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
文 / 桑原骘藏
译 / 吴天墀
晋室南渡为中国社会之一大变迁，影响于各方者，至为重大。其在中国历史上，决不当轻轻看过。自晋室南渡以来三百年间，谓之六朝时代，一般史家虽常常不加重视，然无论由中国文化史或民族史上观之，皆含有重大之意义也。
古代中国，汉族之根据地，限于北方，故中国文化中枢，与南方毫无关系。南北之分，虽无一定，然大体言之，则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主，今之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是也；南方则为长江流域，且特以江南之地位为主。以今地而言，实为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诸省。至湖北、安徽、江苏三省之地，其大部分虽在江北，亦当属于南方范围。惟此三省北部，尤其是淮北，较带地方色彩，亦未可否认也。
赵黻《长江万里图》（局部）
纸本水墨，南宋，45.1 x 992.5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德国李希霍芬氏（Richthofen）关于古代汉族之发展，曾下如次之见解：[1]
一、汉族远自尧舜时代以前，迁于中国本部。其原住地虽不明白，然由中国古典籍记事推之，彼等曾居住甘肃西部之所谓河西地方，则不容怀疑。
二、由此河西地方沿昆仑山脉北麓，经今兰州府、巩昌府，出于渭水上游，次第东进，至今西安府属之平原，彼等于此从事自中亚携来之农耕事业。
三、占领渭水流域之后，汉族尽力避免山地，选择便于灌溉之平地，特别的向适于农耕之区发展。其结果，自然采取如下之二种方向：
1. 彼等一面越黄河，由汾水下游以向山西。
2. 一面彼等沿黄河正流，出河南府附近之平原；自此以后，更向三方面发展：其一经怀庆府，沿黄河与太行山之间而北进；一溯伊水，经汝州、南阳府而南进；一则东进而达山东地方，由此向北发展于黄河下游，又南向而由淮水流域，次第发展于长江下游。
汉族原住地问题，姑置不论，古代汉族以黄河流域之北方为根据地而发展，殆无容疑也。
佚名《黄河地图》
绢本设色，明，67.6 x 653.3 cm
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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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夙来与四邻异族相区别，自称为夏，暨诸夏、中夏、华夏、中华、中国等；自矜优秀，大事标榜。当时所谓之中国及中夏，亦不过今河南、山东之大部，直隶、山西之南部，与陕西之一部耳。此外之国家及人民当为戎狄蛮夷，加以摈斥与轻侮。当时立国南方之荆楚、句吴、於越诸王，自认为蛮夷而力图输入北方之文化。
自春秋末年以迄战国，中国学术勃兴，然其重要学者，殆皆生于北方。姑就孔门诸弟子观之，自然以鲁人为最多，而卫、齐、宋等国人次之，皆北方也；吴楚之产，仅仅数人耳。《史记》虽记子游为吴人但颇有可疑。[2]公孙龙、任不齐、秦商三人，有以为楚人者，惟皆后世之说，更不足信。除此诸人而外，济济孔子诸弟子中，南方殆再无一人矣。又有学者称儒家之学为齐鲁之学，代表北方思想，呼道家之学为荆楚之学，代表南方思想，以为春秋战国之交，南北两方文化已达相互颉颃之状况者；然无睹于老聃、庄周、列御寇等道家主要人物皆生于河南，岂非粗笨之论哉。[3]
佚名《伏生授经图》
纸本水墨，明，24.8 x 51.8 cm
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秦始皇并吞六国，着手南方经营以来，不特领有吴越故土，即辽远之南粤，亦列于秦之版图，汉族南下者日多，对于南方风气开发，虽影响不小，然通秦汉两代观之，北方固仍为文化之中枢也。
西汉时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语；[4]东汉亦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之谚。[5]此所谓山东、山西，乃以华山而定，关东、关西则以函谷关而定，其意义大略相同。[6]要之两汉时代之文武名人，仍属北方所产也。
唐寅《华山图》
纸本浅设色，明，116.4 x 41.4 cm
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汉高祖起于沛，故汉初卿相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等，多是以沛为中心之徐、兖二州人物。南阳为光武帝故乡，以是东汉大臣，多出身于此，若邓禹、李通、岑彭、吴汉、贾复等是也。沛与南阳，地位虽异，然皆属北方之范围。
两汉时代于北塞南徼建立丰功伟绩者，亦多为北方人物：张骞、李广、苏武、赵充国、甘延寿、傅介子、段会宗、马援、班超、班勇、梁慬等人，皆所谓关西之产也。
（传）李迪《苏武牧羊图》
绢本设色，南宋，24.4 x 21.5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西汉学问，最推儒学，然其学者中，南人殊难一睹。就经学传统言之：《易》分六家，《施氏易》之施雠（沛），《孟氏易》之孟喜（东海），《梁丘易》之梁丘贺（琅琊），《京氏易》之京房（东郡），《费氏易》之费直（东莱），《高氏易》之高相（沛），皆属北人。于《书》则有欧阳氏学之欧阳高（千乘），大夏侯氏学之夏侯胜（鲁），小夏侯氏学之夏侯建（鲁），《古文尚书》之孔安国（鲁）；于《诗》则有《鲁诗》之申公（鲁），《齐诗》之辕固生（齐），《韩诗》之韩婴（燕），《毛诗》之毛苌（赵）等。与经学有大关系之学者，都为北人，尤以齐鲁为多。
孟子骂楚人为南蛮鴃舌之人。[7]秦汉以来，南土风化虽日益开发，谓楚人仍被有沐猴而冠的酷评。[8]三国西晋时代，北人指斥南人，谓之貉奴貉子；[9]而江南则一般视为卑薄之域。[10]秦汉魏晋五百年间，南方出有范增、韩信、英布，皆江淮间人；汉代始为西域都护之郑吉，《论衡》作者之王充，皆生于会稽。东汉之末。大臣有胡广、周景，名士有徐穉、臧洪，词赋有陈琳，经学有包咸，无一非南人之精华也。降至三国时代，于吴有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兄弟，有陆逊、陆抗、陆机、陆云父祖子孙，有周瑜、鲁肃之才，有韦昭、虞翻之学，顿呈济济多士之观。然由大体上观察之，当时南北之间，文野悬隔，犹为确切不可移易之铁案。即从西晋陈頵“豫州人士，常半天下”语观之，以豫州为中心之北方，当时仍为文化渊薮，固最易瞭悟者也。[11]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吴主孙权》
绢本设色，唐，51.3 × 531 cm
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晋室南渡，为使南北文野区划大生变动之原因。杀伐野蛮之塞外民族，占领古来汉族根据地之北方，此三百年间，大振其优胜者之威权，汉族天子及其多数高官贵族，移居南方；此种重大事变，自始即可期待对于中国文化中枢有大变动也。
塞外民族志移住及归化而来北方者，亘两汉、三国、西晋时代，决非少数。西晋时，以住归化之大群，一时达十万以上。西北方面之州郡，其居民有戎狄汉人参半之势。郭钦于西晋太康元年，江统于元康九年，先后上《徙戎论》于朝，大声疾呼，视处置内地杂居胡人为急务者，意盖在此。
惟至此时，塞外民族乃以实力占领北方而统治汉族，非复以被治者之地位杂居内地矣。晋室之南渡，多数汉族自然仍住北方：北方主权虽移于匈奴、羯、鲜卑、氐、羌之手，然汉族人才仍得登庸于诸侯。惟彼等已为劣败者及统治者耳。衣冠华族以处世得免胡人陵侮为幸。[12]彼等多数不得甘受称为汉狗或一钱汉之侮辱；[13]汉狗者以汉人职与狗同，一钱汉则有汉人只值一文钱之意味。于斯异族大臣大将之下，塞外风气，日日浸蔓北方，固极自然之势也。
佚名《六马图》（局部）
纸本设色，宋，46.2 x 168.3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反之，其时南方，始终拥戴汉族天子。汉族士，民随晋室迁者，为数不少。亦有被迫于兵力，而非本意欲移者。江淮以南地方，到处建置侨郡县，以安插新来之北人。中国之名族甲姓，尤以王谢二氏为著，大多避乱，移徙江南，是即当时所谓之侨姓。侨姓侨民虽因当初思慕故土，拒列南土版籍，然五十年之岁月亦逐渐将彼等南化。东晋中世，桓温着手于中原恢复，欲使由永嘉之乱而南渡者，全返北土。彼等依恋较为安乐之南方，惮于重归丧乱之北土矣。[14]不久有所谓庚戌之制的公布，侨寓南土者，完全登录所在版籍，而服国家之课役。此中国之世族（即当时声望与智识最为卓越之汉族），大多迁徙江南，而永住其地，以传播汉族固有文化，其对于南方开发，贡献之巨，不待言矣。
南北朝对立之际，南朝指北朝为索虏，北朝斥南朝为岛夷，互肆诽诋而争正闰。置正闰问题不论，而公平批判之，则北朝地居中原，人皆左衽夷类；南朝地属于岛夷，而人则衣冠华族也。北齐颜之推比较南北而评之曰：“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15]此虽仅就言语音韵而言，亦能推而用之于一般。当时北土民间，多数犹为汉族，其风尚自较吴越之民为优；然南朝卿相，多属汉族甲姓，其应对自然亦远优于多为塞外民族出身之北朝高官也。
永嘉之乱之后北方氏族的流向
《中华遗产》2016年08期
晋南渡起，以迄隋室统一，约三百年间，南北二方相峙立，关于文艺、学术、风尚及其他种种，皆有显著之差别。
以《颜氏家训》《南史》《北史》等为材料，而比较当时南北风尚，则有如下之不同：南方饮茗食鱼，北方饮酪茹肉；南人崇尚老庄，耽嗜室内之清谈，而北人则好驰驱郊野，以狩以猎；南人奢侈懦弱，而北人则质素刚健；南朝之官皆乘舆，偶有乘马者，则受世间指弹，而北朝则皆骑马；北方儒生，皆晓兵射，南方则不流行；北人女务织纴，男事农耕，一般有勤俭之风，而南人则甚厌之，尤以贵族之恶劳贪逸为然；不关心生计之南人，多不善于筹算，而北人颇长数学，适与相反；南北两方，承魏晋之后，重视门阀之风，南朝尤达极端，故谱学流行，南朝于士庶之区别，官途之制限，更为严重，惟在异族势力下之北朝，其弊略少。要而言之，于此以塞外杀伐之风著，而南则以汉族文弱之风为显目也。吾人攻究中国南北问题，此为不当轻轻看过之一大现象。
（传）胡瓌《番骑图》
绢本设色，辽，26.2 x 143.3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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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则一观当时之经学界：北人重训诂，南人重义理；北人承两汉之旧学，南人袭魏晋之新学；北朝《易》采郑玄注，南朝则采王弼注，于《书》北朝用郑玄注，南朝则用孔安国注；于《左传》北朝循服虔注，南朝则循杜预注。唐人就两方学风之异点儿评之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6]姑不论此评当否，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孔颖达等受命撰《五经正义》时，唐承北朝之后，然不以此自拘，大体采用南朝经说，而排斥北方之经学。
南北书法，亦有差异，南朝书风，一体婉丽清雅，而北朝大概瘦硬古朴；虽各具特色，然北朝究无足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相匹之大家。颜之推谓北人书迹鄙陋，造字猥拙；此评苟有失于苛刻，则与醉心模仿二王书迹之南人比之，亦非完全远不相及。唐宋学者论书法者，皆厚南而薄北，亦未必非佞于本身嗜好之结果。李唐之世，太宗尊崇王羲之以来，书法北派遂为南派所压倒矣。[17]
王羲之《雨后贴》
纸本墨书，晋，25.7 x 14.9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就文词言，南北好尚亦有不同。南人尚文华而北人重质实；虽各有得失，然自齐周以来，南朝轻绮之文体，渐流北方，而行于隋唐之际。于一此点，北人不得不较南人进一筹也。[18]
论音乐，则南多吴楚之声，北多胡虏之音；两者固同乏雅正，惟南乐实优于北乐。西晋末，洛阳、长安陷落时，伶官乐器入于匈奴，中国固有雅乐虽一时失亡，然由于江东新朝不断努力，溃工逸乐，得渐次采拾；尤其是淝水一战胜后，获得西晋、汉、赵、燕、前秦等传来之乐工，庙堂雅乐，遂以大备。[19]隋文帝平陈后，闻南朝乐而叹曰：“华夏正声也。”盖即此故。隋唐音乐，大体上系合并南北，然其雅乐，毕竟袭之南朝，故音乐方面，南方固胜于北。[20]
（传）周文矩《合乐图》（局部）
绢本设色，五代十国，41.9 x 184.2 cm
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永嘉以来三百年间，中原与江南划地为界，各有其相对抗之文化；然南方学术文艺，终得胜利。南方文化胜利之事，确为一破天荒之事变也。
观察南北二方文化发达之迹，显然可分为三大时期；魏晋以前，为北方文化独盛时期；明清以后，为南方文化独盛时期。试以《后汉书》儒林、文苑二传中之有专传者六十四人（以此为材料，欠充分及适当亦未可知）依今日地理，调查东汉此百年间人才之分布情形，得结果如左：
产于北五省之人材，为南五省人材之七倍以上，明证当时北方文化压倒南方。
翻阅《皇明通纪》第十三卷，以其中会元（京师会试的首名）三及第（殿试之最优者，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之总为考据，自明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此二百四十五年间，就其会元即三及第者之总数共二百四十四人——此统计或不甚正确——观察当时人才分布状况，则与东汉全异其趣矣。
据此，南方人才已七倍于北方以上，北方已明白非南方之敌矣。
周文矩《文苑图》
绢本设色，五代十国，37.4 x 58.5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汉司马迁云：“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21]此为魏晋以前之事实，惟明以后则否。清高宗反而谓：“江浙为人文渊薮。”[22]此在明清为不能否认之事实，然亦不能适用于魏晋以上。要而言之，就中国近代学术而论，则北远逊于南；若就古代学术而言，南亦远逊于北。是实确当不移之定论也。[23]
中国历史，由另一面观察，可谓为汉族文化南进的历史：魏晋以前，中国文化中枢在北方，明清时代在南方，其间判然划为鸿沟。魏晋以后一千年间，正是中国文化中枢移动的过渡时代；开此过渡之门户者，为晋室之南渡。故晋室南渡之最大意义即在于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