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道
金牛道
金牛道又名石牛道，是古代关中、汉中通往巴蜀的道路之一。
据《战国策》记载，金牛蜀道开凿于公元前316年。当时，巴蜀大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得陇望蜀的秦国对天府之国虽唾涎已久，但却苦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后来，秦惠文王便纳司马错之计，以馈送金牛美女为名诱使蜀王开凿蜀道。贪财重色的蜀王就派了五丁力士开山拓道。所以后人就将此道称为“金牛道”，也有人把它叫作“石牛道”。随后，秦军长驱直入，葭萌一战，蜀国也就随之灭亡。
秦灭蜀
非常有趣的是，在金牛道的北端汉中境内，有五丁力士迎取金牛和美女的五丁关；而在金牛道的南端七曲山下，也有山崩压五丁的五丁祠。因而就有了“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悲壮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唱。
金牛道的拓通，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在《史记 范雎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所以，五丁开山这一项颇具传奇色彩的古蜀道拓展工程，于蜀国而言虽是不幸，但于华夏的统一、民族的交流却是功不可没。
从陕西汉中至成都1200公里，正是由于金牛道的开通拓展，才有了“秦川道，翠柏天，商旅兵家密如烟”的壮观景象，一队队商旅才西出秦关，南入蜀地，互通有无，传承文化，构筑起了光耀古今的商品贸易通道；才有了刀光剑影、金戈铁马，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蜿蜒曲折的金牛古蜀道，就像一部古老的历史长卷，记录了梓潼，记录了西蜀，记录了中华历史长河中的华彩乐章：这里留下了张仪、司马错大军的万千铁骑；有诸葛亮五伐中原的悲壮场景；也有唐玄宗幸蜀的滚滚车轮。
蜀道——金牛古道演变考
作者：孙启祥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刊载
金牛道又名石牛道，是古代关中、汉中通往巴蜀的道路之一，因位于蜀之北，故又称北蜀道，又因其重要性和特殊性，最能代表蜀之道，故又称蜀道。
金牛道或石牛道之名称来源于一个历史传说故事:
周显王之世，蜀王从万余人猎于褒谷，与秦惠王遇。秦王以金一筐赠蜀王，而蜀王回赠的礼物却化为泥土。秦王怒，欲伐蜀，苦于不知道，乃刻五石牛于相会处，置金尾下，言能便金，以赠蜀。蜀王遣五丁力士堑山堙谷，拖牛成道。秦相张仪、司马错等随后循道灭蜀。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托名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在《水经注 沔水》引蜀汉来敏《本蜀论》、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晋阚马因《十三州志》中都有记载。
这个故事，固不可作为信史，因为蜀王既有万余人从猎，应有大道，且据史载和出土文物印证。
早在公元前13世纪，商帝武丁与其妻妇好曾征集军队讨伐褒、蜀、巴方,战于汉中；
前750年，蜀望帝杜宇“以褒斜为前门”；
前7世纪，蜀王开明氏二世卢帝曾攻秦至雍(今陕西凤翔县南)；
前387年，秦与蜀曾争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秦蜀之间不可能没有道路。
故任乃强先生谓“足知此故事乃因李冰所作之'石犀’傅会以成”。但这个故事却可用来研究秦蜀间道路的变迁。
由于历史久远、史料简约、人事代谢,千百年来,金牛道的名称、方位、路线显得扑朔迷离,使人莫衷一是。
金牛道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无名称——石牛道——金牛道石牛道并用而又有区别——金牛道石牛道通用的过程。
1、无名时期(秦之前)和石牛道时期(两汉至南北朝)。
金牛道的名称源于“石牛便金”的故事。这个故事出现的年代目前有三说:
其一，西汉时期。扬雄系西汉末年人，如果最早记“石牛便金”、“五丁开道”的《蜀王本纪》确系其所著，则此故事即可能出现于西汉时。
其二，三国时期。据徐中舒先生考证，《蜀王本纪》系与来敏同时的蜀汉谯周所撰而托名扬雄。
其三，秦汉之际。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称：石牛便金故事“其编造当在秦楚之际”。
三说中以秦汉之际即有“石牛便金”故事所持年代最早，即使如此，则起码从秦灭蜀的公元前4世纪末叶至秦汉之际的100多年间，当时的这条蜀道并无具体名称，所以，《战国策》、《史记》等历史典籍，都记有秦大夫张仪等灭蜀之事，却未记行程及所经道路。 “石牛便金”故事出现后的600多年，亦即自两汉至南北朝，此道被称为“石牛道”,而无金牛道之名,《华阳国志》、《水经注》等都记为“石牛道”。《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的“随石牛道伐蜀焉”、“从石牛道伐蜀”,当系著者据“石牛便金”故事追记，而非“伐蜀”时即有石牛道之称。
2、石牛道、金牛道并用，而又有所区别时期(唐宋时期)。
金牛道之称始于唐。不过,“金牛”之名的出现,可追溯到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神道碑》，碑文中有“开金牛之道，通牧马之关”语，但这不是为道路命名。
“金牛道”作为道路名称始见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
《唐会要》卷86《关市》条:“宝应元年九月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后……任将器仗随身……’。”这时出现金牛路之称，缘于唐初置金牛县。
《元和郡县图志》卷22载:“武德二年，分绵谷县通谷镇置金牛县，取秦五丁力士石牛出金为名”。
开元十八年(730)，按察使韩朝宗将金牛县治所东移40里，置于白土店，地当今陕西宁强县东北45公里大安镇。此处位于关中、陇右、汉中入蜀之道口，而“此道北以金牛县为道口咽喉，故称金牛道”。
金牛县存在了200多年，至中唐宝历元年(825)入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老城)，仍置金牛驿于开元金牛县治，直至南宋。
正是由于金牛县的设置，宝应元年的公文中才有了金牛路之名。当然，这个名称也许此前就有，初唐至盛唐前期应是金牛道、金牛路酝酿孕育的阶段。
宝应元年以后，“金牛”作为道路名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如：刘禹锡(772-842)《令狐相公见示题洋州崔侍郎宅》诗:“金牛蜀路远，玉树帝城春”；
雍陶(805-?)《蜀路倦行因有所感》诗:“乱峰碎石金牛路，过客应骑铁马行”；
李商隐(813-858)《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诗:“深惭走马金牛路，骤和陈王白玉篇”；
胡曾(唐咸通时举人)《金牛驿》诗:“五丁不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
唐宋时期，是金牛道与石牛道并称的时期。故北宋欧阳《舆地广记》有“小剑山有小石门，穿山通道，长六尺余，即俗所称石牛道，亦名金牛道。秦司马错由此以伐蜀。”之记载。
但这两个称谓之间又稍有区别，区别之一就是：地理历史著作多称石牛道，而文学作品多称金牛道，或许：因学术著作注重溯源、追求准确(必定秦人所刻者为石牛而非金牛),而文学作品讲究语言铿锵优美是然。
唐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均称石牛道而不称金牛道；
宋时，尽管北宋《舆地广记》已有金牛道之称谓，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均记为石牛道。
文学作品则不同，以称金牛道为多，除前举刘禹锡、李商隐等唐人诗中称金牛道外，南宋诗人陆游亦有《金牛道中遇寒食》等诗题和“回首金牛道，加鞭负壮心”等诗句。
区别之二是此时对金牛道、石牛道的方位认定不完全相同。
3、石牛道、金牛道通称，并被称为南栈道时期(元明清乃至以后)。
唐代中期，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南越凤岭，经心红铺、三岔，翻柴关岭至武关驿(今陕西留坝县东南武关驿镇)的道路被开通。
这条道路在元代编修的《析津志》中称为连云栈。连云栈北接故道至关中，南接褒斜道抵汉中。
元明清时，自关中经连云栈至汉中的道路称为北栈道，亦名秦栈；而金牛道被称为南栈道，亦名蜀栈，金牛道、石牛道又多了南栈道和蜀栈的称谓，四个名称可以通用，基本没有区别。
近世，随着川陕公路的修通，栈道逐渐被废，南栈、蜀栈之名也逐渐湮灭，金牛道、石牛道之称则耳熟能详。
与唐宋相似的是,《辞海》、《辞源》和今人编撰的历史地理工具书大都以“石牛道”为正词条，以“金牛道”为异名条，而在日常生活、文学作品和文化宣传中，则多称“金牛”。
如四川成都市设有金牛区，
剑阁县剑门关下有前人留下的“金牛道”石碑，
梓潼县七曲山麓新建有“金牛蜀道”牌坊，
陕西宁强县五丁关下刻有“金牛峡”摩崖等。
当然也有例外，四川梓潼县就有古镇名“石牛”。
像金牛道的名称几经变化方趋于稳定一样，金牛道的方位也有一个从模糊不清到基本定型的过程。
由于金牛道名称源于史传，“传说”则很难坐实，因而金牛道的方位大抵有以下几说:
1、称褒斜道为金牛道。
史传秦王置石牛于与蜀王相会的褒谷中,于是早期即称越过褒谷之路为石牛道。而自关中入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循水越岭而出褒谷(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至汉中的谷道，古称褒斜道，因而就有了褒斜道与石牛道名称的混淆。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初李泰《括地志》均记石牛道于褒谷。
唐开元时徐坚《初学记》在援引《十三州志》关于金牛道的记载后，进一步说明:“今在褒城县界”,亦指褒斜道为金牛道。
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则开宗明义地称:“褒斜道，一名石牛道。”
北宋《舆地广记》并云褒城县有石牛山。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张仪从石牛道伐蜀”的文字中体味，似乎自关中经汉中入蜀的道路统称石牛道。
唐宋时，尽管金牛道的名称已经广泛使用，但“石牛道在褒谷”仍出现在史地典籍中。《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 新定九域志》《舆地纪胜》等均记石牛道于褒谷，而这一时期金牛道的概念却与褒谷、褒斜道无涉。这是唐宋时金牛道与石牛道并称而又具有的区别之一。
2、以勉县以西至成都全程为金牛道。
《舆地纪胜》记西县有金牛水，石牛道经金牛镇，镇西有地名曰石牛头。另前引刘禹锡、李商隐、胡曾等人的诗也为此观点的反映。这也是后世的观点。
3、以剑阁道为金牛道。
剑阁道在今四川剑阁县南大剑山、小剑山之间。
《初学记》卷8《剑南道》:“《华阳国志》曰:'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即古剑阁道也”。
《通典》卷176:“(利州)益昌，古剑阁道，秦使司马错伐蜀所由，谓之石牛道”。
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肯定“褒斜道一名石牛道”的同时，又在卷22“利州益昌县”条和卷33“剑州普安县”条有剑阁道即石牛道的记载。
其中“普安县”条载:“剑阁道……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即此也。后诸葛亮相蜀,又凿石驾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路”。
这些记载，反映了剑阁道被定性为石牛道的过程。
唐玄宗《幸蜀西至剑门》诗有“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句。
岑参《入剑门作……》诗有“不知造化初，此山谁开坼。……凛凛三伏寒，巉巉五丁迹”句。
4、以五妇冢山一带为石牛道。
此说不见于史地典籍，但文学作品和日常宣传中常见。
五妇冢山亦称五妇山、五丁冢，在今四川梓潼县北。
其名称亦源于历史传说:
秦惠王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相助拽蛇，山崩，压死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蜀王因命曰五妇冢山。
这个故事与五丁拖石牛开道的故事很相似，时间又接近，遂有人把它与石牛道联系在一起。
唐李白《蜀道难》中“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的诗句即本于此。
近年，梓潼县在七曲山南麓修复古道、建“金牛蜀道”牌坊，与这个故事也有关系。
5、以“勉县至葭萌这一段”为金牛道。
此说见于罗开玉主编《四川通史》第二册(1993年10月四川大学版)，但不知所据。
6、以古金牛驿至今陕西宁强县城为金牛道。
元代，金牛驿设置自唐址西移数里，地当今陕西宁强县大安镇西烈金坝。
明清时，此地以南有地名五丁关、金牛峡，亦传为五丁力士所开，遂以为金牛道。
上述几说中，以汉中至成都平原之间的某一段古道、栈道为金牛道本不为错，但若反过来把金牛道定性为某一段则不全面、不准确。
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有与“石牛便金”相关的历史传说。
如《元丰九域志 新定九域志》中“旱山”(位于今陕西南郑县南)条引《十道志》云:“山傍有石牛，盖秦所造，以绐蜀者。”
唐代金牛县的设置，金牛道的命名，使金牛道与褒斜道有了明确“分工”，其方位逐渐明晰。
明清时南、北栈道的划分，使金牛道的方位完全“定格”，这就是自陕西勉县西南行至四川成都的全程。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的表述是:“金牛道，今之南栈。自沔县而西南至四川剑州之大剑关口，皆谓之金牛道，即秦惠王入蜀之路也。”
顾祖禹关于金牛道的表述，只讲了自沔县至剑州，而不涉及中途行经地，这正是学问大家的严谨之处，因为金牛道的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差异是很大的。
1979、1989和1999年的三版《辞海》,198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地名经典》一书，199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工具书，都列有“石牛道”或“金牛道”词条，释文不尽相同，但关于金牛道的路线大体一致，这就是：
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经宁强县，越七盘岭入四川境，经朝天驿、广元趋剑门关至成都。
按古地名来说，所经的主要地方有：西县、金牛驿、五丁关、宁羌州、七盘关、朝天驿、利州、葭萌、剑门关、涪城、雒县,大体即现在川陕公路的路线。
《辞海》并收有金牛道称谓的来历即“石牛便金”的传说。按其释义，似乎今天的川陕公路就是古代金牛道的线路，张仪、司马错灭蜀时就是按此路线进军，事实并非如此。
金牛道的主线有过两次大的变动，它在先秦至南北朝、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代路线是不同的，主要是金牛驿至葭萌段的变化。
这里按其每条路线的代表时期，分为秦汉金牛道、唐宋金牛道、明清金牛道论述。
1、秦汉金牛道——经白水关之道。
战国、秦、汉时，金牛道的路线殊难考究。
张仪、司马错灭蜀，乃至尔后秦庶长甘茂伐陈壮、汉太中大夫张骞通南西夷、更始帝遣柱功侯李宝将兵攻蜀的具体路线，史籍未载。
但史料表明，早期蜀道是经过白水关的。白水关在今四川青川县东北白龙江右岸，白龙江古称白水，西汉于此筑城置县。
《资治通鉴》卷40载：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割据四川的成家公孙述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
这是开白水关路的早期记载。
尔后，建武六年(30)，刘秀诏隗嚣从天水伐蜀，嚣上言“白水险阻，剑阁败坏”以拖延。顺帝时，议郎李固经洛阳、汉中“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
上述史实说明,自关中，过汉中，入蜀必经白水关。
下面，我以《三国志》之《先主传》、《庞统传》的记载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为自固，遣大将杨怀、高沛把守关头(即白水关)，防御割据汉中的汉宁太守张鲁。
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取汉中时越白水关而进军。进军时,“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徐)晃别征破之……。”
马鸣阁道的定位，史家有不同观点。
清《昭化县志》记为“今三堆镇”,在今广元市西北、白龙江东岸。
《中国历代战争史 刘备攻取汉中作战经过图》亦将马鸣阁定位于此，并在文字中叙述:“刘备本军攻马鸣阁(今四川省昭化县西北),另遣将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但马鸣阁旋仍为刘备所攻破，……遂进击阳平关及广石。”
如果说进军路线还存在疑问，刘备自汉中还成都时则十分明确是经过白水关的。《三国志 先主传》裴注引《典略》载：刘备为汉中王后还治成都,“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蜀汉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263)，魏将钟会“攻破关城”，而蜀将姜维则“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
陈寿《三国志 法正传》记载了法孝直的一句原话：“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法正说的“鱼复”乃今重庆鱼复（即奉节），“关头”乃今青川县的白水，古叫白水关或“关头”。两地虽各居南北，相距甚远，但都同为四川的要塞大门。难怪法正有如此之说。
上述事例，说明白水关是三国乃至以前自汉中入蜀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白水关早在古巴国建立时就在这最北边设置关隘。古巴国为何在白水关建第一个关隘？
从古巴国在国之最北的白水关建关隘，而不是今广元市市城区往朝天乃至阳平关一线建关隘，我们足见自关中经汉中过白水关入巴国（后来的蜀国东北部地区）或者说入蜀之道，是极早的事了。
据《左传》记载，巴国始于鲁桓公九年，即公元前703年。也就是说，早在鲁桓公九年，即公元前703年时，白水关即为巴国关隘。
而秦灭巴蜀是在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等率军秦灭了巴蜀。
可见，古巴国在国之最北的白水关建关隘比秦灭巴蜀早380余年。
一条道路的开发利用有一定的连续性。我们有理由确信，先秦、秦汉时金牛道(古称秦汉金牛道)均经白水关。
秦汉金牛道的路线是：
自汉中勉县(古沔阳县、西县)西南行，
经宁强县大安镇(古金牛驿)、阳平关(古阳安关、关城)，
自燕子砭(古青乌镇、除口戍)西南渡嘉陵江，
由广坪、金蝉寺抵白水关，
沿白龙江到昭化(古葭萌)，
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坝，
顺大剑溪峡谷上，
越剑门关经武连驿抵梓潼，
历绵阳(古涪城)、广汉(古雒城)至成都。
此为金牛道最初的路线，亦即张仪、司马错攻蜀所行之道。
唐武德时金牛县的治所也在此道必经的宁强县代家坝一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条道路一直通行。
东晋太宁时，成主李雄曾遣其将李王含等出白水；
南北朝宋、氐汉中之战中，仇池王杨难当据守白水城，宋梁州刺史萧思话置戍于葭萌水(即白水)，元嘉十九年(442)宋龙骧将军裴方明克平白水城，是此道得到利用的事例。
唐宋以后，白水路并未全废。南宋时，蒙古入寇，史有宋“三关不守”之记载，“此'三关’谓仙人、阳平、白水也。”
直至明末时，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均有过白水关之经历。
不过，唐以后白水关道已非入蜀主干道,因为循嘉陵江之道已经兴起。 2、唐宋金牛道——循嘉陵江之道。
这里的循嘉陵江，指自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沿嘉陵江，抵四川广元。
嘉陵江道与白水关道的区别是：
自勉县、宁强大安，至燕子砭后不渡嘉陵江西南行,而折南沿嘉陵江东岸直抵广元。
此道广泛利用于唐宋，故称唐宋金牛道。
但史料表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此道即开始有所起用，但是，还只是经白水关的金牛道的附道，未大规模地被官方使用。
今广元市城北45公里嘉陵江东岸原有中唐所置筹笔驿，传说为诸葛亮攻魏时驻军之地。唐人杜牧、李商隐、薛逢、薛能、罗隐等皆有题咏，孙樵《出蜀赋》有:
“眄山川而怀古，得筹笔于途说，指前峰之孤秀，传卧龙之余烈”之句。
宋《舆地纪胜》卷184载:“筹笔驿，在绵谷县，去(利)州北九十九里，旧传诸葛武侯出师尝驻此。”说明唐宋时即有诸葛亮于此道中筹划军机之说，这是其一。
其二，两汉之前金牛道不经过现在的广元市城区，这一带也没有县以上行政建置，但蜀汉时置昭欢县（新编《广元县志》谓治所在今广元市北朝天区之沙河，但是，任乃强推断“〔今〕阳平关亦可能即为昭欢县”）;
东晋孝武帝时析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昭化)东北境置兴安县(今四川广元)；
北魏时置西益州，
西魏时改利州(今四川广元)；
北魏时还置除口郡(今陕西宁强嘉陵江西岸燕子河口)。
这些位于嘉陵江道口的行政建置的设置，说明这一带的地理位置日趋重要，而南北行人过往经此应是其“重要”的主要因素。
其三，两晋南北朝时，今四川成都、广元至陕西宁强、汉中一带战事频仍，必利用嘉陵江道。
两晋时，晋与巴蜀割据势力的多次战争；
东晋时前秦与晋争夺巴蜀，晋、后秦、氐杨互相争夺汉中之战；
南北朝时氐与宋东洛(在晋寿,今四川广元境内)之战，齐中兵参军王图南自剑阁与据守关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的农民李乌奴之战；
北魏与梁汉中、川北、关城的几次战争；梁与西魏汉中之战；
隋柱国梁睿与北周益州总管王谦川北之战；等等。
这些此起彼伏的战役战斗，大部分仍自白水关道行，但亦不乏沿嘉陵江出兵者。
之所以大部分自白水关道行，比如桓温抗后秦，确因比经今广元市城区的嘉陵江的水道缓，峡谷缓。
自古青乌镇沿嘉陵江而下抵利州，是金牛道的第一次大改线，此路线成为唐宋600多年往来汉中、巴蜀间的重要路段。
唐宋金牛道沿途有百牢关、老君洞、龙洞、筹笔驿、问津驿(嘉川驿)、嘉陵驿、吉柏津、剑门关等关隘胜迹。
这条道路比秦汉金牛道便捷，但改线路段依山傍水、谷狭路险、建设工程浩大，也只有在唐初经济快速发展、修路蔚然成风的背景下才能实现。
白寿彝先生认为：在隋唐和宋的690年中,在政治上出现了两次大统一，“表现在交通上，一方面则由于国内的统一，而唐宋州郡干路，往还交织；另一方面，则由于民族地位的优越，隋唐底域外交通大见昌盛。这两方面，无论就哪一方面说，唐宋盛时的情形都较秦汉时代为进步。”
为此，唐宋金牛道的形成，就是这种“进步”的微小体现。
据唐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的记述，开成四年(839)，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大修蜀道，其中由褒城至剑门一段驿路，由同节度副使石文颖主持，建“次舍十有七”。嘉陵江道应为此次所修之重点。不过此前此道已能通行，此后更为顺畅，成为一条政治、军事、文化之路。
天宝十五载(756)，唐玄宗经此道逃奔西蜀,诗人李白以“秦开蜀道置金牛，……天子一行遗圣迹”歌咏之。
南宋诗人陆游经此道往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时，特别指出:“自金牛以西，皆明皇幸蜀路”。
广明二年(881)，在黄巢农民军已破长安的严峻形势下，已逃至兴元的唐僖宗如同自己的先祖玄宗，亦经此道奔蜀。
唐末王建袭阆州(今四川阆中)、攻三泉(今陕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之擂鼓台)、败李茂贞,三度利用此道。
唐五代时诗人大都有入蜀的经历，而王勃、卢照邻、张说、武元衡、元稹、贾岛、温庭筠、薛逢、薛能、李商隐、雍陶、罗隐、姚鹄、张虫宾，抑或杨炯、骆宾王、李白、杜甫、岑参,皆经此道出入，可见金牛道改道后之“繁忙”。
两宋时仍以此为金牛道。
宋初王全斌伐蜀经此道。
北宋文同、宋祁、石介、赵经此道入蜀为官。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陆游入设在兴元府南郑县(今陕西汉中)的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七八个月间两度经金牛道往返于兴元、利州间，或“道出潭毒关下”,或“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对沿途的龙洞阁、筹笔驿、龙门洞、老君洞、金堆市等都有题咏。
当然，前列唐宋诗人或官员，有经汉中入蜀，行金牛道西县至成都全程者，有自陇右历陈平道入蜀，行金牛道金牛驿过白水关至成都大段者，此不详分。 3、明清金牛道——越五丁关之道。
越五丁关之道的形成是金牛道的第二次大改线。具体路线是:
自宁强大安镇西南之烈金坝(元金牛驿)折南，
经宽川铺、五丁峡(亦称金牛峡)越五丁关，
过柏林驿、宁强县城、牢固关、黄坝驿，翻七盘关入蜀，
经转斗铺、中子铺、朝天岭、明月峡、今广元市城区(古利州)至昭化，
然后接唐宋金牛道昭化至成都段。
这条道路的形成缘于人们对交通便捷的要求和宁羌州的设置。它初修于元，成熟于明清，故此文称明清金牛道。
这一时期，秦汉、唐宋金牛道沿线的白水、除口、三泉、金牛等郡县已先后被废，而远离这两条道路的巴山腹地却兴起了宁羌州(今陕西宁强)。
元元统年间(1333—1334)，曾整修七盘关至利州段。
明洪武四年(1371)和二十八年(1395)，明军两次屯驻羊鹿坪(今宁强县城)。
明洪武三十年(1397)，移原治徽州(今甘肃徽县)的宁羌卫于羊鹿坪，后又置宁羌州，延续400多年后改为宁羌县、宁强县。
随着行政建置的出现和功能完善，自州治修一条北通沔县、汉中府，南达广元的道路则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北通汉中之路，此前未见官方大修，宁羌卫、州的官员开始主持凿山开道、砌阶架桥。
明万历《宁羌州志》载:“弘治年间,州守张公简以(五丁)峡当要道，行旅多艰，乃于险阻之处或架以桥，或培以级……。”
张简修凿后的峡路仍“幽邃逼窄,仅容一人一骑”，是不可能用于军事行动的,但这仍未妨碍文人雅士附会几百年前五丁开道的故事于此明初，五丁关、五丁峡、金牛峡之名即在这条道上出现。
尽管也有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附会提出异议，如明永乐年间进士薛王宣就说:“使五丁开此峡,缪妄不稽”,并有诗“梁州旧禹迹,谬矣五丁传”,“昔日称天险,如何凿得开?”但终挡不住秦汉、唐宋金牛道日趋废弃，随着新的道路利用率提高,其神奇传说势必日趋盛行之势。
明清以迄近现代，咏五丁关、金牛峡的诗人不胜枚举，其中尤以明杨慎、王士性，,清董新策、李重华、张问陶、李调元和明清宁羌地方官陈孜、陈昌言、金玉麟的诗作为著。
清康熙年间的宁羌知州刘，专撰《金牛峡赋》，内有“维彼五丁其力，伊何乃挥巨斧，手擎嵯峨”之句。
就连清诗坛领袖王士性，经此道入蜀，一方面在《蜀道驿程记》中援引了薛王宣的观点，一方面也写诗歌咏五丁峡,称旅程为“南穷石牛道”、“金牛此路深”。
与此同时，明清两代的《汉中府志》、《宁羌州志》均记五丁关道为金牛道,与文学作品相互影响，互成声势。
系史于地、史地融汇的清初“三大奇书”之一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有“五丁山,……其峡曰五丁峡，亦曰金牛峡，相传即秦作五石牛绐蜀，蜀令开道引之处也”的记载，秦汉唐宋金牛道则渐被人忽视。 那么，是否越五丁关之道也可能是先秦时金牛道路线呢?回答是否定的。如前所述：
其一，先秦以迄两汉南北朝的军事政治活动，无有与今五丁关、宁强县城一带有关的记载，五丁峡、五丁关等地名出现于元明清以后;
其二，元明以前，无五丁关一线置县的可靠记载，也未见驿站，人员过往供应问题难以解决;
其三，唐武德时金牛县治所远离这一线，说明古人也认为金牛道与这里无关。
凡此种种，皆可证越五丁关之道是一条后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