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现实中，盗墓的流程可大致分为探墓定位、打洞挖掘，最后由专人进行“清坑”。其中探墓、打洞、“清坑”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作业。
一般而言，探墓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从侦破的盗墓案件来看，盗墓分子对墓葬位置的掌握往往非常精准。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武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淮南警方从抓捕的一些盗墓者身上发现有各地的县志、市志，上面详细记载了古墓葬的分布。在这些盗墓犯罪团伙中，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研究。《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一些文物系统出版的《文物地图集》也成了盗墓者的工具书，甚至一些古墓葬的经纬度都被标注出来。此外，一些盗墓者还会研究风水星象。
例如淮南市警方侦破的“武王墩”盗掘古墓案中，团伙成员河南杞县人夏玉震就因盗墓技术高超，擅长看风水、打探针、定墓室，担任盗墓现场“总指挥”，他还被全国很多盗墓团伙都邀请过充当“摸金校尉”。武王墩古墓位于淮南市山南新区三和乡徐洼村南约150米处，1981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勘探表明，武王墩古墓是一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墓葬，墓西侧还发现一处长近150米的大型车马坑。专家表示，这座古墓应属于楚国迁都寿春后一座王的等级的大型墓葬。
一些“专家级”盗墓者的“专业水准”，让一些文物专家都叹为观止。2005年，西安警方接到一起盗墓案的举报。案件侦破之后，文物专家鉴定发现，该陵墓的主人是唐贞顺皇后武氏，即武惠妃，是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宠妃。墓穴早被罪犯洗劫一空，最为珍贵的武惠妃石棺椁更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到了美国。这起盗墓案当时引发了轰动，海岩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长安盗》便是以这起事件为背景撰写，2019年改编成电影《长安道》上映。
这起当时震惊全国的陕西敬陵盗墓案，主角杨彬充满“传奇色彩”。据报道，他干过摄影师，开过服装店，自学了文物知识，从历史到风水再到金石，从专业期刊到学术论文，成为“专家”级别的文物鉴赏高手。此后，他开始招兵买马“支锅”，以自己掌握的风水知识，判定墓穴位置，成了盗墓集团的头目。
2003年底，杨彬通过丰富的文物知识积累，将目标锁定在西安市长安区庞留村附近的敬陵。他进行了缜密的准备，不但事先安排了盗墓所需的炸药、绞盘、吊车、切割工具和枪支，甚至在附近村庄和警察局门口，还设置了暗哨。2004年5月至6月，杨彬团伙先后六次进入古墓，每次耗时一个通宵，将重达27吨的石棺椁，切成31块运走，发往广州。
杨彬团伙两个多月的盗墓过程，即便是工作多年的考古人员和公安干警，都不得不感叹其专业性。首先，杨彬选择下手的古墓中，没有一座是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杨彬却能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判断出墓葬的等级和价值。其次，深达35米盗洞直指石墓门，一点浪费都没有。如果不是控制精准的笔直墓道，很难想象盗墓者如何才能将笨重的石棺椁吊出。再有，参与盗墓的人员多达20人，但在两个月时间里，六次下手盗墓，却没有走露半点风声。最后，杨彬从不在本地销赃，都是直接联系外地甚至境外买家。这也让西安警方，一直抓不住他的把柄。
根据媒体报道，杨彬硬盘里的文件，不但对汉唐文物的品类、形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还仔细标注了陕西地区陵墓的分布位置，堪称一部现实版的“盗墓笔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人非常讲究墓葬选址在比较理想的位置，例如辽代墓一般会在东南方位，背靠大山，前面会有一条大河。不过，这只是一般规律，确定墓葬准确位置，仍需要科学的勘探才能定位。
如今，盗墓贼操作精准往往得益于先进的装备。如在侦破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件中，抓捕现场扣押了大量专业作案工具，如洛阳铲、雷管、土制炸药、升降机、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头等。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介绍，这些盗墓分子踩点以后，并非立刻“开工”，他们往往需要若干天时间来开展隐蔽式作业。在“踩点”结束后，他们会在那里架设一个隐蔽的摄像头，进行反侦查。在确定安全后，才会“开工”。
由于盗墓团伙人员庞杂，为了防止使用手机留下痕迹，在盗墓现场他们通过对讲机进行联络。“洛阳铲已经淘汰了”，淮南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墓分子现如今大多采用探针进行古墓位置的探查，“基本上3~5根探针下去，就能够确定棺椁的位置。”
相传，洛阳铲是中国河南洛阳附近村民于20世纪初发明，后人逐渐改进，被广泛用于盗墓。中国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阳邙山地区“十墓九空”，盗墓者用的就是这种工具，“洛阳铲”也由此而“恶名”远播。此后，考古学家把洛阳铲运用于考古钻探，于是原来的盗墓工具洛阳铲又成了重要考古工具。
（洛阳考古博物馆内展示的洛阳铲。图/视觉中国）
在完成古墓位置探查后，打盗洞则是另一项技术活。在武王墩古墓被盗现场，根据主要盗墓嫌疑人供述，2015年该团伙从武王墩古墓北部正上方打了一个16米左右深的竖洞，后期竖洞塌方，在竖洞旁边又打出一个60cmX60cm的方孔斜洞进入第一个墓室，发现墓室里都是水，抽了3天。水至齐腰深后下去，墓室大概3米宽，4~5米长，2米高，盗墓者在水里一横杆上摸出编钟等文物；一个月后，该团伙在第一次下去的墓室右侧长方形木质墙边角又开了一个70cmX70cm的方孔斜洞，进到另一个长方形墓室，第二次盗得文物若干。后嫌疑人欲打通主室，从侧室到主室墙厚达两米，因主室的木质结构已经全部塌方，嫌疑人无法进入，只能用手伸进去，而墓室的墙壁上均为彩绘。
高坤介绍，盗墓分子先后三次采用“挤压式爆破盗掘法”盗掘淮南武王墩古墓葬。挤压式爆破，即在地下埋好炸药，爆炸时将泥土挤压到两边，以形成一个可容纳人上下的洞穴。采用挤压式爆破有几个优点，一是盗洞成型快速，比洛阳铲省劲；二是洞壁因挤压的作用，不易塌方；三是地面上不见土，不容被发现；四是，因为在地下爆破、声音小，并不怕被人听到。这需要爆破者对炸药用量进行精确计算。
淮南市谢家集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杨勇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刚参加工作时，盗墓者往往乘着雷雨天作案，这样可以掩盖放炮的声音，挖盗洞也大多采用铁锹进行挖掘。杨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以往一个墓葬需要作业一两个月，如今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盗掘作业。
多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如今的盗墓已经从野蛮式的挖掘向依靠技术开挖的方向发展。
隐秘的盗墓圈子
2018年10月，淮南市警方获悉，盗掘过武王墩古墓的盗墓团伙部分骨干成员准备了大量盗墓工具，蓄意再次赴淮南盗掘廉颇古墓葬。为防止该团伙再次对墓葬实施破坏性盗掘，淮南市警方抽调80余名精干警力分赴河南、山东、江西、淮南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此前，淮南市警方对该案进行了深度经营，摸清了该团伙的基本架构。
该团伙成员包括实施盗掘16人、召集准备3人、技术指导1人、倒卖文物1人、出资方3人，形成了出资、探测、盗掘、运输、倒卖、走私一条龙作业的地下文物犯罪链条。其中出资人和盗墓骨干分子均系河南籍人员，淮南本地“老大”则担任团伙后勤保障和出资角色，山东籍人员负责贩卖文物，构成了一个由河南、山东以及淮南本地人，三省一体的跨区域盗墓团伙。警方发现，从已侦破的盗掘古墓葬案件来看，盗掘团伙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有本地人参与或协助，这样不容易被发现。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经验丰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全国来看，实施盗掘古墓这类的犯罪，已形成了几个高危地区，如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并形成了高度的职业化。
“他们彼此间有一个圈子，通过网络勾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联系。”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合成作战室主任徐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淮南警方破获的案件来看，这些盗墓者往往会有众多“圈内人”的微信群，通过他们特定的渠道，可以在全国联网寻找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是销赃渠道。由于各个犯罪团伙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一处墓葬遗址被某一团伙探出准确位置后，往往引起多个团伙蜂拥而至。
多地流窜作案，形成全国联动，是现如今盗掘古墓犯罪的一个新现象，各地的盗墓者在盗墓过程中甚至会“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淮南市谢家集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杨勇对此感受颇深。杨勇介绍，谢家集区古墓葬密度高，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墓和东汉三国时期袁术墓均在辖区内。2009年，当地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盗窃墓葬群案件，22名盗墓者均是当地村民。到了2017年，当地警方侦破的一起楚考烈王妃子墓被盗案，抓获的8名盗墓分子中，就有5名来自河南开封杞县和山西临汾曲沃县，这两个全国高危地区的盗墓分子与3名当地本地村民勾结进行盗墓。而勾结的原因在于淮南本地人掌握不了爆破和挖掘技术。
事实上，在盗墓的过程中需要一个“组织系统”，成员之间分工明确。从事多年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的淮南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掘古墓团伙，通常都有出资人，俗称叫“支锅”。这些人大多是当地的一些小老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层次都不是太高。如淮南破获的盗掘案件中，出资人身份复杂，有开桑拿浴的，有建筑工头甚至是搞汽车运输的，他们往往手里有一定积蓄，想着以小博大，盗墓一旦成功就能获得巨额利润。
在实施盗墓前，团伙的组织者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收买墓葬附近的当地村民，形成内外勾结。这些被收买的当地人被称为“地主”。
在盗墓团伙中，另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就是懂得打洞和爆破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被称为“工程师”。在实施盗墓的犯罪现场，他们往往担任现场技术总指挥。这些“工程师”要懂天文、地理、风水、星象、气象甚至水土流失。他们以技术为纽带，把这些人员召集到一起，来实施盗墓。在“武王墩”盗掘古墓案中，团伙成员夏玉震就是此类角色。
当“工程师”完成墓穴定位及打洞爆破作业，这时候就需要被称作“苦力”的民工，进行挖土取土作业，最后由专业的人员进行“清坑”。
“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是山西省近年来破获的一起盗墓大案。该案共打掉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15个，破获了2010年至2016年期间陶寺北墓地文物犯罪案45起，抓获了138名文物犯罪分子，共追缴各类文物215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03件，查封、冻结、扣押资金703.9万余元，查封房产40套，查封、扣押车辆144辆。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介绍，该案团伙成员中有懂风水懂技术会探墓的，也有能在当地寻求保护，联系雇佣盗墓人员的组织者。韩智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盗掘古墓葬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各个层级之间互不认识。如挖到墓室发现文物时，负责挖土的“苦力”会立刻撤出，专门识别文物的人员会下坑进行“清坑”作业。他们会将文物打包放进袋子里，用升降设备进行吊运，而前期参与挖掘的盗墓者并不知道墓里出土了何种文物，这也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带来难题。
韩智慧告诉记者，盗墓者圈子比较大，但角色分工中联络人、探墓人、清坑这三类角色是必须有的，且层级相对稳定的。“但他们也是互相穿插的，我可以给你干也能给别人干。”多位受访警方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盗墓团伙中，看似纷繁复杂的分工，其实最关键的角色是团伙里的“联络人”，他们人脉深厚，隐秘的盗墓圈子为他们提供了通达的地下关系网。
暴利的暗黑产业链条
从组织到盗掘、再到运输和销赃，这是一条充满暴利的黑色利益链，且环环相扣。
盗墓者一旦在豪华墓葬中得手，获利十分惊人。2015年，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历时9个月破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涉文物案，甚至被称为“新中国最大盗墓案”：单案控制犯罪嫌疑人数、追缴被盗文物数量最多的案件，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2个，控制犯罪嫌疑人225名，追回文物2063件，经专家估算市场拍卖价值高达人民币逾5亿元。
这些被盗文物中，包括了珍贵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方形玉璧等，涵盖了新石器时代直至清代的1168件（套）文物。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端掉10个盗墓团伙之后，将这些珍贵文物悉数追回。
这是一个规模齐整的盗墓链条：10个盗墓团伙成员中，有被称为“祖师爷”的姚玉忠。姚为盗墓团伙核心人物，浸淫于盗墓30多年的他，被称为“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自称会“看山”以及通过看风水星象来“锁定”盗墓地点。盗墓团队中，还有资深考古人员刘某、监守自盗的遗址抢救性挖掘技工邓某等4名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