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日军翻译官有几种,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有懂得汉语的日本人,这不奇怪,还有大批既懂日语,又懂得中文的朝鲜人,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因为朝鲜历史上一直使用汉字,自从日本吞并了朝鲜以后,日本就开始在整个半岛推行日语教育,因此,懂得日语和汉语的朝鲜人翻译官,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课上一景
担任日军翻译官的中国人,语言水平最厉害的肯定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比如,李宗仁就提到过一个有助于抗战的翻译官——来自大连的何益之,不过现在大家都叫他夏文运。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属于高级翻译官,在日军华南各机关总部任职,曾接触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日军头目,关系非常亲密。
后来他被李宗仁策反了,成为了中国获取日军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李宗仁曾经说过,日军每一个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都不如第5战区所得可靠,军令部屡次嘉奖第5战区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夏文运
但是因为化名何益之的夏文运,从伪满洲国起就为日军服务,而且在汉奸政府级别太高,“汉奸”身份难以摆脱。因此,在战争结束以后,还是李宗仁出面才得以释放。
但是,懂中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数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每村一个”的水平,所以我们再来说说传统的“鬼子翻译官”,就是那种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在华北大平原上跟着日军扫荡征粮的翻译官。
举个例子,1941年2月,驻扎在河北献县的日军部队是“山田大队”,即“献县驻屯队山田部队”。这个大队有4个中队,但是编制都很小,总共只有500多人。
从1941年3月开始,山田大队及其下辖的中队和小队都成立了特务队,专门负责打探情报。光是在献县县城,山田大队就有80多人的特务队,其他各个中队也都有自己的特务队。
一旦得到情报,密探会就近报告,随后当地日伪军就会出动,骑着自行车快速抵达。然后就是抓、拷问、索要情报,以进行下一次对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到了1941年夏天,日军特务队规模越来越大,设置了5个科室,2个独立小队,4个作业班,还有大队长,副官,小队长,班长,科长,科员等等。
但是如果汉奸不懂日语,就是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办法报告给日军。
日军为此采用了两个办法,得到了大量的低级别翻译官。
第一步是让所辖各个乡镇,每一个乡挑选两三个人出来当汉奸,不当也得当,而且还要打上“连环保”,防止跑掉。一旦逃跑,就连保人以及本人家属也要被杀掉。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被集中起来上培训班,让“种子翻译官”教他们学习日语和一些情报知识。然后再将这些学员打乱,分配到日军的各个小队当中去,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继续学习日语。
因为害怕挨打,这些汉奸翻译官学习日语的速度确实提高了很多。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所谓的“种子翻译官”。日军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些老师呢?除了懂汉语的日本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