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70年前的中原大饥荒，因《一九四二》的上映而广受关注。影片中灾民扒火车逃荒的情景尤其令人震撼。
历史上，灾荒中的河南饥民都是四散逃荒的。为何1942年，灾民是齐刷刷地、大规模单向地选择了一路向西呢？
1942年，河南饥荒遍及全省，灾民纷纷外逃。据记载，当时灾民只有少数逃往北东南三个方向，大部分都逃往陕西。电影《一九四二》的解释是：河南人逃荒往陕西跑是一种习惯，就像山东人逃荒一定要往东北跑一样。
从明代的“荆襄流民”，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饥荒、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到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等史料看来，河南灾民往往四散逃难，陕西也不算主要逃难地。习惯往陕西跑之说，难以成立。
但在1942年大旱灾中，河南灾民却奇迹般地齐齐奔向了陕西，正如专门研究灾荒史的夏明方教授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所言：“中原向西北地区的大规模移动,这在战前历次华北大饥荒中是鲜有发生的。”
事实上，陇海铁路才是灾民一路向西的关键原因。陇海铁路1904年开始修筑，上世纪30年代前，西端终点一直在河南。1932年1月西延至潼关，1934年12月西延至西安，1937年3月西延至宝鸡。
1942年的河南，三面环敌，京汉线被毁，陇海铁路几乎成了灾民唯一的逃生通道。
据当时记者报道：“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据统计，大约300万的灾民沿着陇海线或坐火车或沿线步行抵达陕西。
铁路在中国出现后，就与逃荒发生着密切联系。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民国政府内务部的报告就指出：“直鲁各省灾民近因荒旱，每多乘搭火车出赴邻境各处谋食。”沿京汉铁路南下的灾民日以万计，津浦、京奉、京绥、陇海各线麇集着络绎不绝的难民。
1932年河南旱灾，灾民三千余人沿京汉铁路步行往北京逃荒；晚清至民国，乘京奉、胶济线火车也成了很多关内农民“闯关东”的新方式。显然，铁路的出现使灾民逃荒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是快捷。古代交通不便，古人屡有“行路难”之叹，更何况是扶老携幼、带病忍饥的逃荒呢。拿河南到陕西来说，陇海铁路开通之前，交通极为不便，直到近代依然如此。
根据时人的观察，“陕豫两省人民，仅相隔一关，地连阡陌，鸡犬相闻，所处又非老死不相往来之时代，徒以交通不便，彼此少接近之机会，遂使感情隔阂，而互相轻视。”（《陇海路西段视察记》）
《鲁迅日记》也记载，鲁迅1924年曾应邀赴西安讲学，坐火车由北京经京汉线、陇海线抵达当时陇海线西端的终点三门峡市。此后，先是走水路至灵宝，再到潼关，此后又坐汽车到西安。尽管主办方安排周密，鲁迅从三门峡到西安还是用了5天的时间。
而陇海路西延以后，按1936年陇海铁路列车时刻表，火车上午9∶20从三门峡开，下午17∶55就能抵达西安，时间还不到9个小时。从洛阳到西安也不过14个小时。
二是能指路。逃荒灾民多不识字。在1942逃荒中，大多数灾民只知道要逃往“西省”，但根本不知道“西省”是哪儿，更别提认识路。在光绪“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叔父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他由京师往河南走，问逃荒灾民要逃往何方，灾民皆茫然不知。
而铁路的出现则为灾民提供了一条直观的路线图。1942年，大量扒不上火车的灾民就是沿着陇海铁路线步行西进，而且政府设立的救助站也多设在铁路沿线。
三是便于组织救灾。自古救灾有“移民就粟”之法，就是将灾民转移到没有受灾的地方。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所谓“移民就粟”不过就是听任灾民自行流徙，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极少。而铁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这种救灾方式的操作性。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北洋政府允许灾民免费坐火车，损失车费八百多万元；1942年河南灾民逃荒坐火车也是免费，一天输送3000人左右，连续运输了几个月。而在1929年旱灾中，河南曾组织灾民3万余人免费坐火车迁往东北安置。
铁路使得政府的救灾能力极大提高。1920年的华北五省大旱灾，北洋政府组织火车、轮船运输赈灾粮食、移送灾民，再加上信息沟通及时、国际力量救灾等因素，使得这场奇灾的死亡人数还不到50万，这与以往同样程度的灾荒相比要少很多。
1942年大旱灾程度并不比1920年严重，死亡人数却多达300多万。这显然是由人祸造成。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河南三面被日寇包围，无论是运输赈灾粮还是向外逃荒，都只有西边一条通道，严重限制了赈灾的开展，造成了灾民大量死亡。
(《羊城晚报》12.12 李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