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访谈节目，《共筑美好生活 苏城议事厅》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冰。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相信很多的苏州的观众朋友们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之前有很多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进行过一些报道和连线，首先想请刘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驰援湖北医疗队一个总体的情况。
刘日记：苏州历代名医辈出，自古我们就有“救死扶伤，大爱无疆”这样的一个精神传统。在武汉战斗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苏州医务人员牢记市委市政府以及我们全市人民的重托，拼搏奉献、舍生忘死。在这期间，我们一共收治了1099名患者，其中重症、危重症的有431人，我们治愈出院有877人。 至4月12号，我们苏州349名队员全部凯旋，实现了“零感染 打胜仗 平安回”的目标。
主持人：大家都是不同批次，也在不同的队伍里边，是吗？
曾元英：我和郭主任 ，应该是江苏省第五批援鄂（援湖北）医疗队。是2月9号出征，2月8号的晚上接到出征的指令。 组建医疗队，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紧急组建成功，在十小时不到的时间，紧急集结出征、奔赴武汉，从2月10号开始整建制接管。
施晓松：我们这边是这样的，我们是江苏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是苏州市的第一批医疗队。因为我们是省队的，队员其实是各个市拼起来的，并不熟悉。我们再一步一步地摸索，一步一步地再磨合。 其实这个磨合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我们去的那时候，正好是大年初四，工人都没有，隔离病房没办法改造。刚刚进入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他们当地医护人员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我们当时非常震撼的是当地的医护人员，他们知道这个感染的风险很大，但是真的是前仆后继地再扑上去。 真的是用血肉之躯，铸成了一个抗击疫情的长城。
当时我们也是很着急，首先的话，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更衣区，我把他们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改造起来了，把所有的房间都腾空，把进出的通道重新建立。从进去开始，从换衣服换鞋子到最后出来，整个流程都做好了， 就保证我们在进病房之前，其实是已经做好防护了，这当时也是说没有办法的办法。
主持人：您刚去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院区里面的，重症的病人特别多？大概多少？
施晓松：20%以上，只要这个病区开，马上就有病人全部填满，外面好多好多病人在等着住院，就是那时候的情况。
主持人：隔离病房基本上弄好，大概是在2月几号，你还记得吗？
施晓松：2月4号、2月5号的样子， 就是在前面的大概五六天时间，我们基本上是“裸奔”的，就是说没有隔离病房的那种“裸奔”。
主持人：这样“裸奔”的情况下，我们去到那儿的这些医护工作者，他们就没有一丝的犹豫、一丝担心吗？
施晓松：我想他们没有跟我说，但我觉得他们是有顾虑的，人之常情。2月1号我们是第一批进入江夏区，去隔离病房的是我们的党员突击队。其实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大家想那种风险的事情，想的比较少，还是有一股热情要扑上去，要去救治病人。
刘日记：应该说队员曾经都害怕过，但是投入实战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犹豫，这个时候就是带着一种使命感。
主持人：通过三个批次的援助，我们能看到整个湖北情况一步一步的变化，其实也是慢慢地对于疫情理出头绪的一个过程。
郭强：我觉得总结出来就是四个字，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文化。 新冠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疾病，我们不知道它的规律，我们边打仗边摸索。第一天进去以后，我们点开电脑准备开医嘱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个药，哪个方案，对病人是最好的，能救他的命，无从选择。这时候我是最慌的，在武汉，我们不能重来。一旦第一波失守了，那意味着什么，第二波还会来。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套“苏州方案”。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走到床边去，把最细微的东西做好。因为抗病毒没有说有特效药，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说哪个药特别有用。第二个，这个病会进展到什么规律，什么时候出现ARDS，什么时候呼衰，什么时候肾衰 ，不知道，最早期的时候只知道这个病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方案一定是务实的。从病人进去的每一滴水，排的每一滴尿，从病人整个超声的监控的数据，从病人这个抗病毒药物，我们怎么去给他定，都规定得很清楚。
就这样，我们边摸索边修正，我也建议在多学科里面，加强重症能力的建设。但重症能力的根本是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队员，在没有去武汉之前的时候，多少已经学习了新冠相关的一些知识，已经在了解。再到落地武汉的时候，其实对新冠都有所了解。 所以我觉得我们苏州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能学习的医生，这个是没有学科界限的。
主持人：在那个阶段我们上班和下班怎么来确定？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刘日记：早期最早的时候， 上班的时间 ，达到12个小时。就是从路上、从准备一直到结束，而且这个上班跟下班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完全明确的一个界限。我们的许多医生，他事实上是返回驻地以后又重新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他管床的病人，去看进展情况。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常见的。下班了以后也基本上，只要在讨论的话，基本上都是讨论病人。
主持人：这个整建制的接管病区，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的？
曾元英：当时苏州260个医务人员，整建制地接管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病区的七楼和八楼，这个病区里面的整个医疗、 护理，包括管理和诊疗，全部是由医疗队来承担的，所以是整建制的一个接管。 包括诊疗的方案、一些制度流程的制定，全部也是由我们自己来的。
郭强：换句话说，这个病区的所有的责任是要整个队来担的，这是整建制这么一个概念。整建制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苏州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光谷院区17支国家队伍，他是要具有对比的。但这样对比最主要也是为了救治、为了防控，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日报。国家医政医管局、同济医院、我们17支医疗队的队长书记都在里面，我们会看到整建制的这个质量和救治的成果。
因为整建制会出现，17支队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国家也可以摸索出哪一个方案更适合。我举个例子， 苏州二队最终的病亡率是排在17支队伍中排第三名。所以我们也很荣幸也能参与一些全国的 ，比如说新冠的防治精要这些书的编写。我们260个人当中，有200个是护士。就这样一个扎实的护理基础，病人就不会由重变危重，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施晓松：所以这个医疗团队的一个战斗力，体现在什么地方， 一个体现在我们医疗水平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护理水平。护理水平的这个精细化地管理，三分医疗、七分护理， 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的队员也是，三分是医生、七分是护士。基本上也是这样按照这个配置来做的。
主持人：湖北，它是疫情的一个风暴的中心。你们各位在那驻扎了这么久，有没有一些什么整体的新的认识新的看法？
施晓松：作为院感来说，其实我们希望做到 “平战结合”。在平时的时候，把每个医护人员的院感的培训或者说把那种感控的理念 深入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不管哪个医院，其实可能要居安思危， 防止有其它的疫情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么手忙脚乱。
郭强：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我们国家一定会有新的培养体系、预防体系 、应急体系，我们需要的是传染病尽量不要大规模的扩散，不要大规模的有病亡率的增加。 传染病与人类和平共处是可以的，你希望传染病没有是不现实的。
曾元英：作为就是医院里边管理这一块来讲，实际上就是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应急体系的一个建设，实际上可能从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是不是涉及到一个感染性疾病科，一个专科的一个规范的设置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包括这里边的一些物资的就是实际上应急物资的储备，这个估计应该在将来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日程上。
朱安秀：通过这一次的疫情全社会的人都看到，我们一些医务工作者的一个付出和一个自我牺牲的精神，我想如果大家都能做到换位思考、相互体谅，相信我们的医患关系会越来越和谐。
主持人：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朱安秀：我碰到的有很多事情， 都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所在的病房，是普通病人和轻症的病人， 那除了一般的治疗和护理以外，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