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演变及其深远影响
2020-06-28提 要：江苏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而江南运河开凿的历史则更早，始于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凿的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古吴水。隋大业年间，拓宽浚深江苏省内联系江淮的山阳渎（今里运河），开通济渠连接洛、黄、汴、泗诸水汇至江苏境内的淮河，拓宽浚深江苏和浙江省内的江南运河以达杭州，同时由洛阳附近凿永济渠通卫河，经临清转今天津，形成隋唐大运河。今中国大运河河道总长度约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江苏段大运河总计达到690公里。随着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文化影响则尤其深远。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 江苏段 历史变迁 文化影响
一、中国大运河江苏段的千年华章1.江苏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发端于先秦时期。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江苏也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其中，“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1]，疏浚由姑苏（今江苏苏州）至钱塘（今浙江杭州）的水运通道。他还令赭衣（囚徒）三千人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今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开挖茱萸沟，西接邗沟，东达滨海地带，以收鱼盐之利，有人称之为“东邗沟”。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形成了保障首都长安生活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东汉末年，广陵（今江苏扬州）太守陈登在江苏境内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东吴政权为方便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和三吴地区（今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宁绍平原一带）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冈渎，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2．隋唐时期大运河江苏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手工业中心等逐渐向南中国转移，为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需大规模地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隋唐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其中，通济渠自洛阳（今河南洛阳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城西开始，引谷、洛二水过城南，东北经偃师，至巩县洛河口入黄河；又自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的板渚引黄河水东南入汴渠，至浚仪(汴州，今开封)；又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行古蕲水旧道，经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县、灵璧、泗县，在今江苏盱眙淮河北岸（古泗州城遗址）入淮河。今天在宿迁境内还保存有通济渠的部分遗迹。
山阳渎则是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旧道改造而成，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到今江苏仪征东南的扬子，沟通江、淮水系。为南下灭陈，隋文帝重浚邗沟，名“山阳渎”（今里运河）。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发淮南民10余万重修山阳渎，引故渎由扬子入长江，并全线加宽加深。隋炀帝还进一步开挖西汉吴王刘濞的茱萸沟，使之向东延伸，到达今南通的如东滨海地带，史称“掘沟”。
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炀帝大业六年(610)，重浚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400多公里。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有学者认为钱塘江不是独立的水系），流经今天8个省、市，连接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的永济渠、东南的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河网。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
3.宋元时期江苏大运河的地位愈发重要。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首都的生命线。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经济上依赖南方，明清时代依然如此。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与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后又将临清与徐州之间的运河，包括安山以北至临清的原会通河、安山与微山县西北鲁桥之间的原济州河以及鲁桥至徐州间的泗水，统称为会通河。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自大都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形成。
4．明清时期大运河江苏段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动脉，也是河道治理的重点地区。明清时期，政府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基础上不断改造、完善和疏浚，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水运通道。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通泇河，自夏镇南李家口至邳州直河口，黄河运道湮没后，泇河成为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开中皂河，自窑湾接泇河至皂河口接黄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于成龙、张鹏翮先后开中河，自宿迁张庄至淮阴杨庄接淮扬运河。
为确保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两朝政府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最后的高峰。明代后期开清江浦河，即淮安淮阴区杨庄至淮安楚州区运河。自此，南起扬州、北至淮阴（今淮安市码头镇）连接江淮的运河新河段形成。清代改称淮阴（今淮安市）到扬州间的运河为“里运河”，目前功能以航运、灌溉和区域排涝为主。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明清两代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其中“治黄保运”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徐州至淮安清口一段运河需借助黄河河道作为运道，黄河经常决溢、迁徙，一方面要防止以河害运，即黄河北决，冲断北段运河，淤塞运道；一方面又须“以河利运”，即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不至于水源涸竭。淮扬运河是大运河南段治理的重要河段。明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主持疏浚宋代所开沙河故道，由管家湖引水入河，并更名为清江浦。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淮扬运河治理的重点工程。洪泽湖出口处的清口为黄、淮、运三河交会处。为防止黄河淤塞清口运道或倒灌洪泽湖，保持清口运道畅通，清代实施了逼黄引淮、南运口改建、灌塘济运三大工程。为调节水位、保障运道畅通，明清两朝还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著名的有淮安运河段的仁、义、礼、智、信五坝；淮安运河长堤；淮扬运河西岸的高邮、宝应、氾光、白马诸湖长堤；瓜洲通江口15座过船闸坝等。这些工程都有效地保障了大运河功能的充分发挥。
5．近现代以来大运河江苏段的延续与复兴。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它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清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不过，运河功能废止，并不等于运河的消亡。在江苏，就有些运河城市如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因江南运河航运而继续发挥作用，又因近代铁路继续沿运河一线修建而获得新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仅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这种状况一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获得改变。
大运河江苏段位置示意图
二、大运河对江苏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1．大运河在江苏发育和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条南北单线，而是形成了以大运河为主轴、支河为分支的网状分布。江苏不仅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也是大运河河道路线最长、流经城市最多的省份。大运河江苏段北起徐州市沛县龙固镇、南至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依次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8 个设区市的37个县（市、区），沟通长江、淮河、故黄河，串联太湖、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等湖泊，是连接南北水系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江苏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通过人工开凿的分支运河及长江、淮河等河道与江苏其他城市相连通，江苏没有一座有地位的城市能够离开运河讲自己的文化。如通过盐河、淮河与连云港、阜宁相联系，通过老通扬运河、串场河与泰州、南通、盐城相联系，通过仪扬运河、长江将仪征及南京与运河相连，通过胥河、胭脂河与高淳、溧水及南京主城相连，通过浏河、盐铁塘与太仓、常熟、昆山等地相连等。江苏境内以大运河为主干形成了运河网络，这些支线运河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兴起了众多城镇，深刻影响了江苏城镇分布格局。如“汴泗交汇”处的徐州、“南船北马”的淮安、因运河而起的扬州、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城镇江、“太湖名珠”无锡、“人间天堂”苏州，包括“十朝都会”南京等，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都离不开大运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大运河不仅流经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个中心城市，大运河重要支线又连接了南京、泰州、南通三市，还流经包括邳州、泗阳、睢宁、宝应、高邮等县级运河古城，沿线城市在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城市特色、展现城市魅力，都可以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作用。此外，运河沿线还兴起过龟山镇、古邳镇、皂河镇、码头镇、邵伯镇、浒墅镇、同里镇、惠山镇等运河古镇；直接以“运河”命名的多个“运河村”，如扬州邗江区槐泗镇运河村、宿迁泗阳县李口镇南运河村、苏州市浒关镇运河村、镇江丹阳市吕城镇运河村、淮安市楚州区上河镇运河村等；河下、东关街、南河下、南门大街、西津渡、新河街、清明桥、青果巷等历史文化街区，在运河沿线的大走廊空间内，每一个特色文化空间都是运河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都是需要关注和建设的对象。
3．大运河对江苏海洋文化及海洋区域开发的意义。以盐业为例，自唐代至清代，国家财政有30%—50%的盐税征自泰州运盐河，所谓“天下盐赋，两淮居半”。宋元以来泰州所辖盐场又居两淮盐场首位，因此有“两淮盐税，泰州居半”之说，这条运河不但繁荣了一座城市，而且对国家财政甚至国家稳定举足轻重。南通盐业从西汉发轫，历代延续不绝。海盐通过运河运送，明《嘉靖惟扬志》载：“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此运盐河之始。”[2]运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通的繁荣，一座新型的城市在长江、黄海和运河的交汇处萌芽生长。
4．大运河对江苏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江苏大运河的工程实施、治水管水、水上交通、水运经济、涉水城乡建设、水文化资源开发等实践成就突出。通过各支流的开挖、疏通，逐渐形成江苏运河网络，将大运河的线状功能扩大为网络状动能，促进城乡之间深切互动，形成合力，协同发展；确保沿海食盐、海产等向全省及全国的辐射；农业和手工业精致化程度不断加深，促进了江苏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持续提高。
大运河起源自江苏，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通过不同方向与全国运河水道联通，把江苏运河放大为中国大运河，使得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相连通，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相连通，放大了江苏特色和江苏效应，拓展了江苏文化创新的来源，丰富了江苏的文化成就，提升了江苏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江苏文化特色。
在发达的运河交通条件下，沿运城镇商业繁荣，多元文化融入，在相对富裕的经济生活带动下，江苏人高度重视办学和教育，重视书籍刻印流通，重视文化艺术创造，使江苏成为全国人文发达之地，尤其沿运城市更是如此，这一优良传统一直传承到近现代。
5．大运河对江苏水运、水利、水生态系统的塑造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有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太湖等众多湖泊，泇河、皂河、张福河、仪扬河、白塔河、新孟河、德胜新河等众多河流，它们要么因运河而生，要么与运河有密切的历史和现实关联，都通过运河网络在水体系统、生态系统以及文化系统等方面相互影响。同时，大运河串起和打通了江苏大地上所有的大型水系，包括长江、淮河、太湖、黄海、东海以及秦淮河、泗水等，同时把江苏的大小水体以及城乡聚落编织成网络体系。
6．大运河让江苏成为古代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交汇地。大运河不仅将江苏的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园林文化、红色文化等地域文化有机串联起来，也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江苏几乎所有的古代沿海港口都离不开大运河的陆海沟通、联动作用。如扬州、如东、南通、太仓、连云港、南京等。838年，一支来自日本的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暴，偏离航线，最终在今天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搁浅。这是东瀛派出的第18次遣唐使团，使团成员在掘港国清寺住了15天，之后再次登舟，由“掘沟”、运盐河转入大运河，最终到达大唐的首都长安。1180年后的2018年7月20日，如东掘港镇国清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公布。经过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一年多的发掘，国清寺遗迹呈现在世人面前。国清寺是中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见证地，也是联系日本、东海、掘港运河及运盐河、大运河及扬州、长安等文化交流线路的重要节点。
7．千年流淌的大运河为江苏留下了众多璀璨古今的文化瑰宝。在现代交通方式诞生之前，大运河是江苏几乎所有主体城市的主要物流通道。大运河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独具魅力的江苏运河文化系统，是富含江苏文化特质的传统文化大宝库、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走廊、文化创新转化发展的大空间。无论是江苏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建设发展以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发展、文化品牌建设等，还是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海上丝绸之路、江南水乡古镇等，都离不开大运河的独特作用。
苏州宝带桥
江苏大运河沿线分布有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有14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大量的省市县级文化遗产，沿线水利工程科学遗产也极其丰富。这些丰硕的文化遗产资源演绎出漕运文化、盐业文化、水工文化、工商文化、园林文化、水乡人居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人文荟萃、高峰迭代，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独具魅力的江苏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带和文化发展带。
江苏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积淀深厚，是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共有28项。整个大运河江苏段的遗产包括隋唐大运河遗迹通济渠江苏段（主要由苏皖省界经泗洪县流入洪泽湖）、元明时期从徐州市区至淮安杨庄的古黄河段运道，以及明清大运河遗迹包括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江苏段。遗产河段长度325公里，占全线的1/3。各类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品位价值最高，运河淮安段水工遗迹（清口水利枢纽）、苏州宝带桥柔性墩工艺等均代表着当时行业建设的先进水平。
（作者简介：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决策咨询基地·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干有成，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参考文献
[1]越绝书:卷2[M].
[2]盐斤储运[M]//张荣生.南通盐业志:第八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