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年顺(口述) 熊琪明（整理）
“汪玉霞的饼子——绝酥（劫数）”，是所有老武汉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一句谚语。对于“劫数”的解读，有人从词语本义理解为“命中注定的厄运”，有人认为应该是“接受”的谐音，也有人考据应该为武汉方言中夫妻之间的别称，相当于北方官话中的“冤家”。到底哪种解读是正确的，并无定论，但“汪玉霞”这一品牌在老武汉人心中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
我1980年进入“汪玉霞”（当时称“新华食品厂”）当工人，一路成长直到2018年担任公司经理，深受老字号文化的熏陶，也秉持着“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
“汪玉霞”成了汪家的“旗舰店”
元代以来，汉口只是汉阳府下辖汉阳县的属地，在明成化年间汉江改道后，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作为水运码头迅速发展为市镇，盐运和粮运造就了繁荣的汉口港。
明末清初时，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商业流通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地理优势，汉口逐渐成为我国腹地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商品生产地，有“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之说，产品甚至能远销欧洲。
自清中叶起，来汉口经商的徽州商团越来越多，逐渐形成汉口市场上的一股强大势力。盐业、茶业、米粮、典当，都是徽商占据优势的领域。1739年，清高宗乾隆四年，汉正街灯笼巷口（汉正街823号），安徽茶商汪士良给自己的“如夫人”（有一定地位的妾）蔡玉霞的一家小店注资，店名“汪玉霞”。
一开始，“汪玉霞”的经营项目跟本家一样，只卖安徽茶叶。由于为人诚恳，货真价实，生意渐有起色，又额外销售些藕粉、葛根粉等食品。红颜薄命，蔡玉霞在1741年不幸撒手人寰。小店几经周转，后传入汪士良的长孙汪国柱手中。
1770年，白莲教又一次起义，长江航运封锁，没有门路的普通商人遭遇灭顶之灾，但汪国柱从担任九江关关督的祖父旧友那里拿到了“短暂解封”的内部消息。他在汉口低价收购了1.5万吨桐油，趁几天后短暂的解封期，将其运往桐油短缺的江浙一带，赚取暴利。
之后，汪国柱从安徽回到汉口，开设当铺36家、衣庄72个、食品油号（包括桐油及各类生产资料）28个，总计136个门面，同时在安徽老家置田产百亩。当时有一种说法，汪家人从武汉往返安徽不用住店，因为沿途都是自家的店铺。
这一时期的“汪玉霞”，本小利微，其经营情况对汪家无足轻重。可汪国柱非但没有放弃这份祖产，每到年关还要请136个店铺掌柜到“汪玉霞”来吃团圆饭，座次以赚钱多少依次排列，谁赚钱最多谁坐首席。小小“汪玉霞”，俨然成了汪家的“旗舰店”。
“汪玉霞”一直留在长房手中
自19世纪中叶起，全国的徽商都开始走向没落，其原因包括道光的盐业改革、湖南湖北的茶叶生产兴起、开埠后全球贸易带来的“降维打击”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武汉成为了徽商最后的阵地，许多商人利用武汉的贸易优势，及时转型，保住了一丝血脉。“汪玉霞”正是如此。
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吸食鸦片增多，因口里发苦无味而喜甜食，食品行业尤其是糕点行业的生意由此火了起来。“汪玉霞”开始由贩卖糕点转型为兴办小型手工业食品作坊，雇工生产酥糖、碱酥饼、杂糖、芝麻糕、绿豆糕、酥京果等食品，店铺后设厂房制作，前面迎街门脸作为铺面销售，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
汪国柱去世后，汪家产业逐渐衰败，只剩下了十家铺面，分属五房。“汪玉霞”一直留在长房手中。当时，来店里谈生意的商人客户，都喜欢点上一份糕点，泡上一壶茶。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逐渐加深，眼见茶叶、桐油的生意越来越做不下去，“汪玉霞”的经营方向，索性就彻底改为了甜品糕点。每逢端午佳节，手巧艺精的师傅们就制作美食糕点——绿豆糕。其传统技术工艺考究，蒸熟后金碧晶莹，入口清香甜美，风味独特，既是一味适合时令的可口药膳糕点，又是武汉饮食文化独创的一种营养丰富的美食，堪称是武汉老字号美食的佼佼者。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绿豆磨之为面、澄滤取粉，作饵炖糕……有解诸热、补益气、调五脏，安精神，厚肠胃之功。”古往今来，武汉人就有用绿豆作饵炖糕的悠久历史，其制作方法是：绿豆用清水浸漂，清洗干净、脱去豆衣、蒸熟晒干，研磨成粉，添加绵砂糖和猪油充分搅拌均匀，倒放在糕砧板上，反复掺和揉制成糕泥状，再用家传木雕“福”“禄”“寿”或“寿桃”“菊花”“双石榴”等图样花纹的糕印，在压印过程中间加入豆沙，成型后蒸熟就成为清香扑鼻，入口软滑清的绿豆糕。
“汪玉霞”进入两店并存时期
1858年，灯笼巷的老店毁于战火，随后迁至汉正街由义坊（汉正街815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阳夏战争中冯国璋火烧汉口，由义坊的店面也被烧毁。1920年，汪家第六代传人汪启檬变卖安徽老家田宅，在上花楼街重开门面，取名“汪玉霞雨记”。汪家第七代传人汪子泉通过贷款筹得资金，在下花楼街（原花楼街218号）重开门面，取名“汪玉霞为记”。至此，汪玉霞进入了两店并存的时代。
“雨记”“为记”皆为汪玉霞嫡系传人，生产经营的品种、风味、工艺大体相同，竞争在所难免。不过，“雨”“为”两号都深知汪玉霞的品牌价值，对恶性竞争都心存顾虑。因此，两号签定了一个市场划分协议，规定两家若再开设分店，都不得使用“汪玉霞”的招牌；而且以六渡桥为界，分别在上下段开设分店。此后，“雨记”在上花楼街洪益巷口开设汪玉美食品杂货店，“为记”在中山大道生成里口开设汪玉成食品店，都是循此例开办。
在良性竞争之下，汪玉霞“雨”“为”两号经营稳步发展，业绩甚佳，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信誉度及营业额，都驾乎同仁之上，双峰对峙，名噪三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对武汉狂轰滥炸，使得无数百姓遭殃，民族工商业也大受影响。
武汉沦陷前夕，雨记”“为记”被迫停止营业，资方和职工分别外避到汉阳等乡下。但逃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得又回到沦陷于日寇之手的武汉，以图恢复营业。“雨记”由汪家第九代传人汪少峰主持业务，而“为记”情况不妙，房屋被日寇霸占为仓库，不许进店。1938年下半年，汪家传人集资在交通路开了一家“汪玉霞合记食品杂货店”，有12名职工，营业情况逐渐恢复，各股东信心高涨。1945年抗战胜利，临时合股的 “合记”拆伙歇业，“汪玉霞”又恢复到两号并行发展的局面。
1956年，“雨记”“为记”实行公私合营，此后又走向国营，厂名分别改为“向阳食品厂”“新华食品厂”。鉴于“汪玉霞”品牌的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新华食品厂”在1983年又恢复为“汪玉霞食品厂”，并登记注册了“玉”字商标。
1994年，“汪玉霞”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评为 “中华老字号”，是当时湖北省食品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多种特色产品，也在商务部的评选中获奖无数。然而，荣誉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
“汪玉霞”鼎盛在1990年前后
我1964年出生，1980年初中毕业后，因集体土地被武汉市副食品公司征用，分配到新华食品厂。
初始阶段，我在车间任杂工，深感文化程度不足，1983年到市商业学校进修企业管理。1985年回厂后进入技术科，负责厂里的标准制定工作，后来厂里的大部分技术标准都出自我手。
“汪玉霞”的鼎盛时期，在1989年至1993年，那时仅中秋节前后一个月时间，销售额就高达800多万元，纯利润300多万元。此间人手不够用，还要临时聘请200多个临时工，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都能拿到2000多元。产品供不应求，连外省市来买月饼，都要提前一天到才能拿到货。在武汉，“汪玉霞”月饼的销售额长年排名第一，一直是武汉市场上的“老大”。
“汪玉霞”绿豆糕制作过程
1993年，顺应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外合资潮流，“汪玉霞”与一港商合资成立玉兴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薯片及其他膨化食品。港商仅提供了一套真空油炸食品制作设备，而“汪玉霞”不仅提供全部资金，还将原本五层楼的生产车间让出两层给“玉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拨了一批过去。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港商提供的韩国设备不仅陈旧，而且其110V的电路设计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导致产品长期质量不过关，完全没有销路。不到一年，“玉兴”就倒闭了。这一决策导致“汪玉霞”亏损了几百万。我参观过“玉兴”的生产车间：“一开始蛮热闹，后来就熄了火。”
1995年，“陆氏（蛇口）集团”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界处修建佳丽广场，“汪玉霞”因在配套工程范围内，1995年10月与拆迁方签订了协议书：三年后原址还建其4600㎡的房产，每年过渡费按50万元／年计算。
此时的“汪玉霞”隶属于武汉市糖业烟酒公司，由公司安排租借另一家下属单位汉阳食品厂的厂房，利用剩余的部分设备继续生产。此间，我被安排在家“休息”，后来因大量生产及管理人员流失，遂又被叫回来上班。虽然此时仍有近30万斤的月饼产量，但与1991年的300万斤相比不到10％，仅能勉强维持工厂的运转。管理上的漏洞并未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当时的业务员（专业销售人员）蛮邪，把厂里的优质产品拿出去卖掉，再低价购入小作坊的劣质产品退回。”由于无力支付每年30万元的房租，1998年“汪玉霞”只得从汉阳食品厂搬走。
三年还建期限已到，拆迁公司不仅未按原协议还建厂房，甚至连拆迁款都未能支付，只是象征性地支付了一些过渡费。“汪玉霞”只好搬到武汉蜜饯厂（汉阳十里铺）。然而，连续的迁移中，价值数百万的设备渐渐成了一堆废铁，勉强维持到1999年，“汪玉霞”不得不全面停产。
为保老字号“生产自救”
2003年，停产多年的“汪玉霞”被划归江汉区国资局，区里垫资改制，评估资产状况为“零”，由区经贸委托管，由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事行政管理，恒运物业公司负责资产、财务管理等工作。
实际上，此时“汪玉霞”只留下年龄40岁以上（女）或年龄50岁以上（男）的员工，其余的303名职工全都买断下岗了。为了处理一些纠纷，公司决定留下11人的 营运维持班子，在汉口球场街解放南路123号继续办公。这个办公地点属于“卓娅副食”，因亏欠“汪玉霞”货款，遂以租金抵货款，将此地租给“汪玉霞”。
“汪玉霞”此前从花楼街迁出时，为谋求发展，曾向社会公开集资，当时长航、武药（武汉远大制药集团简称）等单位都曾注资，不过这笔投入并没有得到回报。多年后，汪家第十代传人汪宇代表武药方面向“汪玉霞”讨债，他四处找寻，才在解放南路一个小仓库，看到挂着简陋牌子的“汪玉霞食品厂”。汪宇说，当时面对此情此景，他只有伤痛的感觉。在因债务对簿公堂时，我代表公司出庭承诺：“只要我还在，这个牌子就不会倒。”汪宇非常感动，与公司协商后放弃了这笔债务。
为了保住老字号品牌，同时解决职工生活问题，2000年8月，“汪玉霞”开始支持职工“生产自救”，向20余“自救小组”提供有效证件。为尽量保证产品质量，产品统统冠以“汪玉霞”的“玉”字牌，希望通过市场上“汪玉霞”产品的回归，提醒人们记住这个老字号，这对于当时的“汪玉霞”而言，可能是“唯一的也是最为无奈的选择”。
2002年12月的报表显示，“汪玉霞”负债总额高达2149万元，净资产额为-1692万元，已是资不抵债。而销售收入、利润总额一栏则写着“0”。“汪玉霞”的全部收入，就是每年靠地处汉正街的两处房屋出租获得的12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支付职工的社保费以及伤、病、残、留守人员生活补助费和工资。“汪玉霞”早已徒有盛名。
随着公司管理权威的涣散及市场竞争逐渐激烈，部分“自救小组”未能自始至终履行约定，导致市场上的“玉”字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且定价混乱。
2003年5月31日，《楚天金报》刊出了一则不起眼的小广告：“由于厂房拆迁，我公司端午节期间不生产绿豆糕、芝麻糕等节令产品，也不委托其他任何厂家生产。市场上所销售的汪玉霞’玉’字牌端午节节令产品均为伪劣假冒产品——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工业公司。”
开设品牌专营店“涅槃重生”
2005年，在企业服务中心的安排下，营运维持班子搬到北湖西路54号统一办公，我开始担任公司生产主管，2013年任副经理，2018年任经理至今。
为了减轻国有机构的财政负担，恢复国有资产活力。2013年，“汪玉霞”同四家有资质的“自救小组”重新签订生产合约。有的小组主要负责向商超供货，有的小组走亲民的低端路线。这也是“自救小组”仅存的四家，其余的不是因为自觉前途渺茫而改行，就是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
2015年9月，借武汉园博园开园之机，我与实力较强的天怡食品公司牵线搭桥，经多方协调后，在园博园汉口里开设了第一家“汪玉霞”品牌专营店。2016年12月，又借中山大道全面改造之际，在吉庆民俗街开设了“汪记婚庆文化体验馆”和第二家品牌专营店。后来，相继在百步亭及钟家村开设了两家品牌专营店。
位于吉庆民俗街的汪玉霞店面
一时，门庭若市，摩肩接踵，市民找回了传统的味道。线上线下销售也同步开展，使产值由不足700万元增长至4000余万元，并提供百余名就业岗位。
武汉“战疫”期间，“汪玉霞”肩负起社会责任，无偿捐赠50多万元的产品回报社会。2021年4月，在外交部全球推介会——湖北武汉专场，“汪玉霞”的“玉”字产品昂首走进外交部蓝色大厅。
由于“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中华老字号的“玉”字产品，在涅槃重生后成为英雄武汉的文化地理标志之一。“汪玉霞”品牌专营店的成功，也点燃了中式糕点复兴的火花，中式糕点品牌百花齐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色添彩。（熊年顺，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工业公司经理；熊琪明，新疆博州精河县高级中学支教教师）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