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廷俊
《大公报》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今已整整走过121年的风华。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合力挽救了当时已然停刊的《大公报》，并将其办成全国一流刊物，于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 历经四个阶段、贯穿动荡近现代史的《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手中经历了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也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范长江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因发表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声名鹊起，是范长江作为记者的高光时刻。正是当时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慧眼识珠，发掘了这个人才，在他成为奋发有为的名记者的过程中，胡先生亦给予了鼎力扶持和帮助。
新记《大公报》续刊起因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最初由英敛之主办，1916年9月转给王郅隆。王曾聘请胡政之担任该报经理兼总编辑。直皖战争后，胡政之于1920年8月主动请辞，与此同时，王郅隆也因被列为“战犯”遭通缉而逃亡日本，从此不再过问该报业务，转由其子王景杭经营。王景杭经营不善，又恰逢1925年冬冯玉祥与奉系李景林武力争夺天津而影响报纸出版发行，最终导致《大公报》在11月停刊。
吴鼎昌、张季鸾与胡政之是昔日留学老友，早在1924年，吴就曾找到另外二人提议办新闻机构，提出办一张日报、一份周刊，并办一家通讯社。但因张季鸾所在的《中华新报》倒闭，其人亦北上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此议暂时搁置。同是这一年，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信社与《国闻周报》陷入困境，胡寻求吴鼎昌帮助，吴慷慨解囊，每月出资300—400元补贴《国闻周报》，并使用“前溪”的笔名在此刊不定期发表经济方面的评论文章，逐渐有了“经济专家”的名气。但《国闻周报》发行量每周不过几千份，影响力实在有限。
1925年11月底，《大公报》停刊。这一年，胡政之邀请张季鸾主持《国闻周报》，张没有答应。1926年，因中原战事吃紧，张季鸾失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蛰居天津。
关于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再次合议办报的起因，有两种说法。
一说出自方汉奇等所著《〈大公报〉百年史》，称蛰居天津的张季鸾与经营《国闻周报》的胡政之二人每日出入必经《大公报》馆，看到报馆大门紧闭的萧条景象，两人感慨万千，有意重办这家报纸，但又缺乏资金，于是想到了也在天津的吴鼎昌。此时的吴除任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外，无事可做。三人一拍即合。
另一说出自汪松年先生的《〈大公报〉史话》，称失业的张季鸾闲来无事，约同胡政之一起去拜访吴鼎昌。三人在天津街头闲游，在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处看见了《大公报》馆的牌子及其紧闭的大门。吴鼎昌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曾经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的胡政之则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虽然这段对话中并没有在场者张季鸾的态度，但作为正处在失业中的曾经的报人，张的态度显而易见。
徐铸成先生曾用“英雄所见略同”描述三人对此事的态度。他们一致决定出资买下《大公报》的资产和招牌，办一份像样的报纸。
“四不”方针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购入《大公报》。
三人约法三章：一是报馆经济完全独立，不接受任何方面的资助。吴出资五万元，除了支付购买费用一万元外，开办费一万元用于订购纸张和设备，其余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二是三人三年内不得兼任有薪酬的职务，吴有资产故不在报馆支薪，胡和张每人每月领薪水三百元。三是胡和张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四是吴任社长，但一切事务由胡、张主持，吴不干涉。胡名义上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则担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五是三人组成社评委员会，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写社评。当三人意见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三人意见各不相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在复刊号“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了新记《大公报》办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不私，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则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四不”方针为新记《大公报》的言论独立确立了方向，吴、张、胡三人凭借“四不”方针的办报主张和“文人论政”的风格，令新记《大公报》饮誉报坛。傅国涌先生曾评价说，“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大公报》“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将中国报业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新记《大公报》与胡政之
新记《大公报》在吴、胡、张三人带领下发展十分迅速。从续刊之初销售不足二千份，每月亏损三四千元，至次年4月销售已经增至五千八百多份，亏损逐月减少，5月收支平衡，年底销量达到一万二千份。至1929年，销量更是增至二万多份。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一万期，发行量已经激增至五万多份。这一天也正是吴鼎昌四十八岁生日，在国民饭店纪念《大公报》发刊一万期的聚餐会上，吴激动地朗诵自己写的一首七绝：“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著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纸题签满十千。”
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使一个歇业已久、营业不振、规模甚小、籍籍无名的新闻机构，跻身于全国报业之林，销行之广、影响之大，实为空前。三人还于全面抗战前开创上海馆，抗战爆发后又创汉口版及香港版，后来继续创重庆版及桂林版，在全国报业中转徙之勤、开辟之多，可谓独见。
《大公报》事业日渐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政之的一手操持。《大公报》三巨头中，社长吴鼎昌负责确定大政方针、购储外币、结汇、购买进口的白报纸等；总编张季鸾负责编辑要闻版，兼顾国际版，并撰写“社评”；而其余的经营业务（包括广告、发行、会计等）、人事行政（包括考察记者、编辑、各地通讯员的工作，内部更替，外部派遣等）、工厂事务则全由胡政之一人负责，写作“社评”和采访新闻也有他一份，还要照顾《国闻周报》社。
胡政之两次入主《大公报》，先后在这个报纸工作二十七年，是与该报渊源最深、对该报贡献最大的一人。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胡政之第一次入主《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第二次入主《大公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地方。方汉奇评价说：“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
新记《大公报》时期（1926—1949年），正是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举国上下浴血奋战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时期。在全面抗战前夕，胡政之就有把《大公报》面向全国发行的设想。但是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大公报》馆也遭遇国难，辗转播迁。胡政之说：“抗战期中虽然发展有沪、汉、港、桂各版，但随失土扩大而迫得放弃，报的销行范围也日见紧缩。”。尽管历经艰难变换，报馆却还能保持相当大的规模，胡政之的管理和规划才能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创业时，胡政之与同人同甘共苦，1948年港版复刊时，他又冲锋在前，精神不减当年。根据《大公报》的福利规程，年满五十五就可退休在家享受津贴。可胡政之深知香港报界情况特殊，在那里复刊难度超乎寻常，所以不顾六十高龄，亲率同人再次赴港。那时港馆的人力、设备都与其他馆相去甚远，他就在局促的编辑部内与同人一样誊写，一样熬夜；与同人同住宿舍，起居饮食都无特殊照顾，来回报馆与宿舍都坐公共汽车。一次李侠文看见他因人多找不到空位，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车摇晃，但却悠然自得：“于右任先生称美季鸾先生‘不自顾其穷，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念念在国家，念念在职务’，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政之先生。”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的岁月中，胡政之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了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工作，使得自身的事业和这个报纸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1948年3月港版复刊，《大公报》也就此迎来了它的巅峰，沪、津、渝、港四处同时出版，销数合计每天二十万份，超过《申报》（十五万份）、《新闻报》（十八万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内销量最高的报纸。
今日荐读
《大公报》全史（1902—1949）
吴廷俊 著
史立丽 关春巧 编辑
2023年5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作者简介
吴廷俊，1945年生，湖北天门人。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主要研究新闻传播史、新闻教育。其研究成果《新记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1997年获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1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2012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原标题：《他是民国报业巨子，把全身心交给了《大公报》，成就了《大公报》也成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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