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知名度很高。但这件文物到底属于哪个朝代，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武威雷台汉墓》报告于1974年在《考古学报》发表前，对于它的年代曾进行讨论，当时连夏鼐先生都认为此墓似晚于东汉。后来发掘者依据墓中所出四出五铢，将此墓定为“灵帝中平三年到献帝之世”。然而从整理洛阳烧沟汉墓的出土物时起，一直在研究汉代钱币的吴荣曾先生认为：“这一说法很不妥。”吴先生以雷台墓中所出直径1.6厘米的小五朱钱为据，指出：“这种钱在魏晋的窖藏钱币中很常见。出土于墓葬者也不少，如西安田王晋墓中曾有出土，据简报墓的年代约为元康时。敦煌祁家湾321号墓也出这种小五朱，墓的年代为晋惠帝泰熙元年。上述两墓的年代都在公元290年左右。同样出小五朱的雷台墓，其年代也应靠近西晋为合适”[1]。但何志国《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辩》（以下称《何文》）认为，此墓的年代“只能是东汉时期而不会晚至西晋时期”[2]。并以1982年西安西汉墓出土的小五朱钱为据，断定上述雷台标本 “不足使它作为西晋时期遗物的证据”。可是西汉小五朱与西晋小五朱差得太远，无论钱径、肉好的比例、钱文的书体等方面，均判然有别。《何文》举的这个例子完全不具有说服力。
《何文》又认为：“铜奔马所代表的艺术风格绝非个别，而是具有东汉时期的时代特点。西晋时期的铜马极少发现，虽有一些陶马出土，但其形制与铜奔马不同。如山东邹城西晋永康二年刘宝墓出土陶马，身体肥硕，四肢粗短，站立，尾下垂。”其实甘肃出土的晚于东汉的铜马并不罕见。酒泉西沟晋墓、敦煌阳关晋墓、武威旱滩坡19号前凉墓中均曾出土身材比例相当协调的铜马[3]。似不宜只根据与河西走廊相距遥远之邹城出土的一件风格不同的陶制品，遂对西晋甚至时代更晚些的铜马一概加以否定。
雷台墓是一座带墓道的多室砖券墓。何双全先生曾指出，敦煌一带的东汉墓规模较小，到西晋、前凉时才会有雷台那样规模的大墓[4]。对此，《何文》未提出相反的看法。但却说：“即使武威雷台砖室墓的年代为西晋时期，也不能说明该墓出土铜奔马的年代就一定是西晋。在古代，用前朝遗物随葬于墓葬之中是常见的，如商周青铜器见于汉墓之中，六朝时期的墓葬中也可见到汉代画像石用于墓葬的建筑中。”诚然，有些墓葬曾出土前代的遗物，这种情况的确不少。但所出者必然是墓主生前乐于把玩的古物，即后世通称之古玩；俑却不在内。《礼记·檀弓》说：“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孟子·梁惠王篇》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文子·微明篇》也说：“鲁以俑人葬而孔子叹。”表明这件事的可信程度很高。“用人”就是以人作牺牲。对此，孔子极其反对，他不仅反对用人，甚至反对用象征殉人的俑；认为只可用“刍灵”，即草扎的动物模型。再者，殉葬之举虽然残酷，但墓内所殉者多为墓主的奴婢嬖幸；所以在商代，绝未见过一位贵族将旧墓中之殉人的枯骨拣来为自己随葬的。同样，由于俑是殉人的替代物，故历代古墓中亦无随葬前期之俑的可能。假使谁这样做，则不免贻笑大方。而雷台墓出土的39匹铜马（包括铜奔马和5匹拉车的马）本属同一组车马俑，故尔只能是为此墓的墓主随葬所用，只能是同时之物。至于六朝墓中偶或发现的汉画像石，不过是旧建筑材料的重复利用，有如解放前汉墓群附近的居民之以汉砖砌墙。如果援其例而改变雷台铜奔马实属当时的
随葬之俑的性质，不仅与事理有悖，简直成为常识领域里的问题了。
［注释］
[1] 吴荣曾：《“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2] 何志国：《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辩》，《考古》2008年第4期。
[3]、[4] a.李永平：《考古发现汉晋时期铜马及相关问题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 4期。b.何双全：《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9日。
原稿：《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文/孙机）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