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阳县地处关中平原核心区域，北依仲山、嵯峨山，南临泾河，坐山面水，地理位置极佳。明清时期，泾阳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清末民初，泾阳的书院文化特别发达，同治、光绪时期，相继创建泾干、味经、崇实、正谊等书院，宣扬时务，倡导新风，开 一时之风气，享誉三秦。其中，崇实书院开中国西部理工教育的先河，是陕西近代维新思潮的策源地之一，名列清末关中四大书院。 创建于民族危亡之际崇实书院，位于泾阳县城姚家巷内陕甘味经书院东侧，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西学政赵维熙会同陕西巡抚张汝梅奏请建造。原名“格致实书院”，翌年建成后奉批改名为“崇实书院”。在甲午战争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间点诞生的崇实书院，寄予着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兴学强国的殷殷期望。据《创修崇实书院碑记》记载：“倭奴鸱张海宇，震动京朝。士大夫感奋外侮，咸思得一策以自救”，而“为植国势，在植人材，欲植人材，在崇实学”。可见，书院从创建之初就把“崇实学”与“图存亡”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讲求实学，培养人才”。崇实书院由味经书院“时务斋”扩充而成，时任味经书院山长、陕西维新派领袖刘古愚兼任山长，为书院订立“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的学规，突出变法维新，同时注重实业。刘古愚晓谕学生团结御侮，并阐释“乐群”道：“今日第一义，当自能群始。”希望人人都能抛去自私自利之见，共同努力改变民族的危局。《书院章程》分四条：一为设斋分学，创设讲会等；二为“定经费”；三为“立课程而勤求实”，博览报章，试验制造，加练体操；四为“严考核”。经世致用的办学特点，更显书院崇实求变、济民匡世的士人情怀。 重视新学，崇尚实学书院讲堂坐北朝南，面阔五间，东置日晷，西筑儒台；中建牌坊，题曰：“群材孟晋”；东、西分斋，均四架十间。初设致道斋、学古斋在东，求志斋、兴艺斋于西，每斋学生四十人、斋长一人，各以四书五经、春秋三传、三礼、《诗经》与《尔雅》为本，并附西学。其中，“致道斋”主要研习《周易》、“四书”、《孝经》等古贤大儒探究人性、天理的学问，又充分重视外国的风俗、人情等，及物理、化学等近代自然科学，以储备明体达用、贯通中西之材。“学古斋”讲授《尚书》《左传》等历朝历代的史鉴记事，而国外的政治、刑律、公法、条约等亦在学习之列，旨在培养入仕奉选的良才。“求志斋”重在研习《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并学习西方的海军、陆军、农业、林业、矿务等专门技术，希望培养经世致用、切合实用之才。“兴艺斋”研学《诗经》等典籍，兼习《尔雅》等考据训诂之书，并教授外国语言文字以及数学、声学、光学等内容，教导学生寻究制器尚象的原理、本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并为“政事”“工艺”二斋进行学习、实习及议论时局，另设制造处，专供学生实验习艺。相较于陕甘其他书院而言，崇实书院的西学教育更加全面，涉及外国语言、算术、科学、技术、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时政等众多科目。书院的英语、算术、格致等教师均从外省聘请；招收学生，也须经过算术、时事考试而择优录取。据载，崇实书院不仅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早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校之一，还是这一地区最早学习外国语言的学校。理论联系实际是书院教学的又一显著特点。在刘古愚的主持下，书院学生以爱国为己任，学习中西方文化，并注重求实学，做实事，曾在不长时间内成功仿制出日本轧花机。泾阳城郊南、北两处桑园还曾被书院辟为教学实验场地，以培养具有科技知识和生产能力的实用之才。 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在新式教育理念下，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为民族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志士仁人，李仪祉、于右任等济世之才都曾在此就读学习。李仪祉是中国现代水利建设先驱。他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科学技术主持建成大型灌溉工程——泾惠渠，提出的“综合治水”思想更是使中国治理黄河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据《李仪祉传》记述，早在求学期间，“时天旱连年，怀西（注：茹怀西，李仪祉同窗）曰：‘要人工造雨。’仪祉曰：‘学水利也可。’”于右任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早年家贫，但仍埋头苦读，钻研新学；曾投身辛亥革命，追求民主进步；被柳亚子赞为“落落乾坤大布衣，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在《泾原故旧记·序》中回忆：“余……十八岁后往来泾原三大书院（味经、崇实、宏道）。自髫年迄壮岁，一时志同道合之学友，以学问事功相砥砺者多有所表见於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督学沈卫将崇实书院归并到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书院资产复归泾阳，又与味经书院合并改为县工业学堂；今为泾阳县委大院一部分。虽然前后的办学时长仅有六年，但崇实书院在陕西近代教育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崇实书院、味经书院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早讲时务、开新风的维新启蒙学校，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式学校，为陕西开创新风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追溯历史，“经世致用”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传统，内蕴着“横渠之学”的士人情怀。而崇实书院在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亡之际，倡导“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高举“实学兴邦”的旗帜，辐射、引领西北乃至全国的近代文化教育格局，呼唤知识分子治实学、兴实业，共赴国难、共图存亡。这缕以“崇实”之名在中国教育史上闪烁过的微光，承自历史，又相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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