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为大家继续讲述中国特工档案第5期——女特工关露的传奇故事。
八零后以上的朋友一定听过一首流行老歌：“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这首从三十年代就风靡全国，唱到世界上每一个华人家中的流行歌，就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关露所作。
但关露被后人所熟知的，是她的另外一个身份——女汉奸。
背着女汉奸的黑锅，关露度过艰难的一生，她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对谁也不能说明真相。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接受秘密任务时，就许下的承诺。
那是1939年的冬天，在香港九龙的一家饭店，33岁关露接受了组织给她安排的第一个任务——亲近汉奸李士群，伺机策反。
“以后也许会有人痛骂你为‘汉奸’，不过，你决不能辩解！一旦辩解，就糟了！”
组织安排完任务后，对关露提出了这个保密要求。
关露坚定回答：“好，我不辩护。”
关露当然知道“汉奸”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作为一位有着6年党龄的老党员，她别无选择。
关露原名叫胡寿楣，父亲是满清的举人，在太原做官，重男轻女，固执认同女子读书无用论。
“我最讨厌念书的女人。念了书的女人是不认识丈夫的！”
不幸的是，关露的母亲正是个念过书的女人，上过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关露的童年就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
就像所有的夫妻吵架一样，难免总会牵连到无辜的孩子。
有一年的春天，冰雪还未融化，狂烈的风吹卷屋顶冒出的白烟，刚从幼稚园回到家里的关露，正遇上父母激烈的争吵。
她不敢说话，也不敢靠近，呆呆站在院子中。
“哗!”的一声，一个紫色的盖碗落到地下。跟着花瓶，闹钟，景泰蓝的槟榔盒子，桌子上的绿瓷缸……都被父亲一样样的摔到地下。
绿瓷缸装着昨天早上才买回来的四条金鱼，在一阵极猛烈的爆炸声中，地板上淌满了水和碎瓷片子，金鱼在碎瓷片上跳起来。
吓傻了的关露身上好像触了电，内心想着金鱼总不该老在地板上，于是神使鬼差般便伸手去抓一条跳得最快的金鱼。
就在这时候，父亲从靠椅上站起来，一声怒吼：“滚开!”
接着“啪”的一声扇到了关露的脸上来。年幼的关露有一种悲哀的愤怒，但是不敢说话，她想父亲也许是因为恨那金鱼，所以才打的她。
母亲却被彻底激怒了，眼泪流到她向来示威般的微笑嘴角上。
吵到最后，急赤白脸的父亲总少不了吼出那句话—— “别忘了，你是我买的，四千两！”
而母亲，此时总是松弛地倚坐在方桌另一头的椅子上，面色淡漠冷静，像在看对面的男人演戏。
父母的频繁争吵，让关露变得沉默又内向。
直到8岁那年，家里的争吵戛然而止，父亲病逝了。
养活两个女儿的重任全落在了母亲肩上。幸好母亲读过书，她找了一份教学的工作养家。母亲不但古文和刺绣习得好，一笔蝇头小楷更是娟秀。
为了改掉女儿们的小姐做派，曾经温柔少言的母亲狠下了心，她用裁衣服的尺子狠狠打关露的手板，罚她们在屋门外长跪。
女孩们的膝盖肿了僵了，刚开始像被无数根火针往骨头里钉似的，到想动的时候却怎么都动不了。
最久的那次，整整跪了两个钟头，跪到门外已是静谧的黑夜，母亲还是没有消气，发红的脸吊得老长，指关节被按得轧轧直响，眼神依旧透着火气。
桌上油灯的火苗明明安静得很，但映在她眼里的那簇却在微微颤动。
“你还要享福吗？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真愿意你们那样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会做他才能把你们随便嫁给一个男人，明白了吗？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现在我预先让你们有一点感觉！”
母亲的眼角溢出两行清泪，眼中颤动的火光瞬间静止了。
母亲悲凉的控诉被牢牢钉在了关露的心里，她不想像母亲一样做一个下跪的女人。
“知识”两个字几乎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闯进了关露的生活。
为了求学，关露除了要在母亲安排的学校上课，还要去一位课外教师家念书。
那位先生的家紧靠着太原荒郊的古城墙。关露永远都忘不了那天的场景，一日课后她与几个同学一起爬到城垛上玩耍。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照着郊外的土地——一片空旷辽远、触目惊心的苍黄。
紧靠着城墙根的黄土地上有一排人力挖成的坑壕，旁边的泥土上混着很多殷红的斑块。
“你看见过枪毙吗？这就是被枪毙的死人的血。”旁边一个大点的女孩冲边上的同学们说。
听完这话，那些连在一起的绛色斑迹，就像变成了从墙下的黄土里涌出的巨大人影，一齐朝她奔来，诡异又恐怖。
也许，在她登上城墙的那一刻，墙外的世界就已经迫不及待向她袭来了。
母亲的教育对关露的成长影响至深，但15岁那年，母亲也病逝了。
二姨母把关露和妹妹一起带去南京照料。姨母和母亲完全不同，她常年守寡，嗜酒，愤怒，猜疑和嫉妒。
她将自己的不幸统统归结为没有嫁一个好人家，还没等关露两姐妹成年，就开始张罗着给这两位外甥女四处找婆家，寻来的对象甚至不乏银行行长这样的角色。
关露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育，她和妹妹决定逃走。
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关露得以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沿阵地，在这里，关露被彻底点燃了。
她会半夜拉着妹妹到大街上“埋地雷”，就是白天把墨汁瓶预先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晚上只要带上一支毛笔，迅速地在附近墙上写上“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
没有运动的日子，她就孜孜不倦地写作，诗歌，小说，还有那首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的主题曲，一夜之间响彻了大江南北——“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关露作词的《春天里》
因为出色的文学才能，她很快在沪上文化圈站稳脚步。
关露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有了知识，关露终于可以站着生活，但这还不够，她还想要自由地奔跑。
早在1932年，关露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上海沦陷后，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们大都离开，有的到大后方去，有的流亡香港，有的则想法子奔向陕北延安。
关露也想离开，但组织要求她留下。
直到1939年，关露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按照电报指示，关露来到香港九龙。在香港饭店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上级——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客。
一个个子略高，另一个个子稍矮，皮肤白皙，带着眼镜。这两名男子，就是中共地下组织重要领导人：廖承志、潘汉年。
他们交给关露的第一个任务是：接近在汪精卫政府和特务机关担任要职的李士群，获取情报，伺机策反。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特科下属“打狗队”队长，手里握有大量情报，曾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怀孕的妻子无家可归，关露的妹妹收留过他的妻儿。两家人因此结下了不错的交情。
李士群并非是硬骨头，没有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叛变了。
他的府邸搬到极司菲尔路76号，那里过去是国民党上将的公馆，现在是一个拥有三千武装的特务机关——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
关露不解，李士群是妹妹秀枫的故交，与自己并没有多深的渊源，情报工作最忌生人，为什么不找跟他有交情的妹妹呢？
廖承志解释说，秀枫本是最佳人选，但她身在宜昌后方，怀有身孕，手上的情报工作也迫在眉睫，实在难以脱身，组织才拐了一道弯，想到了关露。
潘汉年又对关露说：“你在李士群家里，千万要注意，只能用眼睛和耳朵，不要用嘴。今后有人会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关露几乎没有思索，郑重地回答：“我不辩护。”
关露脱下蓝布宽衣，换上凸显腰身的紧身旗袍，头发挽成卷花，镜子里那种扑满粉的脸像戴着厚厚的假面。
这不是她，却又必须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