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大猛
后天就是6月7日，中国高考日，不少高三学生，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进入中国最好大学的通知书。1937年底，长沙曾创办有中国抗战时期最好的大学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也是闻名中国抗战史的著名西南联大的起点，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等均出自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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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后，至少295名长沙临大学生离校投身抗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在战火中被迫南迁。三校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称，将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通知全国各地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校友迅速向长沙集中。数月之后的1937年12月14日，长沙城内各大报纸铺天盖报道，民国首都南京已于前一日失陷。
愤怒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1067人，迅速在韭菜园临大校本部沉痛集会，学生们青衫泪湿，痛感国破家亡，集体致电蒋介石，拥护抗战到底，请求学校立即执行战时教育，热血学生纷纷报名上前线，欲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拼死一战。
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国立长沙临大学生投笔从戎第一波热潮。
临大常委会迅速成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在此期间，至少有295名学生，断然作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离校决定。
地下党员熊向晖、许焕国等人即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熊向晖成为胡宗南机要秘书，也成为中共地下党“后龙潭三杰”之首。也有部分学生未经登记，即回到已遭沦陷的敌后老家，组织游击队，进行艰苦抗战。
当然，不少进步学生想方设法与徐特立、邹韬奋等联系，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或直接投身八路军队伍，目的就是要与日寇面对面作战。在冀中开展地雷战的熊大缜等13人，即是在长沙临大经学校登记保留学籍前往八路军抗战前线的临大学生。
1938年1月，熊大缜等13名从湖南出发的长沙临大学生和校友，到达山西临汾后，分头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冀中地区八路军某部。这13人包括此前在国立长沙临大就读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熊大正（熊大缜）、清华大学研究生汪怀常（汪德熙）、清华地学系学生李广信（李琳）、清华大学青年教师胡大佛、清华大学勤杂工门本中（阎裕昌）等，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投身八路军，有声有色地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雷战。
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回忆录中回忆这群长沙临时大学清华学生的贡献时说，“我们在铁路工人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了爆破队，有一次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了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以后又生产了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门打敌人的堡垒”，“美国的观察组见了以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晋察冀轰轰烈烈开展的地雷战，影响广泛。不少兄弟部队听闻纷纷请求技术支持。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会见其时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不但大大表扬他工作的出色，更要求他扩大技术研究社，多争取科技人员，前往抗日根据地工作。
B 战火一天天烧近湖南，连课桌都仿佛在燃烧，引发临大学生“迁滇论争”
抗战初，因淞沪会战撤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战火一天天烧近湖南，长沙连遭日机轰炸，课桌仿佛燃烧。为保存国家文化元气，最高当局在1937年12月令国立长沙临大在第一学期结束后迁昆明。
1938年1月5日，梅贻琦先生郑重向临大师生报告，政府希全校师生保持镇静，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复兴做准备。1月10日长沙《观察日报》称：长沙临大在布告牌上写着：“本校为保存文化决迁昆明开学，诸生如有愿离校参加各种国防工作者，本校当尽力介绍。愿随同前往者，每人津贴路费20元，此后课程设备等方面，当力求充实，以副有志向学诸生之厚望。”
梅校长讲话和临大贴出布告，引起学生骚动，并引发学生“迁滇论争”。半数学生签名声称“反对文化逃避”，不想当“叛徒”和“懦夫”。学生发起反对搬迁或缓迁签名活动。
北大校长蒋梦麟最后请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将军从武汉赶到长沙临大演讲。陈诚苦口婆心告诉临大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目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化炮灰，将来国家形势必定更加严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国奋起，建国更需人才，中国最好大学的学生，要完成的是后者。
截止到1938年2月10日，临大千余学生中，共计820名学生填写表格，愿去云南，600余名学生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往其他学校。
从湖南长沙转往云南昆明，临大主要分两路人马。一路走海路，由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渡海到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到昆明，每人发20元钱，年龄大、体力差的师生走这条路，女学生也一律走这条路；另一路走陆路，经体检身体合格，体力较好师生，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去。另有坐汽车从广西到云南者。
步行的这支队伍，全名湘滇黔旅行团，当时不少师生建议改为步行团，但学校认为旅行团较符合实情。
政府指派50岁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教导员则由南开黄钰生担任。
旅行团所有团员，每人备长沙名产大型油纸伞一把，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制服，扎绑腿，外罩黑色棉大衣，亦有自备竹制手杖者。一杖在握，可助脚力，又可驱蛇打恶狗。
C 300 名师生步行3500里，这支湘滇黔旅行团一路风尘走向阳光灿烂的西南联大
旅行团计划于1938年2月19日出发，因天气状况，实际2月20日才成行。 步行3500里，到达昆明已是4月28日。其中在湖南沅陵留宿十数日。留宿原因是因湘西一带有“绿林豪杰”出没，土匪对枪支特别感兴趣，旅行团成员，既穿草绿色制服，背后各背大雨伞一把，远看很似军人身背长枪过境，万一发生错觉，土匪公然现身拦阻，后果不堪设想，故校方主张慎重穿越湘西，此时沈从文先生正住在沅陵哥哥沈岳霖新家“芸庐”，他特别把闻一多、浦江清、李继侗、黄钰生、许维遹等请到芸庐休息。下雪天沈从文更请闻一多等吃狗肉，闻一多毯子裹脚，边吃边高兴得大叫：好吃、好吃。
后旅行团努力交涉到大批卡车，成员乘坐卡车，冲越湘西，平安到达晃县，真正开始连日长途跋涉。
队伍中闻一多先生留大把胡子特别醒目，他年纪虽大，但健步如飞，一路行走，常有陌生乡人亲切称呼他为大胡子，闻一多但笑不语。
北大曾昭抡教授，是曾国藩的侄曾孙（曾昭抡为曾国潢之后），旅途中，中规中矩，完全沿公路行走，绝不抄近路，即使盘山公路，也如此行走，被人们认为“颇具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遗风”。
每天清晨，即有清华大学学生傅幼侠及杨荣春轮流吹起床号，师生们立马起床，精神抖擞地踏上行程。
一路行走之中，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学生们边走边进行地质考察，一些学生则调查沿路民风民俗，搜集民歌。
11级学生查良铮（即诗人穆旦），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堂兄，行前先在长沙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完全撕光，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
远征队在行进中一直打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旗号，经68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4月28日步行队到达阳光明媚的云南，在最后旅程，“湘黔滇旅行团”接到学校最新消息，长沙临大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将抵达昆明前一天，南开黄钰生教授夫人特由昆明赶来迎接丈夫，夫妻恩爱令人称羡。
进入昆明时，四位与西南联大有关的小女孩为旅行团师生献花，献花女孩中有个细妹子叫赵新那，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旅行团有位福建籍学生黄培云是小组长。后黄培云到美国留学，又遇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后黄培云与赵新那喜结连理，两人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黄培云后在长沙成为中科院院士，中南大学副校长，前几年刚逝世。赵新那现在仍住岳麓山下。国立长沙临大故事始终没有结束，爱是不能忘记的。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