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惠芳
汝城，史载始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汝城县始建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已有1 600多年历史。先后名称过卢阳县、义昌县、郴义县、桂阳县,民国2年（1913年）复名称汝城县。汝城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2014年11月，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授予汝城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殊荣。 一、汝城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 在新石器时代，汝城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99年在汝城文明镇楼江村就发掘了功能各异的石斧、石锄、石簇、石刀和大小不同的梭标、石圈等30余件石器。据湖南省及郴州市文物专家考证，属原始社会新时期遗物，距今有1万年以上。同时，在汝城泉水镇百园遗址、卢阳镇石寨脚、热水镇牛头岭等地也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留下的遗物。公元前26世纪，华夏人文始祖神农氏炎帝在汝城耒山作耒耜，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新篇章，从而将人类从渔猎生活带入农耕文明。《易经•系辞下》《礼•含文嘉》《衡湘传闻》《徐霞客游记》卷二下《楚游日记》《寰宇记》《湖广通志》《九域志》《万历郴州志》《汉书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及汝城的古县志的许多记载，充分印证了神农氏炎帝曾在汝城耒山作耒耜。2009年11月，在汝城发现了原神农庙炎帝宫铸铁钟，为神农炎帝在汝城作耒耜提供了物证。近几年，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以及省市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先后报道了神农于汝城作耒耜的故事。《宋史》载，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周敦颐“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周夫子在桂阳（今汝城）任期内兴修水利促农桑，创办县学兴师道。为政之暇，周子郊游朱家湾时，发现朱家湾天然太极图，正与其理学思想相通，他有感而发，著《太极图说》，并亲手授予随从而来求学的二程兄弟。程颢闻道而悦，触景生情，吟作《春日偶成》，后列于《千家诗》之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把儒道两家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借鉴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有机宇宙论和道德缘起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且引向哲学本体论的探讨。其首开道学之路，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同时，周敦颐在汝城兴师重教开阐理蕴，也启开了汝城崇文尚理的历史。汝城古县志记载：“吾桂于郴为属县，踞上游之岭，自濂溪周子弦歌斯土，开阐理蕴，提倡宗风。洛阳程子折节来学，遂为大儒过化之区。……文章、德行、仕宦、科名彪炳于一时者史不绝书，何其盛欤。”自濂溪过化而后，汝城人勤耕苦读，千百年来，崇理尚德，人文蔚起。据不完全统计，考取进士者就逾40名。尤其在明代，全县中举54人，其中又中进士者15名。在汝城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县，如果没有周夫子的办学兴教及理学文化的影响这是难以想象的。从仕宦文化中也可以看出，从太子太保朱英、獬豸冠史朱海、明监察御史范辂等，再到当代的开国上将李涛、朱良才，国际和平诗人朱子奇，“李氏定理”发现者李洪光，伦理学家曾钊新等，无不受到理学的影响，莫不以理学为修身齐家的宗旨，莫不以理学精神励志作为。同时，理学文化对民众的影响也很深远，汝城古祠堂就是理学文化在民众间的传承反映和生动载体。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从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到宋代有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史学上被称为国之“四维”“八德”，也是理学，即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思想文化的精髓。而汝城古祠堂恰恰在这方面有比较全面、具体、生动的反映，这说明理学影响深入的强大作用。汝城古祠堂群落的存在生动体现了理学文化与乡土社会的交融互动。理学不仅是仕宦的官德修养，而且成为了渗透到民间，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指南。这在“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古代社会，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汝城现保存有古祠堂700多座，为国内最大规模的古祠堂群落，深刻证明了理学文化对古祠堂所注入的生命力。2006年，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姚守拙率社科、文化、文物、城建等一行专家对汝城古词堂考察后，欣然命笔，题写了“古词堂之乡”。新中国建立后，理学也在汝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12年，汝城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将“崇理尚德，玉汝于成”确定为汝城精神。正如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所长张京华教授在《从耒水到濂溪》一文中指出：“汝城地域文化的主题是‘圣贤文化’。” 而理学则为汝城人文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 二、汝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汝城，虽属边徼之地，但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自古就有“衡宝之门户，赣粤之咽喉”之称。这块神奇之地，承载着湖湘文化乃至华夏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的厚重历史。一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4 700多年前，炎帝与黄帝在涿鹿交战，炎帝战败后，率部落联盟跋涉神农架，横渡长江，游居湘南。炎帝率众在汝城作耒耜，在安仁尝百草，在嘉禾播嘉谷，死后葬于炎陵。神农在湘南的系列创举，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之先河，而在汝城作耒耜，则为炎帝开创农耕文化的首要标志。因此，汝城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二是中华理学文化的发源地。儒学，是孔孟等圣人开创的以仁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追求，以礼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追求的一种社会思潮。到汉代，儒学由过去的一般学派学说一跃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进入它发展的辉煌时期。及至魏晋隋唐时期，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凭其特有的一套思辩哲学风靡于中国思想界，向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出了严竣的挑战，佛教抨击儒家文化的哲学基础和人生论过于浅薄。曾经盛极一时的儒学，既受玄学的挤压，又受到佛道的冲击。至北宋初期政治腐败带来了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失落，儒学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低谷的时期。周敦颐在汝城所著《太极图说》，外接释老，内述孔孟，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际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和思辩化，将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宋明理学，因而学术界称理学为“新儒学”。其打破了理学所谓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再度昌盛起来，重放光明，成为盛行宋元明清的社会主流思想。周敦颐因著《太极图说》而被赐封为“元公”，成为理学鼻祖；汝城则因周敦颐在此著《太极图说》而成为理学发源地。三是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重要开创地。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而汝城的工农革命运动独树一帜，如火如荼，高潮迭起，并且广东惠潮梅农军和湘南粤北农军4 000多人相继汇聚汝城。其不但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现象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汇集汝城的农军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升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面军旗。其后，举行了汝桂秋收起义，在汝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汝城县工农兵政府。据此，中央委托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运动大纲》。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运动吸引了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汝城，与范石生谈判合作成功，并召开了“汝城会议”部署“湘南起义”，汝城也就成为了湘南起义的策源策划地。二师的建立、汝桂秋收起义、汝城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直至策划湘南起义成功，开创了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武装夺取政权和土地革命并举的革命发展道路，成为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光辉起点。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汝城，在汝城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下转第19页）（上接第17页）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总而言之，农耕文化、理学文化这两种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华人中传播影响最大最深的文化均在汝城发祥和发源，促成湖湘文化形成发展的神农之农耕文化、舜帝之德文化、周敦颐之理学文化这三大基石中的两大基石也出于汝城。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军旗、政旗这三面旗帜，其中军旗、政旗首先在汝城升起；红军长征突破的四道封锁线中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汝城。还有龙生九子，貔貅降生于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山脉；后羿射日，第九颗太阳降落在热水汤河，从而涌出９８℃度的高温温泉等神话广为传说。汝城，承载着华夏文明厚重的历史文化。 三、汝城遗存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汝城有着丰富的文物古迹。以理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古县城被列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金山、先锋、土桥、外沙、石泉、沙洲等6个古村落被列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其中外沙村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全县有文物古迹点上千处，已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保护的有19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项14个点，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1处18个点，郴州市文物保护单位9处12个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9处。可以说处处有文物、乡乡有古迹，而且具有较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远古文化、农耕文化、理学文化再到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都可从众多历史遗存中寻找到记忆，可以说汝城遗存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汝城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石器、神农作耒耜的耒山遗址、汝城香火龙、西周时期的铙等，可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农耕文化发祥以及中原文化传播等华夏之远古文化；从白云仙、道士仙、西禅寺、白石庵等，可窥视佛教、道教在民间传播发展历史；从太极予乐湾、濂溪书院、历史文化古街区、古祠堂群等，可以深入研究理学文化的发源、教化以及对古代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和渗透，尤其是理学文化在民间影响以及理学文化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合和升华。汝城会议旧址等湘南起义旧址群、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旧址等许多国家省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反映和研究我国早期革命党史、军史、政史的重要历史文物。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