙凤团茶也称为北苑茶。北苑属建安县建置，现位于建瓯东部。994 年，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茶逐渐脱离“北苑”之统称而独步傲立于茶坛，加之诗人墨客多有诗咏，武夷茶的名气大扬。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与此同时，武夷名丛也开始形成，如铁罗汉、坠柳条等。清时山中仍有这两种名丛，皆为宋朝留存下来的茶树。清朝学者郭伯苍在《闽产录异》中曾记述：“各仅有一棵，年产少许，为无价之宝。”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派重臣柯适漕闽监制北苑龙凤团茶龙团凤饼，茶品不断升级，品质高贵，外形精美。在贡品的带动下，建茶更是精益求精，一时名冠天下。
号称“善百艺”的宗徽宗赵佶就酷爱北苑御茶，他不但嗜茶，而且研究北苑茶学，亲自撰写《大观茶论》，成为世界茶史上唯一一位亲撰茶著的帝王。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极端钟爱龙凤团茶，“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建溪苦远虽不到，自少尝见闻人夸。”他在《归田录》里回忆道：“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各赐一饼，……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由此可见，他在晚年，对稀世物种的北苑龙凤茶仍念念不忘，钟情如初。
北苑龙凤团御茶，不但制茶精细，而且茶的命名非常讲究，其中以“龙”命名的尤其多。据《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今建瓯）北苑贡品龙团凤饼当时有三十多种产品，分为细色五纲和粗色七纲，其中细色五纲有龙焙贡新、龙焙试新、龙团胜雪等十五个品名、无比寿芽等十三个品名、太平嘉瑞等六个品名。
宋朝南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享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殊荣。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授徒讲学，文人墨客，会聚山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以文论道，极一时之盛，茶事因之兴旺。著名诗人陆游到此赞曰：“建溪官茶天下绝。”武夷茶突起，与北苑茶同负盛名。朱熹于淳熙十年（1184年）在筹建武夷精舍时，特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块有罅隙的天然洲石当作茶灶，以倡导茶事，并咏诗：“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朱熹在寓居武夷山之时，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引之为乐事，并以《茶坂》为题赋诗：“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心寒，跏趺谢衾影。”当时武夷茶弥足珍贵，朝廷明令禁止输出国外。
民国《崇安县新志》载：“《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三年，诏载建茶（按：即武夷岩茶）入海者斩。”当时朝野均视武夷茶为国宝，不可输出国外。
在武夷山九曲溪的四曲之畔，有元朝始建的御茶园遗址。御茶园是武夷茶展现其神奇岩韵的一方宝地。这里所产之茶叶，品具岩骨花香之胜，韵味隽永奇绝。辟为皇家茶园之后，名声响彻华夏，岩韵传遍九州。
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赏识。至元十九年（1282 年）高兴又命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年），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1302 年），他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为“御茶园”。从此，武夷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每年必精工制成龙团饼，沿着驿站递送至大都（今北京）。御茶园的建筑物巍峨、华丽，完全是按照皇家的规格设计和构建的。进了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第一春殿，还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以及通仙井，其上覆以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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