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总有些记忆要归于永恒。在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之际，回首上海从“冒险家的乐园”到享誉全球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神奇发展历程，人们都不会忘记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后为了不扰民，十万将士夜宿马路那一震撼人心的场景。作为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仁义之师以亘古未有的壮举，征服了曾见识过各种军队的上海人民；那张摄自南京路的令世界惊叹的照片，极大增加了一支人民军队的美誉，成为共产党献给人民的最好的礼物。
“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
1949年，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天平，已经明显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倾斜。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发起第十天，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94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对准备参加渡江战役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实施集中统一指挥。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江防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中、东、西三个突击集团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
战争局势发展之快，甚至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预料。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国共产党人自大革命失败告别城市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雄师劲旅尚未完全做好准备，就接踵进入了江南的大都市。
年初，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要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鉴于新解放区干部十分缺乏，毛泽东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4月1日，部队向江南进军前，第三野战军就公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明确提出了部队进入大城市“不住民房、商铺”的要求。中央军委已给总前委和华东局发出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工作八条指示。怎料部队一进城，就发生了牵动世界视线的涉外风波。
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接管南京的任务本由陈赓统领的红军部队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担负。由于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我军兵临南京城下之际，陈赓所部尚在安徽望江至江西湖口地段，抵达南京尚需时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确定，三野八兵团派两个军进驻南京。4月23日凌晨，由鲁中南纵队和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领起义的国民党整编第96军一部改编的35军，率先攻入南京城。4月25日清晨，35军103师307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通信员为部队安排食宿时，误入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看到贸然闯入的解放军官兵十分吃惊，用娴熟的中国话说：“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你们进入使馆就是侵犯美国，必须立即退出！”不熟悉外事常识和纪律的谢宝云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这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
一场涉外风波由此而生。一时间，西方在宁外交官均提心吊胆。
4月27日凌晨四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总前委的电报，其中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
邓小平和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尚在向南京进发途中。邓小平看到电报对陈毅说：“主席生气了。”陈毅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刻，两人更加透彻地领悟了3月初，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的“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陈毅一到南京，就亲自检查了解入城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
4月28日清晨，邓小平和陈毅起床后在“总统府”漫步。
来到东园，只见满地是水，连走廊里的红地毯也泡在水中。一问方知，原来是战士对自来水龙头好奇，扳来扳去跑了一地水。陈毅令部队把屋内外打扫干净，除站岗执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
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计划，第三野战军一星期后将要解放和接管上海。陈毅在南京调研后认为，一星期后进上海，城市可以攻下，但接受准备工作量甚大，时间显然太短了，搞不好真可能“引出大乱子”。陈毅与邓小平商量，总前委再三研究，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攻占上海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为好。毛泽东接电报后经过三天缜密思考，同意总前委的意见，决定推迟攻占上海。
1949年4月30日，总前委电告准备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兵团、第十兵团，部队进入上海前，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训，再对干部战士进行一次入城政策纪律教育，首先过好“政策关”，为跨越中国革命的“难关”做好充分准备。总前委认为，“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
5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总前委的报告，中央军委复电明确，第三野战军推迟进占上海，“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
总前委决定，这次由参战部队官兵和接管干部参加的专题整训，在东距上海200公里、北距南京68公里的丹阳举行。总前委对三野指战员提出两条要求，解放上海，一要打得好，显示出我军的威力和艺术；二要进得好，入城后部队政策纪律好，军容好。
“野战军不能再‘野’了！”
1949年5月，仅有3万人口、因丹凤朝阳一语得名的小镇丹阳，忽然热闹起来。5月2日，三野副司令员粟裕，率部分参与接管上海的干部从常州进驻丹阳。5月3日，陈毅从南京经镇江抵达丹阳。5月6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带华东局财委一批干部亦赶到丹阳。
总前委认为，在进入上海的各项准备中，最重要的准备是思想准备。从5月4日起，准备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开始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从思想上解决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关于城市接管政策的学习，主要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以及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入城守则和纪律》等内容。5月6日，华东局在丹阳召开有18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接管上海应严格遵守的政策纪律，提出要保持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传统和作风，既要能睡洋房、点电灯，又能睡牛栏、点油灯，思想上千万不能腐化，保持我们的胜利。
1949年5月8日，陈毅在丹阳街头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前，从海报上看到戏院正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熙熙攘攘的戏院门口，有几个没票的军人硬要往里闯，不让进就闹了起来，有票的老百姓反而进不去了。部队官兵都已看过《白毛女》，为啥没票还要强闯戏院？陈毅剑眉紧锁，亲自上前干预，要求没票的军人全部退场。
光明大戏院见闻，令陈毅忧思愈甚。4月1日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后，部队已搞教育，可在南京、杭州和丹阳，还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问题。面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转折，在长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中所向披靡的人民军队，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早在1949年2月，三野南下到达徐州东北的贾汪不久，陈毅就找到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要他组织起草三野入城公约和守则。陈毅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的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曹漫之记录完陈毅的指示，刚转身离去，陈毅又把他叫回来，专门交代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不入民宅”这句话，作为我们起草文件的参考。
曹漫之边组织起草文件，边到图书馆查看《二十四史》等古籍，没有找到“不入民宅”之类的话，于是又去请示陈毅。陈毅笑着对他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古书上没有，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不好会天下大乱。
《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文件形成后，十项守则第二条明确写着，部队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陈毅让接管干部和部队讨论，接管干部大都赞成这个文件，但部队讨论时却炸了锅。
“从红军时代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住民房要‘上门板、捆铺草’这一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为什么进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长期南征北战，官兵头脑中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老房东”情结，十分执拗地左右着他们的思想。
“现在早晚天气凉，不住民房睡马路，战士受凉生病了怎么打仗呀！战士睡马路，军、师指挥所也放在马路上吗？”有人大声质疑。
“要是天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吗？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呀？”另有一些人振振有词地说。
持上述意见的人，有连队官兵，还有团营干部，不赞成的面之大，反对之强烈，出乎起草组预料。曹漫之只好如实向陈毅汇报。
陈毅听完部队对公约和守则意见的汇报，有些生气了。他斩钉截铁地对曹漫之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但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
总前委在丹阳戴家花园讨论《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时，陈毅突出强调了两条：一是上海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这成为三野上海战役中“瓷器店里捉老鼠”战法的根据和由来；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经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呈报党中央。毛泽东看到总前委从抓最重要、最敏感的政策纪律入手，确保部队官兵越过中国革命“难关”所进行的制度创新，颇感欣慰，给总前委回电写道：“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民主人士盛丕华，1949年5月受中共邀请到京共商国是。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三时周恩来派车接至中南海，讨论上海进去问题。军队进去后要分散在几处驻扎，因此提到军队与民间合住问题，……王芸生、胡子婴亦均有补充，大家认为与人民合住，实在不好。余主张最好与当地开明人士协商什么地方有空屋，可以借住，就与该业主商借，比较恰当。有人主张与各同乡会或公所等团体商酌办法，大家认为妥当。”
盛丕华等人的建议为中共中央所采纳。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城市驻军不住民房的决定》指出：“平津的经验又证明，军队在城市中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当的，因城市不同于乡村。”《决定》明确：“城市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应适当分散在市内驻扎，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公共机关（机关应尽可能挤出房屋让部队住），庙宇、祠堂、公所，及会馆等公共场所中。”
194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明确规定：“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和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建筑。”
1949年5月10日，丹阳城南大王庙，陈毅给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作报告。他开场就大声说道：“野战军不能再‘野’了！”会场笑声未落，陈毅又列举了近期亲眼所见和亲自调查的四件事：一是光明大戏院无票入场闹事问题，指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二是当日他去丹阳师范随机调查，得知有个军人来校摘走一个电灯泡，昨又有人带他将灯泡送还，从校方不满意中的满意，说到小事情对军队形象的大影响；三是满街都是队伍，下半夜街上还有兵，说明没有执行请假外出制度；四是南下路上，直属队干部带头爬车、拦车和强行坐车，有人因此负伤，有时汽车根本无法开动，批评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
陈毅说，上海是个现代化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奇形怪状的复杂城市，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否则一定会栽跟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最后一道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共产党不是没进过上海，大革命时代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但又被人家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赶出来？主要是看我们自己。陈毅告诫说，反动派听到我们在上海搞得好，会垂头丧气，听到我们搞得不好，又会动起来，认为自己还有希望。陈毅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会走弯路。他要求注意军纪，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
集中整训中，总前委委员、三野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为三野干部作了《怎样进入大上海》的报告，干部战士写了保证书。
进入上海，对于这支在军事斗争中稳操胜券的正义之师来说，已无悬念。丹阳集训，则为仁义之师在上海展示良好形象蓄足了底气。
“世界上何曾见过这样秋毫无犯的军队”
1949年5月25日夜，三野主力发起的上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陈毅同三野政委饶漱石由丹阳乘火车赴上海。途径苏州时，陈毅、饶漱石约粟裕、张震到车站，就接管上海有关事宜进行交谈。5月26日凌晨，陈毅、饶漱石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与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会合后，即展开了紧张的作战收尾和接管工作。
5月25日起，三野九、十兵团陆续攻入市区。为最大限度保护城市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官兵们宁可自己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攻克，一条街巷一条街巷地同敌人争夺。官兵们白天浴血奋战，晚上就席地而卧，睡在马路和街巷里。
5月26日清晨，正忙于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陈毅，忽然对三野警卫营教导员王致冰说：“部队的入城纪律，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警卫营派两个人去检查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
王致冰带两名战士首先来到南京路。5月的上海清晨，雨后气温下降，使人感到丝丝凉意。王致冰在永安公司门口看到，身着单衣的战士鱼贯而卧，缩成一团，睡在冰冷的湿地上。走到威海路黄陂路口一个弄堂口，马路边有用两块雨布搭起的小棚子。王致冰走上前去，看见27军军长聂凤智正俯身在看铺在地上的军用地图，旁边有安好的电话机。三人再往前检查，师、团指挥所无一例外设在马路上。王致冰走到四川路，看到战士们浑身已被雨水淋湿，市民热情邀他们进屋，战士们婉言谢绝了。王致冰返回后，将检查情况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说：“好，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不能惊扰老百姓。”
5月27日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